也说老子的“道可道”

    老子的《道德经》开篇第一句“道可道，非常道”，多少年来，诸多注家都大致解为“‘道’，说得出的，它就不是永恒的‘道’”（任继愈《老子绎读》译文，下文所引《老子》原文亦依据该书）。但最近我看到赵汀阳先生提出了一种全然不同于以往的解释（《继续生长，经典才能不死》，《中华读书报》2015年1月21日第9版）：

    我一直认为，这一百年来对这句话的翻译是错误的。我们把第二个“道”理解为“言说”，这不对，因为先秦的时候，“道”在绝大多数的文本里面，都应该是与践行相关的意思。如果“道”是“言说”的意思，先秦时候的表达应该是“道可言”，不应该说是“道可道”。把“道”理解为“言说”，这是受了佛教的影响，现代以来又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我认为，“道可道非常道”，真正的意思是“有规可循之道就不是普遍之道”，这样才是通的，因为老子通篇谈论的都是实践的问题，没有谈论过知识论的问题，而“可说”是知识论的问题。你会发现，把“道可道”理解为“有规可循之道”，就进入到了中国哲学最拿手的实践问题，这个才是中国思想的核心。

    赵汀阳的说法在《老子》研究领域也许可称得上“石破天惊”之言，我乍看到此文也觉颇有创意，还用手机拍下来发给朋友参考。后来静下心来细想，又产生了不少疑问。这些天来，为了求证赵的说法又翻了几本古书，这些工作和思考使我得出了与最初看到此文时完全不同的结论，下面就写出来与赵汀阳先生商榷，并就教于方家。

    一

    当赵汀阳说“这一百年来对这句话的翻译是错误的”之时，他似乎忘记了一个事实：对“道可道”的解释并不止于这一百年，早在两千多年前，法家的著名理论家韩非便在其名篇《解老》中对这句话作了最早的解释：

    凡理者，方圆、短长、粗靡、坚脆之分也，故理定而后可得道也。故定理有存亡，有死生，有盛衰。夫物之一存一亡，乍死乍生，初盛而后衰者，不可谓常。唯夫与天地之剖判也具生，至天地之消散也不死不衰者谓“常”。而常者，无攸易，无定理。无定理，非在于常所，是以不可道也。圣人观其玄虚，用其周行，强字之曰“道”，然后可论。故曰：“道之可道，非常道也。”

    在韩非看来，“理就是万物的方圆、短长、粗细、坚脆的区别，因此理确定以后事物才可能得到说明。所以确定的理有存亡，有生死，有盛衰。万物有存有亡，忽生忽死，先盛而后衰的，不能叫做常（永恒）。只有那种与天地的开辟一起产生，到天地消散仍然不死不衰的才叫做‘常’（永恒）。所谓常（永恒），是说没有变化，没有定理。没有定理，不处在固定的某一点上，因此无法说明。圣人观察到‘常’的玄虚，依据它普遍运行的法则，勉强给它起个名字叫做‘道’，然后才可以论说。所以《老子》上说：‘道如能用话说得出来的，就不是永恒的道了。’”（韩非原文和译文均源自《韩非子》校注组编写、周勋初修订的《韩非子校注》（修订本），凤凰出版社2009年8月第一版，以下所引《韩非子》文句亦出自该书）

