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情境下人文性、精神性很重要

    编者按：21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在精神特征、话语表达，在价值、美学和艺术策略上既有坚持，又有新变，在文学史意义上已经构成一个相对完整和独特的文学时代。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陆续《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1—2010）》，在编纂中体现的视角有何独特之处？对于第一个十年文学的基本格局和重要史料进行梳理有何价值？他们遴选出的重要作家和重要作品，对于文学开展深入研究有何意义？本报记者专访《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大系》顾问洪子诚、陈思和。

    读书报：南京师大出版社最近出版了《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大系》。您如何看待这部大型书系的出版？

    洪子诚：新文学的文学大系的编纂始于上世纪30年代，也就是大家很熟悉1935-1936年良友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赵家璧先生主编，共十卷的，选录范围是新文学的头十年，即1917到1927年。这套书影响很大，直至现在，还是文学研究者和大学现当代文学教学重要参考书，读者里面也包括一些文学爱好者。这个“大系”，现在也成为文学史研究的对象。它为诞生不久的新文学的历史地位的确立，起到重要作用；它本身就是一种文学史撰述的方式。当然，这部书影响很大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当年的各卷主编，都是新文学运动的“干将”，他们既是著名作家诗人，又是批评家、理论家。这种条件，不是任何时期都能有的。

    因为社会经济、文学、出版等等都发生很大变化，80年代以后编的“大系”，影响都不及赵家璧主编的那十卷。这个变化是可以理解的。现在的文学创作无论样式、形态、数量，都是新文学的头十年不可比拟的，对创作和文学现象把握的难度更大。各种出版物，包括各种选本、研究评论的书都很多。读者、研究者无需倚重“大系”这类编著，获取资讯有更多渠道。另外，也和后来“大系”编辑方针，编选人的情况等等有关。虽然总体情况发生这样的变化，但我觉得南京师大出版社的这个工作是有意义的。新世纪以来这十多年，文学的情况变得复杂多样，作品数量也十分惊人。这就需要有人在已有的批评的基础上，做进一步的辨别、筛选的工作，为这十年的文学面貌勾画大体轮廓，为读者、研究者提供较有价值的文本、资料和进一步深入的线索，也为今后的文学史研究提供重要参考。虽然各种体裁的作品，这些年大多有各种各样的选本，包括年度选本，有的还不止一种，但是，将一个时段（如十年）作为一个相对长的段落来重新认识，会有另外的效果。出版社聘请的各位分卷主编，也都是当代文学著名批评家、学者。他们活跃于当前文学界，对文学历史和文学现状有深入了解，并对某一文类有精专的研究，他们对21世纪文学的观察，定会提出许多值得重视的见解。

    读书报：这套“大系”一共有13卷18册，规模也相当宏大。您对它有怎样的评价？它有什么样的特点？他们在编纂中体现的视角、立场有什么特别之地方吗？

    洪子诚：对这部“大系”有这样几个印象。一个是各卷主编有一种相近的眼光、意识。当前是一个被称为多元化（换另一种说法则是零碎化或碎片化）的时代，外部环境和文学内部状况变化很大。“大系”虽然一般会以“全面”、“系统”等来定位，但是如果欠缺独到的眼光、标准，将会成为作品、资料的混杂堆砌，或简单陈列。我注意到，多位主编在作品选取和撰写的导言中，都特别强调在当前情境下人文性、精神性的重要，他们对这十年文学创作状况的评论，和各卷选目，体现了对文学应该与现实建立更密切关联的强调，以及重视回应现实，包括人的道德、精神、心理迫切问题的必要。在审美的层面，也体现了对目前相当普遍的审美粗鄙化、过度娱乐化的警惕。虽然这个大系名称没有继续使用“新文学”的概念，也有的学者认为“新文学”已死，但大系的许多主编表达了重申“新文学”理想的态度。我觉得，从总体上看，从体现的文学取向和观念上看，他们的标准是在新的社会、文化情境下来赓续“新文学”的传统，申明这一传统在当前的有效性，或者说探寻这一传统在变革中获取新的活力的可能。这表达了他们对未来文学走向的理解和期望。这个取向，我自己觉得特别值得重视。

    第二，大系通过编选，试图回应文学出现的新的状况，新的问题。这也体现在分卷的设计上。从体裁、文类方面说，与上海文艺版第五辑相同的是有长篇小说的加入，但没有儿童文学卷和微型小说卷。儿童文学其实还是应该给予关注，这个焦躁的社会其实要多一点天真和童心。“微型小说”（或“小小说”）则确实无需单列。这部大系将散文、杂文、随笔分为三卷，这可能会引起争议。但这个设计还是从文学现状出发的。散文、杂文、随笔有的确实难以区分，边界难以清晰，中间有很大的灰色地带。不过也要看到，在近一二十年来，它们之间又有明显的分离。特别是随笔的勃兴，这种夹叙夹议，将描述、抒情、说理融合在一起的文体，已经成为重要的“思想者表达”的载体。因为时代变迁和文体内部的原因，体裁、文类的分合裂变是经常发生的。50年代，就出现散文、特写、通讯、小品、杂文诸多名目，都说明文体处在变动之中。那时候的“小品”，并不是二三十年代鲁迅、周作人所说的“小品文”，而是受苏联文学影响的，带有情节性的讽刺文。南师大出版社的这部大系在分卷上值得注意的另一点，是增设了翻译文学卷，这是以前的大系没有过的。这也体现他们的识见。翻译不仅对中国文学创作有很大影响，而且好的翻译，就是一种创造，也就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我们说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但也可以说傅雷的《约翰·克里斯朵夫》；说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也可以说朱生豪的《哈姆雷特》，卞之琳的《哈姆雷特》；可以说王道乾的《红与黑》、《情人》，穆旦的《青铜骑士》等等。不过，这些年文学翻译的市场化情况，许多质量得不到保证。大系增加这一卷，也是在表达对翻译质量的关注，表达对优秀的，有学养的，有个性的翻译家出现的期待。当然翻译进入大系，处理起来难度较大。目前只能是在诗歌的范围内；其他体裁，比如长篇作品就比较难办。

