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墓志铭对“人”的突出书写

    墓志铭作为我国古代的一种重要的应用文体，以“墓志”叙述逝者生平，以“铭”表达情感、寄托哀思。墓志铭最早可溯源至秦汉，其史学和文学价值在唐以后逐步凸显。而初唐墓志铭在诗歌启发下对“人”的书写（即精神层面的变革）以及所体现出的时代文人价值观的转变也值得进一步地关注与探讨。

    作为文学革新的领军人物，陈子昂和王绩以他们或壮伟豪迈，或质朴隐逸的诗风在初唐文坛独具一格。而他们的墓志铭创作，以其有别于时代的生动真实和对个人精神的书写，给墓志铭注入了初唐时期文人特有的精神风貌和个人情怀，是文学发展受当时文化影响的必然。

    一、对个人志向的发扬——初唐文人思想精神特征

    初唐时期是文学由汉魏向盛唐发展的初步变革时代。在文学走向繁荣的过程中，除了文学观念、题材、形式等文体文风方面的影响，在精神层面上，初唐文人中的渐趋昂扬的人格精神，则代表了那个时代文学的灵魂。这种精神表现在墓志铭中，就是对“人”的突出书写。

    墓志铭真挚的情感，寄托的是存者对逝者的追忆与哀思，“逝者长已矣，生者如斯夫”。初唐社会的发展为士人们展开了一条宽阔的人生之路，使之形成了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及道德意识和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士人们在有感而发的创作中，不遗余力地抒发抱负。体现在墓志铭中，就是其中哀而不伤、积极向上的气韵和对个人志向的发扬。

    作为诗人，陈子昂的唐诗风骨，对一代诗歌有着关键性意义。他身上“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孤傲之情和“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的豪侠之气是自我意志与人生追求的表现。他立足于现实精神以史传笔法创作的墓志铭，是“以情纬文”，更可以说是“以志纬文”。

    陈子昂在为其父所作的《我府君有周居士文林郎陈公墓志铭》中，详写父亲的教诲来表明自己的志向：“吾幽观大运，贤圣生有萌芽，时发茂，不可以智力图也，气同万里而合，不同造膝而悖，古之合者，百无一焉……呜呼！於戏！吾老矣，汝其志之。”在《堂弟孜墓志铭》中：“实谓君有群逸群之骨，拔俗之标，超山越壑，可以骏迈也。岂其天绝，丧兹良图，呜呼！其元命欤？遭命欤？天不忱欤？道固谬欤？”他用二者壮志未酬的遗恨，勉励自己。

    唐代文人，既有自视甚高、建功立业的傲气，又有不满于怀才不遇、才高位卑的傲骨。主观精神遭到现实的彻底否定之后，归隐和宗教就是它的退路和栖身之地。诗人王绩就是初唐时期隐逸文人典型，他的自撰墓志铭，给单调的墓志协奏曲，加入了第一组创新音符。

    自撰墓志铭较为特殊，因其由作者本人为自己所撰，毫无疑问最能体现作者对自己的人生评价和思想情感。初唐时期，当文人们宏伟的志向面临无奈人生的失望时，梦想与现实的反差触发了他们在创作中强烈的不平之气。诗人王绩的诗歌，以对宁静淡泊隐逸生活的描写，化解心中郁愤。而他的自撰墓志，体现出了他不羁的性格和“三仕三隐”的独特人生体验与感悟。

    他称自己“有父母，无朋友，自为之字曰无功焉”“有道于己，无功于时”“天子不知，公卿不识”，不同于世、怀才不遇的愤懑之情跃然纸上。“无功”二字，既是无奈，也是自嘲。“不读书，自达理。不知荣辱，不计利害”体现了诗人不羁的姿态。“四十五十，而无闻焉。于是退归，以酒德游于乡里。往往卖卜，时时著书。行若无所之，坐若无所据。乡人未有达其意也。”王绩用平实的语言，描写归隐后的生活，虽有隐逸闲适之心，却难掩孤独失落之情。这种无可奈何之下选择遁世的孤傲，不能不说也是一种独特的寻求自我解脱的人生志向。

    二、对人格的尊重与肯定——初唐文人价值观的转变

    前代墓志铭始终是千篇一律的“歌功颂德”而非具体人物刻画。陈子昂、王绩墓志铭中对“人”的书写不仅“画龙点睛”，利于人物立体化和文体发展，其对人特殊性的发扬也是对于逝者人格的一种尊重。这种变革体现出历史精神的进步。

    （一）对个体自身的关怀

    唐代文学由对贵族群体性抽象性赞颂转向普通个人的描写。这种对个体自身的关怀和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引领了整个时代的社会思潮。

