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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5年03月18日 星期三

    在“被选择性记忆”的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历史群体中,杨东莼就像一颗沧海遗珠,尽管熠熠生辉,却沉入海底。他那跌宕起伏的“多面手”人生历程如今已鲜为人知。

    沧海遗珠杨东莼

    《 中华读书报 》( 2015年03月18日   12 版)

        我愿做一个像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里那个摇铃打钟扫地的人。打打杂就好了。

     

        ——杨东莼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杨东莼从香港来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一届一次会议。其间,杨东莼受到周恩来总理单独接见,周总理对他作了八个字的评价:“见多识广,胆小如鼠。”并且,语重心长地对杨东莼说:“你不能再打游击了,应该归队;现在你应该把红旗插起来啦!从来只有个人找党,没有组织来找个人。”在谈到杨东莼今后的工作问题时,周恩来总理提出了两个方案,让他考虑和选择:一是出任上海市教育局长;二是回广西任大学校长。

     

        回到府学胡同的家中,碰巧见着了刚到《华北解放军报》学习的二儿子杨慎之,杨东莼更是高兴不已。据杨慎之回忆,父亲认为周总理的话使他受到了十分深刻的教育,他还万分内疚地说:“周总理说的‘见多识广’对我是一种鞭策,‘胆小如鼠’则是痛下针砭,是忠言良药。我是一个孤儿出身,我再不能失去政治上的母亲,一定要认真总结教训,积极争取插上红旗。”把党比作母亲是经过了五四运动的洗礼、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知识分子的共同命运与追求。这些话代表了为了革命胜利、一生四方奔走的杨东莼对党的一颗赤子之心。

     

        周恩来总理说的两个工作选择的事情,尽管老朋友潘汉年也力邀他去上海共事,但自从20世纪30年代起,杨东莼曾经几次入桂,两次主持教育工作,似乎已与广西的教育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加上,李维汉以及准备回广西工作的张云逸也找杨东莼谈话,劝他回广西工作。此时,杨东莼经过再三考虑,毅然选择了到条件比较艰苦的广西任职。

     

        1949年l0月,杨东莼被正式任命为广西大学校长。随后,李克农又找到他,说了一些今后工作的方式,并说:“你现在背上又插上了红旗,希望你多多努力。”

     

        1950年2月底,背负着周恩来总理的信任与嘱托,杨东莼随广西省主席张云逸来到桂林。广西和上海相比,差别之大是可想而知的。如果从个人的角度考虑问题,恐怕谁也不会选择来广西。然而,杨东莼却做出了这样不可思议的选择。一方面是他对广西这片曾经战斗过的红色土地的感情,另一方面是他对共产党母亲的眷念与“愧疚”,因为他是极其自律的一个人,尽管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始终是热切而坚定的,他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宣传与实践奋斗不已,他甚至冒着风险为党的统战工作作出了鲜为人知的努力,但是他又是一个怀有赤子之心的知识分子,过去因为一些客观因素,他无法公开地投入革命,这使他感到困惑和烦恼。现在,他希望自己能更主动地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成为一名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打响第一炮

     

        3月2日,在广西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长张云逸、中国人民解放军桂林军事管制委员会文教部长刘宏的陪同下,杨东莼来到位于将军桥的广西大学就职。

     

        全校师生员工集合在学校的礼堂里,在一阵阵经久不息雷鸣般的掌声中,杨东莼在张云逸的陪同下,走上了主席台。他身材高大,穿着一身黑呢子中山服,头上戴一顶黑呢子解放帽,满脸笑容,神采奕奕,特别引人注目。杨东莼对学生说:“我愿做一个像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里那个摇铃打钟扫地的人。打打杂就好了。”

     

        杨东莼来校时,除组织上给他配备的警卫和司机外,没有随带任何人。他住在桂林市内,每天上午乘帆布吉普车到广西大学办公。冯曼莹依旧在家当主妇,没有担任社会公职,子女不在身边,没有雇请保姆,两人生活俭朴。

     

        新中国成立初期,当时广西大学的校舍相当简陋,学生宿舍都是平房,有的是木板房。校部工作人员都在一座面积很小的三层小楼办公,外表像一座小庙宇。

     

