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一本关于纳粹恶魔的新书，一篇关于政治和家史的学者特写，将世界著名的社会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萨斯基亚·萨森（SaskiaSas⁃sen）推到了舆论的风口。
2014年12月5日，美国《高等教育纪事报》以《萨斯基亚·萨森遗失的一章》为题，刊发马克·帕里（MarcParry）的长文，深入挖掘萨森的纳粹家史，引起教育界的广泛传阅。
杀人狂总在星期天来访
文章的开篇引人注目：
“杀人狂总在星期天来访。将近六十年以后，萨斯基亚·萨森仍能勾画出他登门时的情景。一个枯瘦的男人，身穿雨衣，头戴黑帽，近于麻痹的脸上挂着苦涩的假笑。客人和她父亲，连同一台磁带录音机，遁入紧闭的门后。他们在屋里一待就是几个小时。”
1949年1月5日，萨森生于荷兰海牙，第二年便与父母迁居阿根廷。瘦子访客登门之初，她大约十岁，不知道来客的身份，也不知道他与父亲谈话的内容，她只知道母亲厌恶此人，他的来访引发了父母之间的激烈争吵，“我想弄明白这是怎么了。我非得知道不可。”她告诉帕里。
萨森日后在南美和欧洲求学，最终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并留美执教，很快成为全球化和跨国移民领域的权威学者，以1991年出版的《全球城市：纽约，伦敦，东京》（The Global City:New York,London,Tokyo）享誉世界，影响力远及于社会学之外的经济界、政治界、新闻界和哲学界，成为全世界众多学府、智库乃至政府机构的座上宾。帕里说，她的推特账号（@SaskiaSassen）追随者已达两万四千人（现已增至两万六千八百人）之众，记录着她在大小媒体和各类会议上的频密亮相。她的朋友、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院长克雷格·卡尔霍恩（CraigCalhoun）说：“如果你想问：‘萨斯基亚·萨森在哪里做田野调查和研究呢？’——她就在国际航班商务舱的座位上做这些事，因为她会和碰巧坐在旁边的人交谈。”
去年，萨森教授访问了中国，并在多地发表演讲。
施汤内特挑战阿伦特
萨森家的瘦子访客正是战后亡命南美的纳粹、大规模屠尽犹太人计划的实施者阿道夫·艾希曼。1960年5月，以色列特务机关摩萨德将其绑架并秘密运到以色列，次年4月在耶路撒冷公审。
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在现场旁听了审判，并以其法庭观察写出名作《艾希曼在耶路撒冷》（Eich⁃mann in Jerusalem），1963年成书。她把艾希曼视作“恶之平庸”的化身，认为他缺乏主见，没有思想，只是照章办事、伏案杀人的官僚，而非精神变态者、受到恶毒政治思想驱动的人或有别于正常人的人。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在问世之初便引发了争议，半个世纪不曾平息，但从没有像最近几年这样受到挑战。
德国哲学家和历史学家贝蒂娜·施汤内特（Bettina Stangneth）基于翔实史料写成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之前：一个杀人狂未经审查的人生》（EichmannvorJerusalem–
DasunbehelligteLebeneinesMas⁃senmörders）一书于2011年在瑞士出版，去年9月方由克诺普夫书局发行露丝·马丁的六百页英译本，立刻引起轰动。
