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书史”中寻找意义

    并非只有当今世界才有信息爆炸、知识过剩。对知识过剩的抱怨自古存在，因而从来就有管理过剩知识的需要，工具书的编纂正是适应这一需要的表现。本书展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另一个历史场景，那是一个印刷术改变信息生态的时代。作者试图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找寻工具书诞生发展的肌理与脉络，探索工具书的产生过程中学者、作者、出版者、使用者的交互作用，并讨论工具书的编撰与出版对那个时代的阅读史、学术研究、信息处理方式等文化实践方面的影响。

    在从业七八年、值“七年之痒”时，偶尔会想到“出版的意义”这个问题。离开学校、进入出版界，听闻目睹各种“现状”，没有老师和前辈告诉我，我们所从事的工作，历史上和现实中的意义是什么。一旦有了这念想，我开始漫无目的、一面在哈佛燕京图书馆搜罗各种形式的中国近代出版资料——书、出版书目、小册子，一面茫然于如迷宫般的怀德纳图书馆书架间，企图从“人类的天堂”寻找意义所在。就在这时，我认识了安·布莱尔教授和她所讲授、研究的“书史”。

    安·布莱尔是个长相亲和、衣着朴素、高兴起来会大笑、看起来有些大大咧咧的哈佛女教授。哈佛的教授很多是非美国出生长大的“外国人”，从名字往往就大约能猜出个大概，比如讲巴赫的Chris⁃tophWolff，名字就是德国的，讲课时带有浓浓的德式英语口音；研究前现代日本绘画的YukioLippit当然从日本来；DavidDer-weiWang（王德威）则是一位华裔教授。美国的活力源自文化多元，在校园中就有体现。安·布莱尔的名字没有明显的国别特征，英文也纯正漂亮，也许因为她出生在文化、语言多元化的瑞士。1980年，她在日内瓦得到maturitéclassique证书，表明在中学时，她有过古典学方面的训练，拥有一定的相关知识能力基础。其后，她先后在哈佛大学、剑桥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继而进入学术领域，除了在加州大学任4年的助理教授外，一直在哈佛，从讲师，做到终生教授——这是一个欧美典型的学院派人文知识分子的职业经历。安具备在一个成熟的学术共同体中存活必备的能力和修养，如能阅读拉丁文、希腊文、德文、法文、英文文献，能用英、德、法语发表论文、与学术界同人交流，能在庞杂多样的资料中优游翱翔，综合分析把握，切中要害，看到旁人看不到的因素，解读推理，叙事明晰；当然还有更重要的，他们从事着自己喜欢的工作，既聪明又勤奋。

    安的研究集中在15-18世纪的欧洲史，早期的兴趣在科学史、学术史、思想史，博士期间师从时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的安东尼·格拉夫敦，毕业论文写的是波丹，出版有《自然的殿堂：波丹和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并为剑桥撰写了《剑桥科学史》的“自然史”部分。后来，她的兴趣转向书史、欧洲文化史和知识史，在书史研究领域发表论文，组织研讨会，十分活跃。

    2006年底，安的书史和前现代欧洲史课程已交替进行过若干轮，当朝晖告诉我编号为“History3010”的书史研究生阅读课就安排在圣诞节后的春季学期，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运气。在哈佛，大小课程，授课老师拥有唯一的决定权，能上与否，只需要询问教授本人的意见。朋友代为询问的结果是可以，于是在每周一下午的4点到5:30，在CGIS的南楼153室，开始了一个比较系统的了解过程。