        尽管条件异常艰苦,但是与新中国成立前在广西师专和广西地干校时期不同的是,过去,他只能像一只埋伏地下的“鼹鼠”,隐蔽他地下党员的身份,在国民党统治下,他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才能播撒马克思主义的种子,培养进步青年学生,他只能通过联络员秘密地与党组织进行间接联系。此时,红色旗子遍地飘扬,杨东莼作为校长显得格外精神焕发。他在中共桂林市委的具体领导下,依靠学校的党团组织,团结原有班子,顺利地开展各项工作,学校的教务长张先辰教授和总务长石兆棠教授成为他得力的助手。

     

        到校后,他遇到的第一件大事是接纳广西国立南宁师范学院。为了做好迎接工作,他动员师生员工积极准备。他在动员会上诚恳地说:“这次迎接工作,是我上任校长后的第一炮,请大家一定要努力帮助把这一炮打响呀!”

     

        3月16日上午,广西国立南宁师范学院教育、国文、史地、英语、数学、理化、博物7个系的师生员工358人,一到桂林火车南站,就受到了早在那里等侯的广西大学师生员工的热烈欢迎。南宁师范学院并入广西大学,改制为广西大学师范学院,院址在紧靠广西大学本部的科学馆和原造纸厂处,经过短短的几天安排,便开始上课了。

     

        开学后,杨东莼利用星期天,多次约师范学院的学生代表到他家里谈话,询问他们到桂林后的思想情况和实际困难,并对代表说过,师范学院学生一般出身贫寒,思想较易进步,又有民主斗争传统,因此寄予较大希望,希望大家在思想改造和建设新广西大学方面带个头,同时要团结原有的老师,共同奋斗。

     

        广纳贤才

     

        1950年的一天,杨东莼到北京开会,从在北京大学历史系任教的弟弟杨人楩教授口中探知,有个广西籍青年钟文典从北京大学毕业后,正在北京大学工作,担任郑天挺教授的助教。杨东莼打算去拜访钟文典。钟文典得知此事,心极不安,心想:哪有长辈先施礼于晚辈的道理?于是,决定第二天先去拜候杨东莼。两人一见面,杨东莼就笑眯眯地拍拍钟文典的肩膀,说:“老弟,我们今天终于见面了。”在后来杨东莼写给钟文典的20多封信里,一直都是称“文典弟”,落款“东莼”。杨东莼对钟文典说:“广西大学现在又办了起来,我在负责,我们需要人,希望你回广西去,跟我一起共同办好广西大学。”钟文典说:“我初出茅庐的晚辈,哪有资格能跟您共同办好西大呢?”

     

        杨东莼情辞恳切,再三邀请,钟文典就答应了。钟文典回去跟系主任说及此事,结果被狠狠批评了一顿。系主任说:“你怎么搞的,我好不容易把你从三联书店要回来。”钟文典说:“那怎么办?”系主任说:“你不用管,我去找杨东莼。”杨东莼很会做工作,就对系主任说:“你要用他你就用吧,工资我付,什么时候你不用了,他就回去。”

     

        这样,钟文典的编制1950年就到了广西大学,拿广西大学的工资,但是仍继续在北京大学工作两年,做郑天挺教授的助理,研究中国近代史。头三个月的工资,杨东莼亲自到邮局填汇单寄给钟文典。钟文典感到实在过意不去,就托人代为办理,不再使杨东莼操劳。后来杨东莼了解到钟文典还有一个老母亲在家乡,就又写信问需不需要给老母亲寄些钱回去。“一校之长,能够为我想到这样,真的,这一生我都难忘。”“仅仅这一点小事,对我这一生的影响非常深,我觉得我们做人也应该像他这样。给职工、给群众以无微不至的关怀,以情动人这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直到1952年9月17日,钟文典才真正到了广西大学,9月21日开始正式上课。

     

        杨东莼和钟文典是京剧票友。杨东莼非常喜欢京剧,还曾登台演出。钟文典从北京回来的时候,杨东莼千叮万嘱要把他留在北京弟弟家中的大箱子带回来。钟文典回到学校,把大箱子送到杨东莼家里。杨东莼一见面就问:“照片带了没有?”钟文典笑着说:“带了。”钟文典打开箱子,把照片拿了出来,是杨东莼化妆的剧照。杨东莼一见十分高兴,从中拿出一张,问道:“你看,这个像谁?”钟文典说:“很像盖叫天啵!”杨东莼又说:“哎,这个呢?”钟文典说:“像麒麟童的扮相。”杨东莼就笑,说:“哎,老弟,你也喜欢京剧啊?”钟文典说:“校长,不瞒您说,解放后梅兰芳跟周信芳第一次到北京演出,我是卖了两件衣服两条裤子,半夜去排队买了一张票。”杨东莼一听,开心地说:“哎呀!那我们是同道了,同道啊!”两人相对而笑。

