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永不过时

    顾准是中国前改革时期的思想家。上世纪80年代，我从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不久，有幸结识知名学者、顾准胞弟陈敏之先生，在他的指导下开始曲折而漫长的顾准研究工作，迄今已近二十载。笔者认为，顾准著作的流布，从一个独特的角度折射出中国改革开放、人民思想解放的进程。

    一

    “反右”斗争中，顾准中箭，直到1961年11月他被摘去“右派”帽子。在孙冶方的关心下，顾准于1962年5月再度进入中科院经济研究所任研究员。孙冶方是一位懂行的、知人善任的专家型领导，他为顾准提供优越的科研环境和工作环境，并不出于私人感情，而是他懂得顾准的价值。因此，有人在“文革”中也说顾准在经济所“心情舒畅”，确亦如此。

    顾准给自己提出的目标是“埋头工作，决心在会计研究上作出应有的贡献”，同时，“想利用这个环境来继续自己的探索，但是这是一个人进行的探索，探索不成功，不想去影响别人”，并要“在经济研究上作‘刍荛之献’”。因此，顾准重返经济所的两年多时间，并未将研究的范围局限于会计研究，还作了大量经济研究和翻译工作。他在此期间留下了会计研究方面的不少著述，囿于当时的条件，并未公开出版。

    当时，顾准到上海、东北调查研究,写出《会计原理》和《社会主义会计的几个理论问题》。于此可见他对会计事业在社会主义新的历史条件下重要性的重视。对于胞兄的这两部遗著，陈敏之当然尽力争取早日出版。然而在那个荒诞岁月，陈敏之的努力终归无效，一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情况才有转机。《社会主义会计的几个理论问题》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82年5月出版，发行了二万七千册。

    《会计原理》的出版却充满艰难。1976年，中国北方大地震，孙冶方夫妇到沪暂住老朋友陈修良寓中，陈敏之闻之晤面。不久，“四人帮”垮台。孙冶方听说顾准有部《会计原理》还未出版，就热情地相托姚鼐（孙冶方建国后担任上海财经学院首任院长时，后者为其副手），姚鼐受托后找到洪泽（当时在上海市宣传口工作），洪泽则把《会计原理》手稿交给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编辑欧阳仲华。欧阳拿到手稿后一读再读，时间在无声无息地流淌着，别人不着急不要紧，作为顾准兄弟的陈敏之欲向欧阳求教。欧阳对求教者打起“官腔”，意谓顾准的书内容陈旧，词汇与现时不相称云云……陈敏之当即取回书稿。

    尽管碰壁多多，陈敏之还是于心不甘，在他工作的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所里，有一位同事名叫吴逸，与时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的许毅（他也是立信老校友，与顾准在华东局财委曾共事）比较熟悉。一次乘许毅来沪出差的机会，陈敏之由吴逸引见许毅，两人相见恨晚。说起顾准的《会计原理》，许毅答应由他带回去联系出版社在京出版。陈敏之当然感激不尽。《会计原理》于1983年由北京一家当时唯一隶属于财政部的中央级出版社出版。

    此书邮寄到陈敏之手中时，他很是纳闷，因为这本小32开的书籍表面看来既无出版社署名也无版权页，当然也不会有书号、定价之类的东西。其原因是什么，陈敏之至今也没闹明白，他也不敢妄自揣测，不过他“仍然很感谢一切曾经为出版此书做过努力的朋友”。此书当时只印了一千册，其中二百册由陈敏之分赠亲朋好友，余下的八百册，出版社通知让他自行出售，书款抵充稿费。陈敏之因当时工作较忙，无暇顾及此事，只好委托他的老朋友、时任上海会计学会秘书长陆修渊代为办理，售书所得800元请他悉数汇交出版社。

    经过再三努力，《会计原理》被收入《新编立信会计丛书》，于1984年由上海的知识出版社（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的前身）公开出版，第一版印数达31000册。其时已届耄耋的中国现代会计泰斗潘序伦先生在为此书写的序言中说：“这篇遗著虽属残卷，仍可独立成篇，编写方法也与众不同，以他一贯的严谨学风，运用马列主义观点，层层剖析，逐步深入，独创一格而不拘泥于习俗。”