施汤内特的这本书从根本上动摇了阿伦特关于艾希曼的主观分析，将他从一个唯唯诺诺、奉命行事的平庸官僚，纳粹庞大杀人机器上一颗普通的螺丝钉，还原为一个信仰坚定、思想敏锐、逻辑清晰、对纳粹意识形态有强烈认同、并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深感骄傲、对屠杀的初衷至死不渝的人和“最终解决方案”的总工程师，换言之，他主导的集体屠杀行为绝非由于听命领袖的“恶之平庸”，相反，这是他所追求的宏大事业的必然结果。他就是恶，而且绝不平庸。
纳粹父亲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之前》着重使用了他被摩萨德绑架之前在阿根廷所做的多次访谈。这些口述史料清晰地呈现了艾希曼对纳粹主义的信念和对屠杀事业的态度，采访者名叫威廉·萨森（Wil⁃lemSassen），是一位来自荷兰的纳粹，也是萨斯基亚·萨森的父亲。
我们回到马克·帕里在《高等教育纪事报》上发表的文章。他指出，施汤内特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之前》在挑战阿伦特的结论之余，也一并将萨森隐密的家史公之于众。
对父亲的过往，萨森教授过去一向三缄其口，既不在自传性质的文章里写到，也不与朋友和同事多谈。“但是近年来，随着档案记录的曝光，随着学者、记者和电影人要求她参与涉及父亲历史的种种项目，萨森已经发现，她得不断地面对自传中缺失的这一章了。”帕里写道，“她回绝了大部分的制片请求。当她谈起阿根廷的岁月，就像她最近对我开口时那样，她的眼睛不时因为激动而湿润。”
“如果有1030万犹太人”
1998年，贝蒂娜·施汤内特在德国电视上看了一部名叫《阿道夫·艾希曼：灭绝者》的纪录片，并敏锐地注意到片中使用了新近发现的录音资料，即威廉·萨森当年在阿根廷对艾希曼所做的访谈，于是展开进一步的调查，不仅大量利用萨森的艾希曼录音，在写作期间，亦曾与萨斯基亚·萨森多次通信，其结果便是，《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之前》从某种程度上也成为了一部微型的威廉·萨森传记。帕里说，这一部分读来宛如间谍小说，战地记者、小说家、演员、煽动分子、纨绔子弟，威廉穆斯·安东尼乌斯·玛丽亚·萨森全都有份扮演。但是，“如果说萨森的人生中有一件事始终不变，那便是他对国家社会主义的迷恋”。施汤内特写道。
萨森不是杀人的凶手，但二战期间，他加入了负责采写和发布前线战事报道的党卫军宣传系统。战后，他携家带口逃奔阿根廷，与当地人和德国难民组成的圈子交往密切，这些人仍然心怀大志，图谋“在德国煽动革命”。萨森家的客厅成了流亡纳粹学术座谈会的会场，与会者在此讨论图书，发表演讲，志在国家社会主义的复兴。他们将大屠杀历史看作敌人的宣传，图谋破坏，一心使之失信于民。
因为处理犹太人事务的丰富经验，艾希曼获得了与会邀请。但根据1957年的一份记录，他并未帮助阴谋小组撇清国家社会主义与大屠杀的关系。相反，他做了坦白。
“如果有一千零三十万犹太人……我们就杀一千零三十万，我会感到满意，会说，好，我们摧毁了敌人。”艾希曼告诉阴谋小组的诸位成员，“在今天存活下来的所有人类族群中，如果我们根除了这个最狡猾的族群，那就为我们的骨血、我们的人民和[世界]人民的自由尽到了我们的责任”。
惊险活动的大本营
施汤内特发现，在这些谈话的过程中，威廉·萨森对所听到的集中营血淋淋的细节深感震惊，但他确信艾希曼受人操纵，才组织实施了这些罪行。他原想写一本书，但最终流产。1960年摩萨德绑走艾希曼后，有关萨森出卖他的传言便在阿根廷流布，德国难民开始认为与萨森交往是危险的。
据尼尔·巴斯科姆（NealBas⁃comb）2009年出版的《追捕艾希曼》（HuntingEichmann）一书所述，艾希曼被绑架不久之后的一个午夜，他的儿子们拿着武器来到了萨森家，疯狂地寻找自己的父亲。去年10月底，萨斯基亚·萨森在纽约家中对马克·佩里谈及有关当时的一些记忆碎片：母亲要他走开。她想法回来。电话铃响个不停。其他纳粹接到了警报。歇斯底里。
