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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5年02月25日 星期三

    陈岱孙:中国经济学一代宗师

    《 中华读书报 》( 2015年02月25日   12 版)
    1920年代末,任教清华之初的陈岱孙(1900年-1997年)

        陈岱孙先生是杰出的教育家,中国经济学一代宗师。他曾说过:“我这一辈子只做了一件事,就是教书。”这虽是陈岱孙先生的自谦之词,但观其一生,他的确把教书这件事情做到了极致。陈岱孙在80多岁时还在讲台上讲课,90多岁时还能带研究生,95岁时依然在主持博士生的毕业答辩。难怪有人感叹,只这一件事,足以让人景仰百年。

        陈岱孙先生一生几乎述而不作,《从古典经济学派到马克思》是其唯一的专著,这本书自1981年出版以来一再重印,最近又被商务印书馆收入“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

        陈岱孙先生在1900年出生于福州的一个书香家庭。1906年,6岁的陈岱孙进入私塾读书。虽然在陈岱孙进入私塾的前一年,清朝已经宣布废除了科举制度,但是陈岱孙仍然在私塾里念了9年书。1915年,15岁的陈岱孙结束了私塾教育,考入福州英华学校上中学。福州英华学校是当地一所非常著名的新式学校,开设中文以及外文课程。陈岱孙直接插班考入初三,并且用两年半的时间念完了四年的课程。1918年,陈岱孙参加了清华学校在上海的插班生考试,考入高等科三年级。两年后,陈岱孙以优异的成绩从清华学校毕业。

        1920年,陈岱孙踏上了留学美国的道路。到了美国后,陈岱孙进入威斯康星大学读书。他在威斯康星大学读书时成绩非常优异。刘昀在现场展示了几张陈岱孙的成绩单,上面没有低于80分的成绩。刘昀说:“陈岱孙先生之所以选择经济学作为终身的专业,是因为他在清华学校读书的两年间经历了五四运动,当时国内纷乱的局势使得他和当时的很多年轻人一样,无比渴望中国能走上富国强兵之路。为了使中国富强,他选择了经济学。”

        从威斯康星大学毕业后,陈岱孙顺利地进入哈佛大学读研究生,一共念了四年。1926年,陈岱孙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博士毕业后,陈岱孙于1927年回国。陈岱孙在回国时曾经有个从政的机会,但是由于时局的原因错过了。此后陈岱孙接受了清华的聘书,到清华担任了经济学教授。1927年是清华校史上的一个重要年份。在这一年,清华从留美预备学校改制成为一个正规大学,也就是国立清华大学。被清华聘用的陈岱孙,成为清华经济学系的筹建者与主要负责人。1928年,年仅28岁的陈岱孙担任了清华经济学系的主任。陈岱孙在清华教授三门课:财政学、经济学概论、经济学说史,长达70年的教学生涯就此起航。到1929年,他担任了法学院的院长,同时也担任教授会、校务会议、评议会成员,开始参与校务管理。

        陈岱孙在担任教授之后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治学如筑塔,基础须广大,然后层层堆建上去,将来总有合尖之一日。学经济学欲求专门深造,亦应先奠广基。”因此,陈岱孙要求学生在本系课程之外,大量在政治、历史、社会、心理、哲学、数学等领域选课。在他的倡导和主持下,从清华到西南联大,经济学系向来以理论、事实和技术三者兼重作为对学生的培养目标。

        陈岱孙先生也是中国经济学课程“中国化”的先驱。尽管我国自古就有经济思想,但作为一门科学,经济学是近代从西方引进的。陈岱孙是在美国接受的经济学教育,所读的都是英文版的经济学书籍。刘昀说:“陈岱孙先生在国内讲课时,有一个‘顽固’的理念,那就是他在课堂上从不讲英文。由于近代中国落后、被侵略的的历史背景,他认为一个中国的教师在中国的课堂上讲课,夹杂着英文讲,是殖民地形态的一种表现。”因此,陈岱孙要求自己在备课的时候,将他头脑中的经济学的词汇和术语全部译成中文,而我们今天所接触的经济学名词,有很多都是陈岱孙在授课时翻译过来的,一直沿用至今。

        20世纪30年代,面对经济学教材全部都是英文版的状况,陈岱孙曾经打算写一部《比较预算制度》,就当时各个主要国家的预算制度做比较研究。为此,他搜集了大量的材料,而且也准备好了若干章节的内容。但是书还没有完成,卢沟桥事变爆发,陈岱孙在战乱中告别清华园,同清华师生一起走上了抗日的道路,加入西南联大,继续教学。在这次搬迁中,《比较预算制度》一书未完成的书稿和参考资料不幸遗失,陈岱孙晚年时提起这件事,依旧遗憾不已。

        1979年,陈岱孙完成了《从古典经济学派到马克思》一书的初稿,当时他已经79岁了。作为陈岱孙的弟子,晏智杰记得很清楚:“改革开放后,在北京大学经济系第一个做学术报告的,就是陈岱孙。在这次学术报告结束后不久,他的书稿就出来了。然后他将书稿分成几部分,就交给我们这些学生、他的助手和其他的一些教授们传阅,请大家提意见。对于我来说,与其说是给书稿提意见,不如说是拿着老师的书稿迫不及待地学习。”

        《从古典经济学派到马克思》在1981年正式出版,成为当时我国经济学界的历史性事件,晏智杰在讲座现场评价说“这本书结束了一个时代,又开启了一个时代。”

        (本文摘自《看历史》,刘杨/文2015年1月刊,定价:2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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