    二

    如果说顾准遗著《会计原理》的出版历经戏剧性，那么他的另一部专著《希腊城邦制度》的问世显得“平淡无奇”。

    顾准曾与吴敬琏一起在河南“五七”干校劳改。期间他们相互砥砺，聊天是其中的方式之一。顾准对吴敬琏说过，要把中国的事情弄清楚，首先得学习西方的文化史、经济史、政治史、宗教史，对整个人类历史作一番梳理。然后再回过头来分析中国的问题和探索人类的未来发展，就容易看得清楚。于是他们两人决定从希腊史开始历史漫游。吴敬琏后来回忆道，通过与顾准的切磋，“我看到了所谓‘儒表法里’的专制主义思想在中国在政治思想中多么源远流长。这样，对于探索希腊城邦民主制的源头的兴趣也就更大了。”1972年顾准返京后，继续抱病进行这一探索，撰写了许多读书笔记，其中就有《希腊城邦制度》。

    在《希腊城邦制度》中，顾准从希腊城邦制度的产生、发展和最后形成过程中，探索西方文明的源流。他从文明起源这一广泛领域对西方历史、古希腊和古代中国作对比研究，从中提出一系列发人深省的问题。该书分六章，顾准原拟写就后再修订，但未及完稿便辞世。

    根据顾准遗嘱，陈敏之将这份遗稿检出送给他的知己吴敬琏保存。在顾准生前，陈敏之还没有读过这份笔记，乃商得吴敬琏同意，拿到文稿读了一遍。读后深感有必要以后仔细研究，就重抄了一份。陈敏之认为：“希腊史研究，不过是五哥十年研究计划中的一部分，一个开端。他曾对我说到过，打算用十年时间，通盘比较彻底地研究（先是）西方，（然后是）中国的历史，并在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达成他对历史未来的‘探索’。如果天假以余年，可以期望十年之后，会能得到某种成果。”

    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

    究所工作的吴敬琏将这部极富创见的著作交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该社国际问题编辑室收到书稿后，立即投入精兵强将抓紧出版。期间编辑依据手稿对照陈敏之的整理稿作了精心校勘，将稿中的旁注、另页也酌情编入正文或注释中；对稿中大量的外文人名、地名、专用名词和中文引文进行了校核……1982年，该书顺利问世。出版后，好评如潮，被认为是研究古希腊历史的拓荒性著作。

    在此前后，顾准翻译的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和英国经济学家琼·罗宾逊的《经济学论文集》，分别在1979年与198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不过，前者署名为“绛枫”，这是顾准早年曾用过的一个笔名。

    三

    顾准一生最有代表性的著作当推《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这其实是顾准与陈敏之的通信集。这部书反映了顾准在逆境中从事学术研究，具有里程碑式的贡献。这本著作的出版同样费尽周折，陈敏之为之心力憔悴。从整理成书到出版问世，历时十八个春秋，其间经历了几多波折和艰辛，最后仍未能首先在大陆出版。

    顾准生前根本没想过要出版这本书，也没想到过会出版这本书，他写该书各篇时，纯粹为了满足弟弟陈敏之个人要求，或是答复弟弟提问，或是和弟弟讨论某一问题，或是对弟弟的笔记所写的读后感。其中只有《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一篇是应上世纪30年代的老朋友李少甫（立信同人，进社成员）之请所写。这些笔记、读后感凝结着作者多年来思考、探索、研究的辛勤劳动。

    从1977年开始，陈敏之把顾准寄来的笔记稍加整理分类，重新抄写，装订成册。这些笔记用的是当时廉价的信笺纸，字又写得很小，经不起翻阅。重新抄写一份，一方面是为了借此可以多保存一份，一方面也是为了自己翻阅的方便。