    这段话从前往后看，“故理定而后可得道也”，此处的“道”，似乎只能理解为“言说”；如果你硬说它是“遵循”之意，那么这些万物的“方圆、短长、粗细、坚脆的区别”确定之后，它得以“遵循”的又是什么？请注意，韩子在此并不涉及万物是否“有规可循”的问题，他关心的是“理”的短暂与恒久的问题——“故定理有存亡，有死生，有盛衰。夫物之一存一亡，乍死乍生，初盛而后衰者，不可谓常。唯夫与天地之剖判也具生，至天地之消散也不死不衰者谓‘常’。”译文把这个“常”译为“永恒”我以为是贴切的。而此无变化无常理且无固定所在的“常”也因此而无法用言语来描述——“而常者，无攸易，无定理。无定理，非在于常所，是以不可道也。”请问，此处“是以不可道也”之“道”，如果不是“言说”，又是什么？如果说它是“遵循”，那么便是说韩子在此阐释的“常”是“不可遵循的”。但这种理解恐怕韩子难以苟同，因为就在这篇《解老》中，韩子便有对“道”的明确阐释：“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天得之以高，地得之以藏，……圣人得之以成文章。”（末句“文章”在周书中释为“文采，这里指礼乐刑政等文物制度”）由此可知，在韩子心中，“道”不仅可被大自然得之，也可被圣人得之，由此才会有作为盛世保证的“文章”。而在前边，在解释《老子》五十八章时，韩子更是明确提出：“夫缘道理以从事者，无不能成。”“缘道理以从事”难道有一丝一毫“道不可遵循”的意思吗？韩子说：“圣人观其玄虚，用其周行，强字之曰‘道’，然后可论。”注意，此处的“可论”与前边的“不可道”适成对照，韩子似乎预测到两千年后可能有人会对作为“言说”的“道”作出不同的解释，预先在此加以说明一下，接着便引出了“故曰：‘道之可道，非常道也。’”至此，韩非对老子这句名言的解释似乎是明明白白了。

    二

    赵汀阳说，在先秦时，“道”在绝大多数文本中都表示与践行相关之义；把“道”理解为“言说”是受了佛教的影响，后来又受到西方的影响。为了验证赵的说法，我特意翻了翻几本先秦的典籍，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在先秦的语言中，表示“言说”的词不少，如曰、云、言、语、谓、名等。除了表示“说”的“曰”之外，可能“言”字用得最多，它不仅有“说”的意思，还有“话”“语言”“对……说”等意思，表示这类意思时，“言”以及与之相似的“语”“谓”“名”等均不能用“曰”来代替。

    “道”在先秦典籍中有多种含义，例如“规律”“法则”“治国之法”或“治理之途”“（正确的）原则”等意思，在不同语境中，还有“道义、道德”“遵行”“引导”“治理”“端正”等意思，自然，少不了其本义“道路”及其转义“途径”，但这些含义，似都没有《老子》之“道”（宇宙万物的本原、本体）的内涵丰富广泛。我们的问题在于：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道”在先秦典籍到底有没有表示“言说”的用法？赵汀阳先生敢于对先秦之“道”表“言说”说无，足见其胆识过人；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先秦典籍竟然硬是“违规”地一再用“道”来表示“言说”之意：

    1．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丑也。（《诗经·鄘风·墙有茨》）

    2．耳不听五声之和为聋，目不别五色之章为昧，心不则德义之经为顽，口不道忠信之言为嚚。（《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3．“如切如磋”者，道学也。……“有斐君子，终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大学》）

    4．《皇矣》道之曰：帝谓文王，予怀明德，……顺帝之则。（《墨子·天志中》）

    5．非独子墨子以天之志为法也，于先王之书，《大夏》之道之然：“帝谓文王，予怀明德，……顺帝之则。（《墨子·天志下》）

    6．《太誓》之道之曰：纣越厥夷居，不肯事上帝，……（《墨子·天志中》）

    7．滕文公为世子，将之楚，过宋而见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孟子·滕文公上》）

    8．陈相见孟子，道许行之言曰：滕君则诚贤君也；虽然，未闻道也。（《孟子·滕文公上》）

    9．夫大道不称，大辩不言，……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辩，不道之道？（《庄子·齐物论》）

    10．（孔子）曰：“丘也闻不言之言矣，未之尝言，于此乎言之。市南宜僚弄丸而两家之难解，孙叔敖甘寝秉羽而郢人投兵。丘愿有喙三尺！”彼之谓不道之道，此之谓不言之辩，故德总乎道之所一。（《庄子·徐无鬼》）

    11．古之人其备乎！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明于本数，……其明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庄子·天下》）

    12．墨子称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数。（《庄子·天下》）

    13．客有道曰：孔子曰：“周公其盛乎。身贵而愈恭，家富而愈俭，胜敌而愈戒。”（《荀子·儒效》）

    14．相人，古之人无有也，学者不道也。古者有姑布子卿，今之世，梁有唐举，相人之形状、颜色而知其吉凶、妖祥，世俗称之。古之人无有也，学者不道也。故相形不如论心，论心不如择术。……君子之谓吉，小人之谓凶。故长短、小大、善恶形相，非吉凶也。古之人无有也，学者不道也。（《荀子·非相》）