     

        时间过去了半个世纪,钟文典从青年才俊变成了银发老人,可每当说起这些有关杨东莼的往事,都如同发生在昨日般记忆清晰。

     

        事必躬亲

     

        杨东莼很关心学生的伙食情况,他经常在学生吃饭时走进学生食堂,了解饭菜情况。一个冬天的中午,学生们正在食堂用餐,杨东莼突然出现在学生的面前。他指着桌上的菜问:“不冷吗?”有位学生回答:“冷是冷,我们年轻,还可以吃。”杨东莼笑了笑,说:“不行,冷菜会伤身体的,得设法给你们改善改善!”不久,学生食堂的餐桌上变了样,装菜的碟子改用铁盘,开餐时每张桌子上都放着一个烧好的炭炉子,铁盘就放在炭炉上,菜冒着气,又热又香。

     

        杨东莼不仅关心学生的生活,也很关心职工、家属的生活。学校有一位厨工,大家叫她朱嫂。她感慨地说:“杨东莼真是一个大好人,每逢过年过节,都亲自看望我们,一点架子也没有。”有一次大礼堂演戏,因为人太多,票不够,办公室在分发戏票的时候,就没有给工人家属戏票。朱嫂当时是工人家属,没有得到票。杨东莼知道后,批评工作人员说:“不行,工人家属也是人,要平等对待,票不够,可加演一场。”后来果然加演了一场。

     

        据曾经在校总务处当职员、具体负责采购物资工作的彭春成回忆,杨东莼曾对总务处的员工作过专题报告,传授做好总务工作的经验并对总务工作提出要求。他说总务工作要做到“三勤”:一是勤跑腿。到处走,到处看,才能发现问题,不能总是坐在办公室,等客上门。二是勤动嘴巴。多向群众解释问题,回答问题,多说话,多沟通,若沉默寡言,“噤若寒蝉”,群众就不知道你“葫芦里装什么药”,这就等于制造了隔离墙。三是勤动脑子。不仅要勤用腿、勤用嘴,还要用脑子思考问题。能够帮群众解决的问题就应尽力去做,条件不成熟一时做不到的就要向群众解释,这样矛盾就解决了,要让群众满意。“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作风正派,“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忠诚为人、为事,“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他的讲话很有特色,有强烈的感染力。

     

        杨东莼还关心学生的思想变化。在了解到有相当一部分同学不大关心政治、不愿当教师后,他就亲自上学生的政治课。他通过富有哲理、观点鲜明、生动具体、语言诙谐、针对性强的讲课,教育学生要热爱党的教育事业,安心做教师工作,勉励学生要做一个合格的人类灵魂工程师。他的讲课确实解决了不少同学的思想问题,深受同学的欢迎。

     

        杨东莼通过谈话与学生沟通思想,很容易地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灌输给他们。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在校内先开展批判亲美、崇美、恐美思想,树立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活动。随后,在校内外开展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宣传教育运动。后来,学校开展抗美援朝捐献运动,杨东莼在大会上带头捐献,他的夫人冯曼莹也将长期珍藏的黄金首饰捐献了。

     

        据曾在广西大学附小念书的廖有为的儿子廖井丹回忆,当时广西大学有个附属小学,杨东莼不管工作多忙,每年“六一”儿童节都要挤出时间亲自到附小来参加各种活动。这位和蔼可亲的杨校长的到来,也就成为节日里兴奋的高潮,因为他必定要给小朋友们送来他自己花钱购置的礼物——各种图书画册和糖果饼干,这是在那时显得十分珍贵难得的礼物。

     

        当时西大校园都是泥巴路,下雨时滑,坑坑洼洼的,有的积水还较深。有次放学时正下着大雨,我们小朋友都戴着斗笠,仍然排成归程队回家。路上,在一处坑洼积水的地段,杨伯伯打着一把红油纸伞,亲自搀扶着幼小的孩子一个一个地过水坑……这个情景在我童年生活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本文摘自《杨冻莼大传》,周洪宇等著,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6月第一版,定价:67.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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