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海遗珠杨东莼

    我愿做一个像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里那个摇铃打钟扫地的人。打打杂就好了。

    ——杨东莼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杨东莼从香港来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一届一次会议。其间，杨东莼受到周恩来总理单独接见，周总理对他作了八个字的评价：“见多识广，胆小如鼠。”并且，语重心长地对杨东莼说：“你不能再打游击了，应该归队；现在你应该把红旗插起来啦！从来只有个人找党，没有组织来找个人。”在谈到杨东莼今后的工作问题时，周恩来总理提出了两个方案，让他考虑和选择：一是出任上海市教育局长；二是回广西任大学校长。

    回到府学胡同的家中，碰巧见着了刚到《华北解放军报》学习的二儿子杨慎之，杨东莼更是高兴不已。据杨慎之回忆，父亲认为周总理的话使他受到了十分深刻的教育，他还万分内疚地说：“周总理说的‘见多识广’对我是一种鞭策，‘胆小如鼠’则是痛下针砭，是忠言良药。我是一个孤儿出身，我再不能失去政治上的母亲，一定要认真总结教训，积极争取插上红旗。”把党比作母亲是经过了五四运动的洗礼、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知识分子的共同命运与追求。这些话代表了为了革命胜利、一生四方奔走的杨东莼对党的一颗赤子之心。

    周恩来总理说的两个工作选择的事情，尽管老朋友潘汉年也力邀他去上海共事，但自从20世纪30年代起，杨东莼曾经几次入桂，两次主持教育工作，似乎已与广西的教育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加上，李维汉以及准备回广西工作的张云逸也找杨东莼谈话，劝他回广西工作。此时，杨东莼经过再三考虑，毅然选择了到条件比较艰苦的广西任职。

    1949年l0月，杨东莼被正式任命为广西大学校长。随后，李克农又找到他，说了一些今后工作的方式，并说：“你现在背上又插上了红旗，希望你多多努力。”

    1950年2月底，背负着周恩来总理的信任与嘱托，杨东莼随广西省主席张云逸来到桂林。广西和上海相比，差别之大是可想而知的。如果从个人的角度考虑问题，恐怕谁也不会选择来广西。然而，杨东莼却做出了这样不可思议的选择。一方面是他对广西这片曾经战斗过的红色土地的感情，另一方面是他对共产党母亲的眷念与“愧疚”，因为他是极其自律的一个人，尽管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始终是热切而坚定的，他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宣传与实践奋斗不已，他甚至冒着风险为党的统战工作作出了鲜为人知的努力，但是他又是一个怀有赤子之心的知识分子，过去因为一些客观因素，他无法公开地投入革命，这使他感到困惑和烦恼。现在，他希望自己能更主动地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成为一名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打响第一炮

    3月2日，在广西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长张云逸、中国人民解放军桂林军事管制委员会文教部长刘宏的陪同下，杨东莼来到位于将军桥的广西大学就职。

    全校师生员工集合在学校的礼堂里，在一阵阵经久不息雷鸣般的掌声中，杨东莼在张云逸的陪同下，走上了主席台。他身材高大，穿着一身黑呢子中山服，头上戴一顶黑呢子解放帽，满脸笑容，神采奕奕，特别引人注目。杨东莼对学生说：“我愿做一个像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里那个摇铃打钟扫地的人。打打杂就好了。”

    杨东莼来校时，除组织上给他配备的警卫和司机外，没有随带任何人。他住在桂林市内，每天上午乘帆布吉普车到广西大学办公。冯曼莹依旧在家当主妇，没有担任社会公职，子女不在身边，没有雇请保姆，两人生活俭朴。

    新中国成立初期，当时广西大学的校舍相当简陋，学生宿舍都是平房，有的是木板房。校部工作人员都在一座面积很小的三层小楼办公，外表像一座小庙宇。

    尽管条件异常艰苦，但是与新中国成立前在广西师专和广西地干校时期不同的是，过去，他只能像一只埋伏地下的“鼹鼠”，隐蔽他地下党员的身份，在国民党统治下，他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才能播撒马克思主义的种子，培养进步青年学生，他只能通过联络员秘密地与党组织进行间接联系。此时，红色旗子遍地飘扬，杨东莼作为校长显得格外精神焕发。他在中共桂林市委的具体领导下，依靠学校的党团组织，团结原有班子，顺利地开展各项工作，学校的教务长张先辰教授和总务长石兆棠教授成为他得力的助手。

    到校后，他遇到的第一件大事是接纳广西国立南宁师范学院。为了做好迎接工作，他动员师生员工积极准备。他在动员会上诚恳地说：“这次迎接工作，是我上任校长后的第一炮，请大家一定要努力帮助把这一炮打响呀!”