    据陈敏之回忆，不会晚于1984年年底以前，顾准的这部文稿通过30年代的一位老朋友（即在文化部系统工作的周静）交到三联书店。负责审读的编者读了以后写道：“深感作者知识渊博，很有识见。也许是因为兄弟之间的探讨问题，直抒胸臆，不讳权威……此文写于那种不讲学术，不讲科学的时代，实乃不凡之作”。当时这家出版社的负责人是沈昌文。沈先生也认为该出版社“今后固然要力求系列，成套等等，但对于各色各种的单本儿的‘奇书’始终要给予支持。……顾准之作,我想是属于‘奇书’之列的”。话虽如此，顾准之作仍通过周静退给了陈敏之。这已是1986年上半年的事。

    十多年弹指一挥，沈昌文在《阁楼人语》一书坦承：“……我是一个怯懦者，想到而大多不能做到。我当年在编发顾准前辈的文章时，就有过应当允许‘跪着造反’这念头，但临了还是扣了一些不敢发，更不用说别的稿件了（感谢后来有同行大顾准文集印成书了）。”需要补充的是，当年《读书》刊登过《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之一《科学与民主》。同时《读书》在1984年第7期发表了陈敏之的《顾准与会计学》一文。

    1987年12月，一位年轻的学者陈申申找到陈敏之，他在读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原稿后主动向上海人民出版社写信推荐这本书。上海人民出版社的责任编辑在认真审读这部文稿后，反应十分积极，1988年6月，编者提出以下意见：“全稿文字凝炼晓畅，笔锋犀利，激荡人心，读来爱不释手”。认为“作者忠于革命，热爱人民，他写的文稿出于忧国忧民之心，具有严肃的科学态度，从观点到语言都不超出学术范围”，因此可以出版。不久，文稿出版已成定局，是年8月陈敏之为此书写了一篇序言。1988年底、1989年初，校读了清样，然而，1989年春一场政治风波使这本书一搁又是三年。

    既然结集出版，需要为之题一个书名。而《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是由陈敏之提出、在同时提出的五六个书名中经过反复推敲后选定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大体上体现了该书各篇蕴含着的主要精神和思想。不仅如此，也可以认为它概括和如实地描绘了顾准一生走的路。

    《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一书通过陈昕转给香港三联书店，作为思想者文丛之一于1992年正式出版。陈敏之感慨万分：“现在，历经艰辛，终于见到了天日。鲁迅在为《白莽作〈孩儿塔〉序》中曾说过：‘一个人如果还有友情，那么，收存亡友的遗文真如捏着一团火，更觉得寝食不安，给它企图流布的。’这些年来，我手里捏着的不是一团火，而是一团熊熊烈火。现在，当我手里捧着这本装帧朴素的遗著，终于见到了先兄的遗墨。因此而能得以流布，心里感到的欣慰是难以言喻的……”

    四

    1980年2月，为顾准、汪璧召开追悼会后，陈敏之和一些老同志曾有为顾准出一本书（文集或纪念集）以资纪念的设想。

    陈敏之编辑的《顾准文集》有顾准与其弟在1973-1974两年中的通信，以《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为书名出版的单行本有两个不足：一是因为在香港出版，书价既贵，大陆能买到、看到此书的也不会太多；二是该书出版时，抽掉了两篇文章。更重要的是，陈敏之认为这些通信虽是顾准写给他个人的，但是信中所蕴含的学术思想属于社会。

    1993年12月，陈敏之自北京回沪，除了写出序言、编定目录、整理文稿和办理一些必要的编务外，着重的是联系一家出版机构，以便能够赶在顾准去世20周年(1994年12月)和80岁诞辰(1995年7月)前出版。陈敏之联系了学林出版社，虽说不上有什么关系，谈起来也还不是十分生疏，很快就签了协议，按协议陈敏之支付了第一次款项。

    就在《顾准文集》书稿发排前夕，责任编辑欧阳文彬突然给陈敏之打来电话，说以前在香港出版时抽掉的两篇文章，这次也不能放进去。在签出版协议、交付书稿时，陈敏之是交待清楚的。现在既然有了异议，只能再磋商。于是陈敏之赶到当时位于上海文庙的出版社磋商，出版社负责人坚持这两篇文章一定不能放进去，希望谅解。

