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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5年02月11日 星期三

    飞鸿孤鸿归鸿

    ——由“鸿”意象看苏轼流寓心态变迁

    张学松 《 中华读书报 》( 2015年02月11日   15 版)

        北宋文豪苏轼自21岁出蜀往京城应试,除父母去世短暂回乡外,一生都在宦游漂泊流寓,流寓“即不得已离开本土而移居他乡”。不同时期苏轼的流寓心态是不一样的,这种不同的心态在其作品“鸿”意象中有着鲜明的表征。

        宋嘉祐六年(1061),苏轼被任命为凤翔节度判官。这年冬天他前往凤翔赴任,弟苏辙相送。二人在郑州分手后,苏辙作《怀渑池寄子瞻兄》,苏轼作《和子由渑池怀旧》:“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尔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诗由苏辙诗前两句“相携话别郑原上,共道长途怕雪泥”之“雪泥”触发,感慨人生飘忽无定犹如“雪泥鸿爪”。“鸿飞那复计东西”一语成谶,预示了苏轼的流寓人生。但这里的“飞鸿”相对中性,对苏轼的流寓人生而言,“鸿飞那复计东西”是不幸而言中。“飞鸿”可代表苏轼青年时期的流寓心态。

        “乌台诗案”发生后,苏轼人生发生重大转折。之前虽因反对新法而自请外放,辗转杭、密、徐、湖诸州,但仍是朝廷命官,且政绩卓著,只不过与“飞鸿”一样漂泊而已。元丰二年(1079)因被指控作诗文诽谤朝廷而被捕入御史台狱。经历九死一生后被贬黄州团练副使。从元丰三年(1080)到元丰七年(1084),苏轼在黄州度过了五年贬谪生涯。被贬黄州时苏轼已45岁,王安石虽已退居江宁,而主行“新法”的神宗年方33岁,作为政治家的苏轼感到难有出头之日,经济上又极为困窘,加之黄州“地瘴蕃草木”,令其倍感孤独、惶恐、迷茫。这时他写了一首名词《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词中又用了“鸿”的意象,但却由“飞鸿”变成了“孤鸿”。当年的“雪泥鸿爪”还是一种比喻,而这里的“孤鸿”与“幽人”则融为一体,那“惊起却回头”的惊恐,“有恨无人省”的孤独,“拣尽寒枝不肯栖”的迷茫,正是苏轼此时流寓心态的写照。

        当然,词中的“孤鸿”也寓有孤标傲世不同流俗之意,如同那株由西蜀流落“陋邦”“自然富贵出天姿,不待金盘荐华屋”“名花苦幽独”(见同时作《寓居定慧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也》)的海棠一样!

        自古以来,“孤鸿”就寓有游子漂泊眷恋故土之意。阮籍《咏怀诗》之一:“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张九龄《感遇》诗之四:“孤鸿海上来,池潢不敢顾。”李商隐《夕阳楼》:“欲问孤鸿向何处,不知天地自悠悠。”周岐《塞下曲》:“关山多少征人泪,不及孤鸿天外归。”东坡本性乐天,未至黄州即言:“便为齐安民,何必归故丘。”(《子由自南都来陈三日而别》)初到黄州,即羡其“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初到黄州》)。这种心态是真实的但不是东坡此时的主流心态。看看下列作品:《正月十八日蔡州道上遇雪,次子由韵二首》其一:“忆我故居室,浮光动南轩······长使齐安人,指说故候园”;其二:“寄谢李丞相,吾将返丘园。”《游静居寺》:“回首吾家山,岁晚将焉归?”《戏作种松》:“却后五百年,骑鹤还故乡。”《次韵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至今归计负云山,未免孤衾眠客舍。”《安国寺寻春》:“看花叹老忆年少,对酒思家愁老翁。”《与子由同游寒溪西山》:“我今漂泊等鸿雁,江南江北无常栖。”这是东坡赴黄途中和初到黄州时所作诗,高密度地表现了他漂泊流寓和思乡之情。元丰四年(1081),东坡之侄安节到黄州看望,东坡写《侄安节远来夜坐三首》,中云:“嗟予潦倒无归日,今汝蹉跎已半生”(其一),“永夜思家在何处,残年知汝远来情”(其二)。安节离去时,他写十四首小诗送别:“索漠齐安郡,从来著放臣”(其一),“未甘为死别,犹恐得生归”(其二),“尚有身为患,已无心可安”(其六),“我梦随汝去,东阡松柏青”(其十),始终不忘自己“放臣”的身份,对在“索漠”的黄州而感“无心可安”,愿随安节回归“东阡松柏青”的故乡。前引“海棠”诗,以为黄州陋邦无此名花,乃好事者从其故乡西蜀移来。这都说明东坡对流寓地的疏离不认同和对故土的眷念。“孤鸿”代表了东坡中年的流寓心态。