    3月16日上午，广西国立南宁师范学院教育、国文、史地、英语、数学、理化、博物7个系的师生员工358人，一到桂林火车南站，就受到了早在那里等侯的广西大学师生员工的热烈欢迎。南宁师范学院并入广西大学，改制为广西大学师范学院，院址在紧靠广西大学本部的科学馆和原造纸厂处，经过短短的几天安排，便开始上课了。

    开学后，杨东莼利用星期天，多次约师范学院的学生代表到他家里谈话，询问他们到桂林后的思想情况和实际困难，并对代表说过，师范学院学生一般出身贫寒，思想较易进步，又有民主斗争传统，因此寄予较大希望，希望大家在思想改造和建设新广西大学方面带个头，同时要团结原有的老师，共同奋斗。

    广纳贤才

    1950年的一天，杨东莼到北京开会，从在北京大学历史系任教的弟弟杨人楩教授口中探知，有个广西籍青年钟文典从北京大学毕业后，正在北京大学工作，担任郑天挺教授的助教。杨东莼打算去拜访钟文典。钟文典得知此事，心极不安，心想：哪有长辈先施礼于晚辈的道理？于是，决定第二天先去拜候杨东莼。两人一见面，杨东莼就笑眯眯地拍拍钟文典的肩膀，说：“老弟，我们今天终于见面了。”在后来杨东莼写给钟文典的20多封信里，一直都是称“文典弟”，落款“东莼”。杨东莼对钟文典说：“广西大学现在又办了起来，我在负责，我们需要人，希望你回广西去，跟我一起共同办好广西大学。”钟文典说：“我初出茅庐的晚辈，哪有资格能跟您共同办好西大呢？”

    杨东莼情辞恳切，再三邀请，钟文典就答应了。钟文典回去跟系主任说及此事，结果被狠狠批评了一顿。系主任说：“你怎么搞的，我好不容易把你从三联书店要回来。”钟文典说：“那怎么办？”系主任说：“你不用管，我去找杨东莼。”杨东莼很会做工作，就对系主任说：“你要用他你就用吧，工资我付，什么时候你不用了，他就回去。”

    这样，钟文典的编制1950年就到了广西大学，拿广西大学的工资，但是仍继续在北京大学工作两年，做郑天挺教授的助理，研究中国近代史。头三个月的工资，杨东莼亲自到邮局填汇单寄给钟文典。钟文典感到实在过意不去，就托人代为办理，不再使杨东莼操劳。后来杨东莼了解到钟文典还有一个老母亲在家乡，就又写信问需不需要给老母亲寄些钱回去。“一校之长，能够为我想到这样，真的，这一生我都难忘。”“仅仅这一点小事，对我这一生的影响非常深，我觉得我们做人也应该像他这样。给职工、给群众以无微不至的关怀，以情动人这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直到1952年9月17日，钟文典才真正到了广西大学，9月21日开始正式上课。

    杨东莼和钟文典是京剧票友。杨东莼非常喜欢京剧，还曾登台演出。钟文典从北京回来的时候，杨东莼千叮万嘱要把他留在北京弟弟家中的大箱子带回来。钟文典回到学校，把大箱子送到杨东莼家里。杨东莼一见面就问：“照片带了没有？”钟文典笑着说：“带了。”钟文典打开箱子，把照片拿了出来，是杨东莼化妆的剧照。杨东莼一见十分高兴，从中拿出一张，问道：“你看，这个像谁？”钟文典说：“很像盖叫天啵!”杨东莼又说：“哎，这个呢？”钟文典说：“像麒麟童的扮相。”杨东莼就笑，说：“哎，老弟，你也喜欢京剧啊？”钟文典说：“校长，不瞒您说，解放后梅兰芳跟周信芳第一次到北京演出，我是卖了两件衣服两条裤子，半夜去排队买了一张票。”杨东莼一听，开心地说：“哎呀!那我们是同道了，同道啊!”两人相对而笑。