    15．孙卿子曰：不然。臣之所道，仁人之兵、王者之志也。（《荀子·议兵》）

    16．孙卿子曰：凡在大王，将率末事也。臣请遂道王者诸侯强弱存亡之效、安危之势。（《荀子·议兵》）

    17．请成相，道圣王，尧舜尚贤身辞让。（《荀子·成相》）

    18．孔子对曰：所谓庸人者，口不能道善言，心不知邑邑……（《荀子·哀公》）

    19．今学者皆道书策之颂语，不察当世之实事，曰：上不爱民，赋敛常重，则用不足而下怨上，故天下大乱。（《韩非子·六反》）

    看罢这些来自先秦典籍的例证，大概不会再有人对当时的“道”字可表示“言说”之意有什么疑问了吧？

    三

    赵汀阳在文中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道”是“言说”的意思，先秦时候的表达应该是“道可言”，不应该说是“道可道”。赵的说法不能说没有道理。事实上，当我们把“道可道，非常道”的第二个“道”理解为“言说”时，则由此句便可推出“（常）道不可道”，也即“道不可道，可道非道”，而这便是《庄子·知北游》中的一段话：“无始曰：……道不可言，言而非也。……无始曰：有问道而应之者，不知道也。”哈，赵先生的猜想（如果“道”是“言说”的意思，先秦时候的表达应该是“道可言”）竟然是对的！也即按照赵先生的逻辑，“道”是“言说”的意思已得证（唯一的不足仅在于，此处论“道”的是庄子而不是老子）。同时考虑到庄子在前述《齐物论》中的“夫大道不称，大辩不言，……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辩，不道之道？”，考虑到《老子》第二十五章中的“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以及《老子》第三十二章的“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莫能臣也”，则“道可道”即“道可言”已是非常明白了。那么，老子为何不按照“先秦时候的表达”写成“道可言”呢？

    《老子》的第一章前两句是这么说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在这两句中，第一、三个“道”与第一、三个“名”是对应的（都是表示概念的名词）；如果第二个“道”是“言说”的意思（根据本文一、二部分的解释和例证，这一点已很清楚），它与第二个表示“叫得出”（也是一种“言说”）的“名”自然对应得很完美。反之，如果如赵汀阳所说：“老子通篇谈论的都是实践的问题，没有谈论过知识论的问题，而‘可说’是知识论的问题。你会发现，把‘道可道’理解为‘有规可循之道’，就进入到了中国哲学最拿手的实践问题”，那自然是很美妙的，只是此时赵先生似乎完全忘记了下面还有一句“名可名，非常名”！老子似乎没有那么低能，在第一句进入了“中国哲学最拿手的实践问题”之后，随即便毫不犹豫地跳入了谈“可说”的“知识论”的陷阱。而且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当赵汀阳无法把“名可名”的第二个“名”从“言说”的理解中拯救出来时，这种“‘可说’是知识论的问题”与“老子通篇谈论的都是实践的问题，没有谈论过知识论的问题”便出现了无法解决的矛盾。

    老子不说“道可言”而说“道可道”，并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问题。作为我国先秦时代最伟大的哲学著作，《老子》又称《道德经》，既然是“经”，它就如《左传》《墨子》《韩非子》中的“经”一样，具有简洁精警的特点，不仅如此，《老子》中的语言在许多地方如同《韩非子》中那独具一格的《扬权》一样，也具有韵文的美妙风格。不论是就文章的哲学抽象的高度和所引发议论的广度及深度来说，还是就语言形式和声音的美感而言，显然，“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比“道可言，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或“道可言，非常道。名可言，非常名”要强得多。

    老子作为孔子的前辈或同辈，其生活的时代与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相距不远（柏拉图生于孔子去世后52年，约与墨子是同时代人）。在柏拉图那里，我们时可见到基于语词多义性并具有高度抽象性的逻辑推理（其中尤以《巴门尼德篇》为最）。如果说，在这篇伟大的“五千言”中，慧黠的老子也会故意玩一点儿基于语词多义性的抽象玄妙的语言戏法，岂不是顺理成章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吗？赵君何怪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