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唱戏，现在唱歌

    《梨园书事》里的图片书影大都是沦落冷摊乏人问津的老戏单、小唱本、零散刊物，而姜先生独具慧眼地将它们一点一滴的搜集整理成为一项独特的专题。姜先生自己也说“感到有些极有价值的京剧史料冷落一旁，书价奇廉，人皆可取，我何乐而不为。”

    《梨园书事》是姜德明先生新出的书。“梨园”得解释一下。梨园，原是唐代都城长安的一个地名，因唐明皇李隆基在此地教演艺人，“选乐部伎子弟三百，教于梨园。声有误者，帝必觉而正之”，后来“梨园”就与戏曲艺术联系在一起，成为戏曲组织和戏曲艺人的代名词。姜先生在自序里写道“开篇先要说明的是，对于京戏我是个十足的外行，只是爱听而已，也能勉强哼两句。还是年幼时我在里巷听别人唱，跟着学来的，不讲什么板眼，怎么顺口就怎么唱，能把听的人都给气跑了。”

    随口“哼两句”，在那个时代就好比现在的“唱两句”，那是再普通不过的市景相了。很小的时候，家里雇有保姆，她经常哼“苏三离了洪洞县”，我一点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可是知道她唱的不是歌。我们这一代是唱歌的一代，所以很久之后，我才弄明白保姆“苏三离了洪洞县”的下句是“将身来在大街前”，才明白这岀戏名叫《女起解》也叫《苏三起解》。姜先生写道“直到如今，我已步入老年，只要一听《女起解》，仍激动不已。我向往那美好的氛围，动人心弦的旋律。”看到这，觉得我们对戏曲的态度也许是唐突，也许是轻浮，不能推诿于“代沟”。

    代沟是现实，但不能成为唐突的借口。关于梅兰芳“蓄须明志”的意义，我曾表达过不同的看法。姜先生在本书引了柯灵先生的话“上海沦陷时期，豺狼当道，魑魅横行，对人是一场灵魂和意志的严格考验。艺人卖艺疗饥，只要不沾泥带水，原也无伤清白。略迹原情，过檐低头，也不同于倚门卖笑。梅兰芳树大招风，能做到独立不弯，冰雪无欺，在祖国危难中，陷身沟壑，坚定不移地捍卫民族气节和艺术尊严，不能不说是太难能可贵了。”这番兼具雄辩之力与文辞之美的话，打消了我的疑惑，我惭愧于自己“对前人的漫不经心”。

    我们这一代对传统戏剧少有兴趣。特殊年代没有办法，不看那八个样板戏就等于睁眼瞎。就算是1976年之后，有好几年也是没得可看，记得我在西单剧场看过拍成电影的豫剧《柜中缘》，搁现在白请我看也是不会看的。电视里有戏剧频道，遥控器偶尔遥到，从未停留过。过去听戏靠“话匣子”，现在电视里成天介“歌声嘹亮”，不是年头不对，是风尚变了。这样的轮回不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似的轮流作庄，戏时代的辉煌真的要一去不返了。

    基辛格70年代屡访中国，款待这位外交界巨星的项目，除了故宫、北京烤鸭，还有就是我们引以为豪的“国粹”京剧。可是基辛格在回忆录中称京剧乃“索然无味的艺术形式”，基辛格的随行人员更是“昏昏欲睡”。

    我曾说过姜先生是一位“不受意识形态束缚，目光四射的藏书家”。《梨园书事》提供给读者的正是这么一个视角，书里的图片书影大都是沦落冷摊乏人问津的老戏单、小唱本、零散刊物，而姜先生独具慧眼地将它们一点一滴地搜集整理成为一项独特的专题。姜先生自己也说“感到有些极有价值的京剧史料冷落一旁，书价奇廉，人皆可取，我何乐而不为。”姜先生经常对我说“这些薄薄的小册子很便宜的，一毛两毛钱，甚至作为添头白送，为什么人们都不重视呢？”我觉得这是一种“不忍心”的态度，并非单纯的“人弃我取”。

    二十几年前在海王村旧书铺，我一下子买到二百多期《立言画刊》，从一到二百是连号。对于这份上世纪40年代的刊物，我喜欢里面的“北京通”金受申写的老北京风土史迹，可惜刊物的最多篇幅给了戏剧，封面人物一水儿的梨园名角。当时我想送给姜先生几本，姜先生回信说“为什么要送人，为什么不好好自己保存？”《立言画刊》没有使我热爱上京戏，但是从中我了解到许多梨园人物、梨园掌故，所以我读《梨园书事》并无隔膜之感，倒是生出不少亲切之感。李世芳是《立言画刊》里几乎期期不落的名字，有正剧，花边八卦也多得很。李世芳相貌俊俏，酷肖梅兰芳，金受申诗云“歌声休说今岑寂，三十年来两字芳”。可惜李世芳年仅二十六岁，亡于飞机失事。

    姜先生在书中专有一节《名优祭——言慧珠》。言慧珠的名字，我也是于《立言画刊》中第一次知道，名满天下，谤誉齐飞。言慧珠最后死得也很悲惨，虽然惨但极具尊严，保全了艺人最后的人格，“士可杀，不可辱”，女流之辈一样可以做到。田汉在看了《谢瑶环》之后作诗云：“拼将颈血斗权奸,弱女居然战士颜。难得岭南风雨夜,娇弦逸管听瑶环。”我觉得言慧珠完全配得上“弱女居然战士颜”。

    言慧珠的弟弟言小朋，言小朋的妻子是王晓棠。1946年上海评选“艺坛皇后”，言慧珠当选“平剧皇后”，韩菁清当选“歌星皇后”，韩菁清1975年嫁给梁实秋。通过这么一串的联系，想表达的是：无论是过去的唱戏，现在的唱歌，都应发自良知的呐喊，发自对艺术的追求，对命运的抗争，对尊严的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