    第三，各分卷主编都积极处理创作遇到的现实问题，这是考察一个相对长的时段才能发现的。譬如，报告文学究竟是出现尴尬、消亡的境况，还是处在裂变、复兴的过程中？又如短篇小说的衰败问题。在现代，特别是当代的50-80年代的中国文学，短篇小说是一种相对独立的，也相当兴旺的体裁，以至有短篇小说作家的称谓出现。而90年代以来，由于文化兴趣、阅读状况、文学评价上文类发生的变化，短篇的阅读、写作成为问题，处在很边缘的位置。不过大系主编仍对短篇小说抱有信赖，相信它在困难中会孕育生机，因为它“以最为精到和深刻的叙事梳理着人类生活中最重要的细节”，它体现的那种“庄重感、仪式感”是不可或缺的。我们应该支持他的这个美好愿望。另外，戏剧文学卷也探讨戏剧文学遭遇的难题。认为戏剧作品的“个人”身份遭遇剥夺，存在戏剧作品“被‘国家化’的普遍趋势”，这也提出了值得讨论的问题。戏剧的问题其实比较复杂。大系的这一卷是“戏剧文学卷”而不是“戏剧卷”。戏剧是综合艺术，戏剧的文学文本是它的组成部分。不过，以前的许多戏剧作品能离开演出而作为“文学文本”独立阅读，我们可以读契诃夫的《万尼亚舅舅》，读曹禺的《雷雨》、《北京人》，丁西林的独幕剧，郭沫若的《屈原》也可以当成他的浪漫诗歌来读，老舍的《茶馆》也可以，虽然《茶馆》的经典地位，离不开北京人艺，离不开导演焦菊隐，还有于是之、郑榕那一批杰出演员。现在的戏剧，有的基本上就没有什么“文学”意义上的“剧本”，包括许多“小剧场”戏剧。像著名的《切·格瓦拉》，如果不看演出，只读“脚本”，真的很难从“文学”的层面分析。这是“戏剧文学”这个概念遇到的问题。

    读书报：这样的大规模的“大系”，局限总是无法避免的。从目前的情况看，你觉得它存在什么问题？或者说，它提供哪些值得进一步讨论的经验？

    洪子诚：其实，有的问题不是这部大系自身的，而是这种大型选本在编选过程中都会遇到的。比如大系这种编纂本身就要求“全面”。上海文艺版社“大系”的第五辑在开始操作的时候，顾问王元化先生就提出要减少主编个人的色彩，而尽量做到全面。对大系这种编制来说，这很重要，对全面、整体的把握，也是一种信心的体现。不过，这个目标也可能是个陷阱，尤其在我们所处的时代。

    遇到的另一个问题是，在编选中，是要突出佳作，还是突出作家、诗人？这两者或者可以协调，但其实存在冲突。如果大系成为“佳作选”，重要作家在其中隐失，那也是个问题。长篇小说这方面矛盾可能不很明显，短篇的部分（中短篇小说，散文、随笔、诗等）问题就较突出。30年代的新文学大系这个矛盾还不很尖锐，因为那时候作家、诗人数量还不是很多。所以，那个大系，作家的面貌得到一定程度呈现。这种“呈现”，除了靠导言的评议之外，还要有一定量的作品的支持。在30年代的大系，一些重要作家得到突出。拿诗歌来说，冰心选入18首，冯至11首，闻一多达到29首，刘大白14首……以现今的眼光，也许有的并不太恰当，但都是以作家、诗人为中心来编纂的。如果平均主义地进行分配，每个作家，每个诗人一首，最多两首，倒是都照顾了，作家面目也就模糊了。但是现在作家那么多，你让编选者怎么办？我个人感觉，大系还是要突出这个时期有创造力的，有突出成就的作家，再兼顾佳作。如果目标是在好作品，可以另编佳作选本。

    还有一点，就是在大系之外，以选本方式对一个时期的文学状况进行梳理，还可以有另一思路，这就是编选带明显“批评性”的系列选本。如果偏离对“整体”和“全面”的迷思，也许可以将规模缩小，以编纂者的视角和问题意识，来确定选本的体裁和样式，并撰写更具批评性色彩的导言。这是基于我们的视野其实有限，只能观察、认知事情的某一方面之后的“退缩”。这让我想起1997年我曾经参加的一次尝试。那时，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贺照田先生主持运作一套“90年代书系”，他让我和李庆西当总主编（其实我没有做多少事情），这套书共设六个分卷，计有主流小说卷、先锋小说卷、女性小说卷、作家散文卷、学者散文卷和诗歌卷。请了蔡翔、耿占春、程光炜、戴锦华、南帆任分卷主编。这套书系并不追求面面俱到，而是突出他们所认为的90年代文学的特点和问题。因此，分卷的设计也是根据对90年代文学的认识来确定，不一定延续既有的方式。当时有的分卷曾引起很大争议，如诗歌卷《岁月的遗照》。这种编纂方法当然不能代替大系，但是可以是一种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