母亲害怕了，想带孩子们回欧洲，但父亲不同意。家里一片混乱。“对我来说那就是惊险活动的大本营。”萨斯基亚·萨森说，“我根本不睡觉。那段时间我都不记得要去上学……有了那样的经历之后，学者们担惊受怕的很多这种事情——安全啊，工作条件啊——统统都成了小儿科。”
1962年6月1日，艾希曼被绞死在以色列。威廉·萨森把艾希曼访谈的一部分卖给了美国的《生活》杂志，但聪明地篡改了手稿，隐藏了他与艾希曼的真实关系，将自己装扮成了一个在酒吧里偶遇杀人狂的记者。
在家里，面对着早熟的女儿，他并不掩饰自己的政治观点。帕里写道：“父亲和女儿讨论战争、政治，以及种种在学校里不会教的事情。萨斯基亚·萨森声称自己在12岁就成了共产主义者。”她告诉帕里：“我们就像两个小泰坦，不停地进行着政治辩论。一谈到政治，我们的意见完全相左。很显然，我所受的政治教育里有他的一份。”
苏珊·桑塔格的问题
父亲相信强大的政府，常常大谈政治体制的运作而不是个人的信念。萨斯基亚·萨森说，这一点对她也许是有影响的，“我对体制问题非常感兴趣”。
她感兴趣的还有离家远行，小小年纪就到欧洲留学。1969年来到美国，就读于印第安纳州的圣母大学，哪怕作为没有文凭在身的非法移民，也要奋勇求学，不仅终于获得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博士学位，还在日后赢得了喜欢标新立异的学术声名。
帕里写道，萨森的学术生涯始于纽约城市大学的皇后学院，校内正统犹太人数量众多。她还加入了纽约人文学院，许多背景各异的知识分子在此济济一堂，其中有作家苏珊·桑塔格和流亡的苏联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这些人了解历史，也认识汉娜·阿伦特，读阿伦特的书。更有甚者，她日后的丈夫、同为社会学家的理查德·森尼特（Rich⁃ardSennett）还是阿伦特的学生。
1963年，阿伦特出版了《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书中提到了威廉·萨森所做的采访。萨斯基亚·萨森更为警惕，处处留神，避免与人谈到布宜诺斯艾利斯。
“我努力不交太多非常个人的朋友。”她告诉帕里，“因为我知道，那样一来，我就得卷进我不想谈的历史旧事。”
八十年代中期或晚期的一天，苏珊·桑塔格直截了当地问她：“你在阿根廷有什么故事？”
萨森愣住了。她一直在准备应对这样的问题，却仍然不知道如何开口。
“很复杂。”她说。
“我父亲憎恨希特勒”
父亲死于2002年。两年后，桑塔格也死了。但她的问题没有被埋葬。帕里说，此后十年里，由于父亲和艾希曼的关系吸引了众多的研究者，萨斯基亚·萨森终于在一系列的影视和纸媒采访中对桑塔格式的问题作出了回答。2010年，一部德国剧情纪录片《艾希曼的命运》艺术地再现了童年的萨斯基亚。片中既包括对她所做的采访，也雇请儿童演员，演绎出前几十年前布宜诺斯艾利斯月黑风高的访谈之夜，小萨斯基亚为一个头戴黑帽的瘦男人打开家门。
这些亮相引起观众和读者的不同反应，他们发来邮件，或通过社交网站进言，有的无害，如：“噢，我才知道。”有的恶毒，要她洗个“齐克隆浴”。齐克隆B是纳粹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用来对囚犯实施集体屠杀的毒气。
贝蒂娜·施汤内特也参与了《艾希曼的命运》的制作，她告诉马克·帕里：“我发现她接受这些采访是非常勇敢的。摄影机摆在面前的时候谈这样的事并不容易。”
“但让我惊讶的是，”帕里写道，“萨森一直没看这部影片。她也没读施汤内特的书。而我和她谈她父亲越久，她的描述与施汤内特所写内容的冲突就愈加清晰。在女儿的叙述中，威廉·萨森是个更讨人喜欢的形象。有点狂热，是的。投身纳粹的记者，是的。但也是一个对戏剧和新闻业抱有极大热情的人。”
