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记者陈菁霞）“当前的大陆新儒学跟过去的几代新儒学相比，它的兴起有一个不同的地方：那就是过去的三代人都具有悲情意识，是“救亡的儒学”，而今天的大陆新儒学的兴起完全是国力强盛的结果，是所谓“崛起的儒学”。在日前湖北省图书馆“长江讲堂”举行的关于“新儒家与现代性”对话中，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何卓恩指出，当代的大陆新儒学跟前面三代新儒学相比，有承接的地方，但也存在某种程度的断裂。
过去的三代都比较强调中华文化血脉的传承，今天的大陆新儒家也做了很多的事情，包括办书院，读经活动，申请将孔子诞辰作为教师节等等，较诸以往，都有非常大的推进。断裂的地方表现在：过去几代的新儒家基本的方向是一方面肯定儒学，另一方面他们对于儒学的继承和发扬有一个方向性的东西，那就是走向现代化，所以他们对现代文化有一种更大的包容感。“这个方面与当代大陆新儒家相比是个突出的特点。但是包括秋风先生在内的大陆新儒家，似乎有一种倾向，就是认为纳新不是主要，凸显文化的主体性才是最重要的，即用中国的思维方式来作为学术思考的一个中心。总之，他们好像对于中国古代的历史解释，比较理想化，对外来文化认可度比较低。”
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一直是思想史的一个重要课题，当代中国，现代化在发展，儒学也在复兴，这其中，大陆新儒家的兴起也引发诸多争议。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黄岭峻说，今天我们关注到新儒家，恰恰是现代性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问题。我们的道德感在降低，相互之间的信任感降低了。所以，我们急需找到某种资源重新建立这种信任关系，但是这种资源很难寻找，特别是在当下的中国。“新儒家是不是能够纠正现代性的某些弊端，我感到怀疑。”黄岭峻指出，中国的传统很多，是不是以儒学为主要内容？对于儒学中的一些糟粕，能否做到冯友兰先生提出的抽象继承？在市场经济的时代，儒学的根基是否还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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