    事实证明我并不具备上这门课的能力，且不论每周的阅读书单包括十多篇论文和十多种专著，几乎涉及到从古代史到现代史有关出版、书写、编撰、知识传播、文化形态、社会心理各方面的内容，地域更是欧美、伊斯兰世界、亚洲、非洲无所不包。我只能在书目中挑选几种读个大概，讨论课则是云里雾里，但安从来没让我有丝毫的难堪。后来知道，在那时，安已经开始写作《工具书的诞生：近代以前的学术信息管理》，记得她曾讲到，不能一概割裂人为划分的历史周期，从古代到中世纪，从中世纪到前现代，其时代嬗变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新时代必定带有旧时代的印痕。对类似“划时代”“革命性”“转折”“里程碑式”这样的表述需持警惕的态度。从书史角度讲，印刷术出现后，手抄文化存在了相当一段时期。针对讨论正热的书籍印刷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安持一个严谨理性的人文科学家的态度，主张应分辨技术和文化变化中的各种细微因素，特别是人的因素。这些观点均体现在《工具书的诞生》中。如她认为，强调创新性的同时，应该认识到文艺复兴时期的工具书编撰方法可以追溯到古代及中世纪；在分析印刷版大型工具书的编撰动机时，她的叙述很有趣：“一方面，印刷术使编者有可能通过编书来赢利；一方面，许多编者都强调他们从事这一活动的知识价值，声称他们并不是为了逐利。”在具体分析中，她认可16世纪的大型工具书《人类生活舞台》编撰者茨温格是个“有知识抱负、有名誉追求的编纂者的典范”。

    《工具书的诞生》原版书名为Too Much To Know: ManagingScholarly Information Before theModernAge，字面的意思是“需要知道的太多”，它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当代情境，传统纸本书、报刊杂志、电子书、数据库、压缩种子、度盘、微博、微信……信息汹涌而至，记得对信息爆炸，知识过剩的抱怨从上个世纪80年代就存在，难以想象那时中国刚刚有限地打开大门，今天相似的感受尤为突显。安从现实感受出发，将我们的视线引入遥远的古代、中世纪和启蒙时期。在那时，一方面，知识过剩已然成为人们的抱怨之语，“对现存信息的抛弃和严格挑选的呼声周期性出现”；另一方面，古代文献的自然湮灭，焚书、战争、禁言、灭族这些非正常方式导致知识的非正常灭绝，希望适当存储和管理已积累的信息，使其不再遭受灾难性损失的“文化创伤意识”兴起，在一个有共同信念的文化事业共同体中，学者、编者、出版者们寻求可用的知识，制定信息积累策略，文化因素可以用来解释书籍过剩感，也可以解释以大型工具书的形式汇编信息出现的真正原因。

    这是一本学术书，读时却令人产生诸多感慨。相传希波克拉底讲的“人生短暂，技艺永恒”固然可贵，后世的解读阐释更令人唏嘘。塞涅卡延伸为“博览群书扰人心神”，所以应阅读经典；弗朗西斯·培根却由此格言启发寻求新科学的出现，倡导归纳法，他相信大量的信息积累是向驾驭和认识自然迈进的宝贵台阶；老普林尼为他的《自然史》中有从一百个作家的著作中搜集到到两万个res（事物）而自豪，因为它彰显了“博学”；中世纪的《万物宝典》共四部450万字，而18世纪中国的《四库全书》就达到8亿字。樊尚曾在《万物宝鉴》“长序”中言及编撰缘起，恳切之情，溢于纸表：“我念及书籍浩繁，光阴短暂，记忆脆弱，不容许将所有载籍之事铭记于心。尽管众兄弟中我资历最浅，然勤奋思考，长期苦读众家典籍，接受前辈建议，我竭尽所能从所读全部书籍中掇拾菁华，最终以提要概述的形式编成一书，将无论我圣教神学家，还是异教哲学家和诗人，以及教俗两界的历史家皆收录其中。”这种超越知识过剩，试图“尽可能多地全面囊括资料，以达到广博详尽掌握知识”的精神，其实是跨越时代的。

    我不能肯定从书史中可以找到了出版的意义，但对书史的学习让我心里踏实许多。学期末，也值回国之际，在安的officehour,我前往道别。送给她类似集邮册的东西，里面有剪纸、书法、京剧面具图像等对中国文化的粗浅表现，制作并不精美，价格很便宜。我一直记得她打开时惊喜兴奋好奇的眼神，像小孩得到一个新玩具，连声道谢。我说我做出版，她说在高校工作，虽然薪水不高，但其实她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有报酬就很不错。记得樊尚曾自责自己“犯下好奇的罪过”，而在那时，我希望自己能好奇地一直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