    首先体现在对自己人生的责任感。前朝墓志铭大多是他人为逝者所作，王绩“身死之日，自为铭焉”的洒脱，是一种自觉的自我总结。他突出自身作为文人个体的特殊性，通过对自己不同于世俗的性格和独立人格的审视，让人们记住了这一位走在时代颂歌之外的文人，在生命尽头为自己画下别具一格的句点。

    其次，是一种个体对于社会的使命感。陈子昂以实录的精神、针砭时弊的眼光、史传的笔法所创作的墓志铭，意义不仅在于对人物进行了客观公正的评价，还有对统治阶层的不满和抗争精神。如《汉州雒县令张君吏人颂德碑》中，不乏对腐败政治的影射和对皇帝听信小人谗言的愤慨：然则国有小大，政有污隆，遭其和平，则循理之功易；值其凋瘵，则革弊之业难。况罹乎荐瘥，救其涂炭，力倍於中，而功不半之；利尽其仁，而泽未全洽。陈子昂在墓志铭中，既有对饱受压抑的下层官吏的“哀其不公”，但更多的是不甘沉沦，力图建立清平时代的豪壮力量与使命感。

    最后，对个体的关怀还体现在描写特殊人群。在唐朝较为开放的阶级观念下，女性生活命运得到更多关注。初唐从杨炯《彭城公夫人尔朱氏墓志铭》开始，就出现了较多别具一格的女性墓志铭。虽然以贵族女性较多，但不再盲目以封建纲常赞颂妇德，而是着重女性作为人的生活情感和在社会中的地位。

    总之，初唐墓志中寻求自我的个性心理、个人与社会结合的思维习惯和实现价值的人生理念以及对人的命运的关注是对个体社会价值的肯定。

    （二）对生命的书写——人性人道精神

    对个体的关怀，上升至更高的层面，便是对生命价值的努力诠释。有唐一代的文人们对墓志铭的意义，有了更加清醒的认知。千篇一律的歌功颂德，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对生命价值虚伪的亵渎。生命存在的意义不是为社会披上虚假的华丽外衣，而是要让社会在无数个真实个体的堆积下呈现出它真实的面目，使个体生命在历史长河中获得永恒。因此，他们以正确的态度书写死亡。他们笔下的墓志铭的变革体现着看淡生死、看重价值，通过理性的思索探寻生命尊严的意义。

    陈子昂在《故宣议郎骑都尉行曹州离狐县丞高府君墓志铭》中写道：“位卑黄绶，志在清规”“诗书琴酒，以观先达之风；山水邱园，将为遗老之赏。”在《周故内供奉学士怀州河内县尉陈君石人铭》中称陈君“行高职卑，不改其操，学优禄薄，不怨於天，四举有道，三历下位，宴如也。”二者突出的都是士人在佛道思想影响下淡泊名利，进行自我调适的生命质量。《率府录事孙君墓志铭》中，子昂称孙君为“有唐之不遇人也”，写下层官吏的不幸，最后以一句“呜呼！天道岂欺也哉？而已知卒不与，其遂能无恸乎？”就墓主的不幸命运和存在价值进行追问，由墓主一人之不幸推及普天之下所有寒士之不幸。

    （三）时代文化背景下文学价值观的转变——艺术精神

    初唐文人在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对“人”的重视，是时代文化背景下文学价值观和思想观念的体现。唐代的文人，在文化交融的氛围中真正具有了艺术的精神，在总结和传承的基础上自觉地追求文学上的借鉴创新。他们以批判继承和寻求自由的文学价值观，以求知似渴和个性解放的文人姿态，赋予了时代文学生动的内蕴。诗歌的内涵，是以个体为基准对生命的歌颂；墓志铭的意蕴，是理想的演绎下对生命的悼念。

    文学价值观的转变，首先体现在创作动机的自觉化。初唐文人创作动机不局限于虚美社会，具体表现为对前代墓志铭的批判继承。文人们跳出藩篱，使墓志铭成为一种具有历史意义和社会价值的传记文学，一种可以“明史”和“明道”的充实的文学。

    其次，初唐文人地位的提高，使他们具有追求自由和个性解放的姿态。“世界上任何的文学，都是和时代、个人‘三位一体’的结合。”唐代文人们以时代为基准，从个人出发进行创作。最后，从艺术效果来说，初唐墓志铭中体现的趋近于诗的美学追求，既是一种浪漫主义文风的表现，同时也是文人开阔文学观念和艺术精神的展示。

    总之，初唐墓志铭在思想精神方面的发展，为整个唐代的墓志铭创作的兴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唐时期，墓志铭名作迭出，韩愈、白居易等大家沿着初唐墓志铭的发展轨迹，使墓志铭在人格内涵的书写上更加深入细致，情感抒发上更加真切动人，在质量上实现了新的跨越。墓志铭真正成为了兼具精神价值和审美价值的文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