        元丰七年(1084)东坡量移汝州刺史,结束了五年黄州的贬谪生涯。元丰八年(1085)春,神宗英年早逝,十岁的哲宗继位,神宗之母高氏垂帘听政,任司马光为门下侍郎,旧党人士纷纷得到重用,苏轼一路升迁至翰林学士掌內制,参与朝廷决策。由于反对司马光尽废“新法”与旧党发生矛盾,于元祐四年(1089)自请外放出知杭州,任满回朝继任翰林学士,不久又于元祐六年(1091)出知颍州,元祐七年(1092)春改知扬州,本年九月被召回京参与郊祀大典,官进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礼部尚书。这是苏轼仕途最辉煌的时期,黄州贬谪后的腾达中兴。作为封建文人,“学好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苏轼真正成了帝王师,实现了人生最高理想。然而这位“一肚皮不合时宜”的政治家,在其仕途顶峰的时候并不得志,他与司马光龃龉,屡遭御史弹劾,三次自请外放,除前两次出知杭州、颍州外,又于元祐八年(1093)出知定州。本年九月高太后去世,哲宗亲政。哲宗并不满意苏轼这位老师,苏轼赴定州任面见的面子就不给。第二年改元绍圣(1094),新党上台对旧党进行清洗。苏轼罢知定州改知英州,途中“五改谪命”,最后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在惠三年后,绍圣四年(1097)朝廷又一次大规模追贬元祐党人,苏轼被责授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在海南度过整整三年贬谪生涯。元符元年(1100),哲宗去世,徽宗继位大赦天下,元祐旧党被起用,苏轼本年五月获命量移廉州,六月渡海北返,建中靖国元年(1101)七月客死常州,结束了其坎坷的一生。

        从绍圣元年(1094)到建中靖国元年(1101)可谓苏轼晚年。整整七年都是在岭海度过的。诗人自嘲人生功业的两州“惠州”“儋州”都在这七年之中。历尽沧桑、宦海沉浮,加之参禅悟道,本就乐天的东坡,晚年的流寓心态更加显得淡定与从容。虽然遭遇新贬时,东坡不无惊恐,岭海七年也常思故土,但淡定与从容则是其晚年流寓心态的主导。生命即将结束时,建中靖国元年(1101)五月,东坡在金陵写了《次韵法芝举旧诗一首》:“春来何处不归鸿,非复羸牛踏旧踪。但愿老师心似月,谁家瓮里不相逢?”此诗也用了“鸿”意象,但又由元丰三年(1080)写《卜算子》词的“孤鸿”而变为“归鸿”。“春来何处不归鸿”是一反诘句,即春来任何地方都是“鸿”之归处。这里的“鸿”隐喻诗人自己,即任何地方都是诗人的归处。其实这是东坡对流寓地的融合与认同,也是其流寓身份的认同。寓惠三年,“已买白鹤峰,规作终老计”(《迁居》),“三年岭海上,粤峤真我家”(《丙子重九二首》其一),把惠州已当作自己的家乡。绍圣四年(1097)又贬海南岛,行至梧州,听说其弟谪贬雷州,作诗曰:“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吾谪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旦夕追及,作此诗示之》),未到海南已把海南作为故乡。谪居海南三年遇赦北归,不仅把海南作为故乡,且把自己的出生地四川作为寄居的地方了:“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别海南黎民表》)量移廉州后写信给秦观又打算终老廉州。真是“春来何处不归鸿”!“归鸿”代表了东坡晚年的流寓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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