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意过眼

    相较于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70后小说家更倾向和擅长于痛诉“不革命家史”。在盛可以这本《野蛮生长》中，虽然爷爷李辛亥身上有蛮严重的家长作风，部分沿袭了余华《活着》中徐富贵的影子，这和70后心目中的“爷爷辈”也是极其吻合的，是一个不近人情教化刻板极端自私的怪物。而到了儿孙辈，从“大哥”、“我姐”到“外甥女”，一系列人物的人性被一步步解放挣脱出来，虽然近似“野蛮”，却大为松了口气。

    ——作家赵志明在《一个“70后”小说家眼中的时代缩影》（《新京报》“书评周刊”2015年1月31日）一文中这样评价盛可以的长篇新作《野蛮生长》。

    这一次，固然是由于没有获得熟悉的情节线索、没有明晰而“安全”的意义指向，但也是由于人们在观影过程中感到了某种遭排斥、被拒绝的体验。如果说，艺术电影的功能之一，是制造、而非缓解观众的焦虑，那么，对抱着观看商业大片的预期进入影院的观众说来，这份焦虑很快转化成愤怒便可想而知。这之间的多重错位，令我迷惑。我至今仍未找到能说服自己的阐释。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票房失败与“失败之作”之间并非等式。电影是商品，但电影也是艺术。这该是常识吧。没有“但是”。

    ——在北京大学教授戴锦华眼中，不能简单以票房论英雄，她在接受《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2015年2月1日）记者采访时从《一步之遥》被以“看不懂”为理由否认、拒绝谈及艺术电影与票房的关系。

    无论是沈浩波与沈睿的争论，还是徐敬亚、韩东、伊沙等人的言论，都显示了一种强烈的精英意识，他们都有对诗歌的一整套观念，以及因此而具有的一种优越感和价值判断。但就我的理解来看，每一个诗人的诗歌观念都是独特的，都是历史地形成的，都有其合理性，但另一方面，这也束缚了他们对另外的诗歌的理解，当他们谈论诗歌应该如何的时候，其实是在谈论经典作品或理想中的诗歌，甚至只是在谈论诗歌的技术，而这样的谈论在面对新的诗歌或美学经验时，可能是无效的。

    ——面对近来从诗歌界蔓延到网络进而波及很多常规诗歌读者之外的湖北女诗人余秀华诗歌优劣的争论，批评家李云雷在《“诗可以兴，可以观”》（《北京青年报》“文艺评论”2015年1月30日）中有着相对清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