    皇天不负有心人。在顾准的知己王元化的牵线搭桥下，贵州人民出版社允诺出版《顾准文集》。出版社马上签了协议，在1994年12月以前看到了样书。1995年3月1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为顾准诞生80周年和《顾准文集》的出版召开了纪念座谈会，对顾准和他的学术思想作出了应有的评价。

    顾准有记日记的习惯，他去世后，遗留下的日记大部分保存在陈敏之手里，小部分则在顾准的儿子高梁（顾南九）那里。《顾准文集》出版后，许多人都慨叹，作为思想家的顾准，生前留下的文字材料太少。也有人想到，这位思想家是否还留下一些未曾发表过的文字？

    1997年元月，陈敏之来北京，丁东问及他在文章中提到的日记。陈敏之说，顾准留下的日记有三本，一本于1959年10月至1960年1月写于河南商城；一本于1969年11月至1971年9月写于河南息县东岳和明港；一本于1972年10月13日至1974年10月15日写于北京。于是，丁东就产生了一个念头，应当争取让顾准日记与读者见面。

    当年3月，丁东遇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编审黄德志女士。她正经营着该社所属的书店，问丁东有什么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俱佳的书稿？丁东当时便谈到《顾准日记》。当下说定，由丁东找陈敏之联系书稿，由她联系出版发行事宜。陈敏之很快就把日记复印件寄给丁东。黄德志这边却不顺利。这时，《百年潮》副主

    编郑海天问丁东有什么好稿，就向他推荐了《顾准日记》，他们选发了3000多字。《天涯》主编蒋子丹也问丁东有什么好稿，又为她选了10000字。这时，丁东继续与别的出版社联系，最后找到了经济日报出版社。

    《顾准日记》出版后虽然反响很好，但不是完璧。存在高梁那里的是顾准写于1956年的中央党校日记，他把这本日记交给我，让我写作《顾准传》时参考。后来我复制了一套，编辑《顾准：民主与“终极目的”》时，选了其中几篇。《顾准：民主与“终极目的”》是我应中国青年出版社之约选遍的一本顾准文选，它基本上把顾准各个时期的代表作都囊括进来。当时我的复旦同学、中国青年出版社副总编辑李师东听说我正在创作《顾准传》，而他正在策划“野百合花丛书”，就约我选遍一本顾准文选，我选十几篇顾准的文章，并撰写了5万多字的《顾准的生平及其学术思想》作为导读，书名定为《顾准：民主与“终极目的”》，于1999年1月出版。

    又过数年，中国青年出版社于2002年1月编辑出版了《顾准文存》，一套四卷，包括《顾准文稿》、《顾准自述》《顾准日记》《顾准笔记》。

    五

    陈敏之先生的健康状况一直不是很好，多次住院治疗。在那段时间，为推介顾准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他抱病整理、撰写出版了大量著作。可是，上苍无情，陈敏之于2009年5月4日在上海华东医院因病去世……陈敏之先生走了，王元化先生早一年也走了……但是，顾准研究事业还将继续。

    贵州人民出版社于1994年10月出版的《顾准文集》已经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国人心灵影响最大的文史读物之一。2008年的深圳读书月恰逢改革开放30年，读书月组委会推出了“阅读中国30年”系列活动，其中有“30年30本书”文史类读物的评选活动，《顾准文集》入选。2009年，《中华读书报》推出“六十年六十书”。它从过去的六十年中，选出六十本书，每年一本。《顾准文集》也跻身“六十年六十书”。

    2005年，顾准诞辰95周年，我为福建教育出版社主编了《顾准研究书系》，其中收入了《顾准文集》（增订珍藏本），是对原来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初版本的全面修订、补增，以求更加完备全面地反映顾准思想的精华，以期对顾准的研究事业有所推动。

    顾准的思想可能会过时，顾准的精神永远不会过时。但愿顾准精神能够薪火相传，伴随千千万万中国知识分子迈向新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