    时间过去了半个世纪，钟文典从青年才俊变成了银发老人，可每当说起这些有关杨东莼的往事，都如同发生在昨日般记忆清晰。

    事必躬亲

    杨东莼很关心学生的伙食情况，他经常在学生吃饭时走进学生食堂，了解饭菜情况。一个冬天的中午，学生们正在食堂用餐，杨东莼突然出现在学生的面前。他指着桌上的菜问：“不冷吗？”有位学生回答：“冷是冷，我们年轻，还可以吃。”杨东莼笑了笑，说：“不行，冷菜会伤身体的，得设法给你们改善改善!”不久，学生食堂的餐桌上变了样，装菜的碟子改用铁盘，开餐时每张桌子上都放着一个烧好的炭炉子，铁盘就放在炭炉上，菜冒着气，又热又香。

    杨东莼不仅关心学生的生活，也很关心职工、家属的生活。学校有一位厨工，大家叫她朱嫂。她感慨地说：“杨东莼真是一个大好人，每逢过年过节，都亲自看望我们，一点架子也没有。”有一次大礼堂演戏，因为人太多，票不够，办公室在分发戏票的时候，就没有给工人家属戏票。朱嫂当时是工人家属，没有得到票。杨东莼知道后，批评工作人员说：“不行，工人家属也是人，要平等对待，票不够，可加演一场。”后来果然加演了一场。

    据曾经在校总务处当职员、具体负责采购物资工作的彭春成回忆，杨东莼曾对总务处的员工作过专题报告，传授做好总务工作的经验并对总务工作提出要求。他说总务工作要做到“三勤”：一是勤跑腿。到处走，到处看，才能发现问题，不能总是坐在办公室，等客上门。二是勤动嘴巴。多向群众解释问题，回答问题，多说话，多沟通，若沉默寡言，“噤若寒蝉”，群众就不知道你“葫芦里装什么药”，这就等于制造了隔离墙。三是勤动脑子。不仅要勤用腿、勤用嘴，还要用脑子思考问题。能够帮群众解决的问题就应尽力去做，条件不成熟一时做不到的就要向群众解释，这样矛盾就解决了，要让群众满意。“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作风正派，“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忠诚为人、为事，“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他的讲话很有特色，有强烈的感染力。

    杨东莼还关心学生的思想变化。在了解到有相当一部分同学不大关心政治、不愿当教师后，他就亲自上学生的政治课。他通过富有哲理、观点鲜明、生动具体、语言诙谐、针对性强的讲课，教育学生要热爱党的教育事业，安心做教师工作，勉励学生要做一个合格的人类灵魂工程师。他的讲课确实解决了不少同学的思想问题，深受同学的欢迎。

    杨东莼通过谈话与学生沟通思想，很容易地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灌输给他们。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在校内先开展批判亲美、崇美、恐美思想，树立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活动。随后，在校内外开展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宣传教育运动。后来，学校开展抗美援朝捐献运动，杨东莼在大会上带头捐献，他的夫人冯曼莹也将长期珍藏的黄金首饰捐献了。

    据曾在广西大学附小念书的廖有为的儿子廖井丹回忆，当时广西大学有个附属小学，杨东莼不管工作多忙，每年“六一”儿童节都要挤出时间亲自到附小来参加各种活动。这位和蔼可亲的杨校长的到来，也就成为节日里兴奋的高潮，因为他必定要给小朋友们送来他自己花钱购置的礼物——各种图书画册和糖果饼干，这是在那时显得十分珍贵难得的礼物。

    当时西大校园都是泥巴路，下雨时滑，坑坑洼洼的，有的积水还较深。有次放学时正下着大雨，我们小朋友都戴着斗笠，仍然排成归程队回家。路上，在一处坑洼积水的地段，杨伯伯打着一把红油纸伞，亲自搀扶着幼小的孩子一个一个地过水坑……这个情景在我童年生活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本文摘自《杨冻莼大传》，周洪宇等著，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6月第一版，定价：67.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