在施汤内特笔下，威廉·萨森从青年时代起就受到了希特勒的感召。她告诉帕里，艾希曼落网后，萨森篡改了采访记录，并且从未公开原始录音，以保护艾希曼。《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之前》一书也写道，即使到了1991年，在接受阿根廷电视台的采访时，他仍然在为奥斯威辛集中营医生约瑟夫·门格勒在囚犯身上所做的种种残忍实验辩护。
然而，萨斯基亚·萨森告诉帕里，父亲“不喜欢纳粹”，他与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发生过冲突。“我父亲憎恨希特勒。”萨森说，“他憎恨他。”
她说她不记得父亲有过光复纳粹统治的梦想，也不记得他要将大屠杀贬为敌人宣传的行动。在她看来，威廉·萨森给人留下了流亡纳粹分子喉舌的印象。他在外为纳粹执笔，在家里说到这些人却破口大骂。他之所以写了那些“荒唐的文字”，只是为了有份收入。“我父亲其实更多是记者，一个找素材的记者，而不是纳粹的支持者。”萨森告诉帕里，这并不意味着施汤内特在书里撒了谎，“她只拿档案说话……她不理解我在家里经历的事情”。
“迷人的老绅士”
帕里继续求访萨森的亲友，尝试着寻找家史问题与她的学术生活之间的联系。萨森的丈夫森尼特不认为旧事起了什么了不得的作用，无非是让妻子年轻时一有可能便离家而去，建立自己的生活。
哈佛大学高级研究员苏珊·法因斯坦（SusanFainstein）在皇后学院时期就与萨森相熟，她感到个人背景与学术专业之间确有联系。“我认为她对身为移民的人、对不属于任何特定地点的人的关心，正是源于她童年时代的独特性。”法因斯坦告诉帕里，她视萨森为好友，甚至请威廉·萨森吃过晚餐——她回忆说，他是个“迷人的老绅士”——但即便如此，萨斯基亚·萨森也没有对她讲过自己的过去。只是后来在读到《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之前》时，身为犹太人的法因斯坦才对此事的意义产生了重视。“我真希望她那时能跟我明说，并且给我在此事基础上还要不要邀请他来吃晚餐的选择。”法因斯坦说。
这个例子说明，在过去漫长的时间里，萨斯基亚·萨森怎样严格地保守着自己的秘密。她的朋友克雷格·卡尔霍恩则说：“在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里，萨斯基亚都把此事区隔开来了。”
现在“她仍然试图这样做”。马克·帕里在《高等教育纪事报》的文章中写道，在家中热情地接待他并接受采访之后，萨森又通过一系列的电子邮件，试图控制帕里采访对象的范围，进而影响文章的导向。
萨森在电子邮件中指出，“真正的故事”是她怎样“克服种种不同寻常的艰辛，成为了一位世界知名的学者”。
帕里说，贝蒂娜·施汤内特与萨斯基亚·萨森产生了情感上的共鸣。因为德国人对这样的家族故事耳熟能详，比如一个小朋友很爱自己的爷爷，某一天却得知他曾经领导过一座集中营。
“我无法想象身为威廉·萨森的女儿同时又是萨斯基亚这样一位公众人物意味着什么。”施汤内特告诉帕里。
她认为自己在书中对威廉·萨森的描述是正确的。他曾花了六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来写一本关于艾希曼的书。几年前，就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之前》出版不久，施汤内特发现了这部未完成手稿的一份副本。可以看出，书写得很苦。威廉·萨森试图让世界相信，犹太人不是德国历史真正的牺牲品，艾希曼才是。
帕里的文章见报后，萨斯基亚·萨森曾投书《高等教育纪事报》，为自己辩解。信件全文请见今日读书报第4版。
缩小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