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受过多少正规教育的瑞典女作家阿斯特里德·林格伦(As⁃tridLindgren,1907—2002)凭着自己的生活感受,创作出多部作品,如《长袜子皮皮》《小飞人卡尔松》等童书,并由此成为一位知名作家,获得诸多荣誉,包括1958年的“安徒生金质奖章”,1973年的“刘易斯·卡罗尔书架奖”和1993年的“联合国教科文图书奖”等等。1978年,她在接受“德国书籍交易和平奖”的演讲中说到她的一次经历:
大约20岁时,我遇到一位老牧师的妻子,她跟我说起,她很年轻就生了一个孩子。她是不主张打孩子的,虽然当时标准的处罚孩子的方式,就是从树上摘下一根细树枝来打他屁股。
有一天,她的四岁或五岁的儿子犯了错,这是他有生第一次。她感到有理由打他屁股了。她跟孩子说,他得到外头去,找一根小树枝来,好让她用来打他。
孩子去了很长时间。回来时,他哭了。他对她说,“妈妈,我找不到小树枝,不过这里有一块石头,你可以用来砸我。”
突然间,这个母亲就明白了,从孩子的角度来看,如果我的母亲要伤害我,她用小树枝打,还不如用一块石头来砸他,两者没有什么区别。于是,母亲把孩子抱到膝上,两个人都哭了。随后,她就把这块石头放置到厨房的一个架子上,来提醒自己:永不暴力。
这就是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记住的事。因为从幼儿园开始的暴力,会激发孩子的暴力行为。
阿斯特里德·林格伦的这个讲话在她去世之后,于2007年以《永不暴力》(NeverViolence)为题被发表在《瑞典书籍评论》上。研究者相信,除了她自己的生活和情感经历,那位老牧师妻子的故事,对林格伦的创作一定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阿斯特里德·林格伦原名阿斯特里德·安娜·艾米莉亚·埃里克松,生于瑞典南部斯莫兰省维默比附近的一个小村子。父母为她和她的两个姐妹、一个兄弟创造了良好的生活条件,使她度过了一个快乐的童年。在父母的农场里,她们兄弟姐妹不但玩耍,每天还帮助女佣和农业工人干活。阿斯特里德小时从他们那里听到一些童话和故事,激发了她对书本的喜爱,她在小学时就能写很不错的文章。十三岁那年她在当地的《维默比时报》上发表了一篇小故事。毕业后,阿斯特里德接受该报主编雇用,为该报做校对,先是写点广告什么的,然后开始写正规的文章。她和主编关系密切,但在1926年怀孕后,她拒绝了他的求婚,去了首都斯德哥尔摩学习打字和速记。期间她去了哥本哈根唯一一家不查问生父姓名的医院,生下了儿子拉斯,自己又回到斯德哥尔摩,并尽可能每周去看望寄养在他人家的儿子。儿子长到三岁后,她先让他去维默比与外祖父在一起,等她自己有能力后才把他带回培养。
在斯德哥尔摩任瑞典皇家汽车俱乐部的秘书后,阿斯特里德认识了俱乐部办公室主任斯特尔·林格伦,并于1931年与他结婚,两年后生了女儿卡琳。带着两个孩子,阿斯特里德不得不天天忙于家务,但她仍抽时间给《国家圣诞》杂志写短篇小说赚稿费。1941年起,他们搬进一家公寓,一直住到2002年去世。虽然丈夫在1952年就因病去世,但阿斯特里德没有再结婚。
“永不暴力!”林格伦在《长袜子皮皮》中就表述了这样一个教育孩子的原则。
《长袜子皮皮》这个童话原是阿斯特里德为她女儿卡琳写的。
1941年,七岁的卡琳患肺炎卧病在床,希望听故事,并请她母亲给她讲一个“长袜子皮皮”的故事。林格伦说,“长袜子皮皮”这个名字是卡琳“发明”出来的。不过她当时没有立即动笔写。三年后,1944年早春3月的一天,当她觉得脚踝扭伤、行走困难时,为了消磨时间,她坐下休息,开始写皮皮的故事,并于5月完成第一稿,送了一份给卡琳作为她十岁的生日礼物。
《长袜子皮皮》里的同名主人公是一个九岁的女孩子:“她的头发是红萝卜色,两根辫子向两边翘起,鼻子像个小土豆,上面满是一点一点的雀斑。鼻子下面是个不折不扣的大嘴巴,两排牙齿雪白整齐。她的衣服怪极了,是皮皮自己做的。本来要做纯蓝的,后来蓝布不够,皮皮就到处加上红色的小布条。她两条又瘦又长的腿上穿一双长袜子,一只棕色,一只黑色。她蹬一双黑皮鞋,比她的脚长一倍。”(任溶溶译文)
从这些外形,就可以看到皮皮和一般的女孩子不一样。更不一样的是她说话好信口胡编。譬如一次她倒着在街道走路,让见到的一个小姑娘感到很奇怪,问她为什么要这样走。她竟回答说:“告诉你们吧,在埃及人人都这么走,也没人觉得有一丁点儿奇怪。”又如,她告诉他的玩伴说,在阿根廷,“那儿过完圣诞节假期,隔三天就是复活节假期,过完复活节假期,隔三天就放暑假,暑假一直放到十一月一日。……那儿不上什么课。在阿根廷严禁上课。偶尔也有一两个阿根廷孩子躲进大柜,偷偷坐在那里读书,可给妈妈一发现,嘿,就要受罪了!学校里根本不教算术,要是有个孩子知道七加五是多少,又傻乎乎地去告诉老师,好,他就得站一天壁角……”
《长袜子皮皮》的创作有多处灵感来源:首先,皮皮是照阿斯特里德·林格伦全家在斯德哥尔摩伏茹松岛度假时遇见的一个在那里租用避暑别墅的女孩子写的。这个女孩子很特别,她住在一个人们称作“不加打扫的房间”里,带一只“象征盛有金币的钱袋”。她脸上有很多雀斑,平时很喜欢冒险。她家没有马棚,她就将马拴在前廊,邻居们经过时都觉得好生奇怪。还有,别墅花园里的一棵柠檬树树心是空的,也像书中皮皮、汤米和安妮卡钻进去玩的那个树窟窿。再者,卡琳在学校里的一个朋友头发也是红萝卜色的,而且也有雀斑。另外,书中三个孩子的游戏玩乐,大多也是阿斯特里德和她兄弟姐妹在父母的农场里常玩的一套。
虽然有这些现实的依据,但像长袜子皮皮这样的人物,在以往的童书中,是几乎看不到的。
传统观念认为童书里的儿童,最重要的应该是一个听话“守规矩”的孩子,像《长袜子皮皮》里作为陪衬的两个孩子:“他们俩都很好,很守规矩,很听话。汤米从不咬指甲,妈妈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安妮卡不称心的时候也从不发脾气,她总是整整齐齐地穿着刚熨好的布裙。”在传统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中,“守规矩”就是儿童成长的标志;“标准”的好孩子就是一个“小大人”,他衣服整整齐齐,身上干干净净,整天规规矩矩,坐在桌前读书写字,哪儿也不去,完全听大人说的,没有二话,遇到不顺心的事也不吵闹……皮皮岂不是一个反传统的儿童吗?像她这样的孩子还不该打屁股吗?
但是在《长袜子皮皮》里,林格伦容忍了皮皮,她喜欢怎么做就让她怎么做,她可以倒着走路,可以满口谎话,可以穿着鞋子睡觉,可以不会算术,可以作弄警察……但她却不是一个不讲道理的人:当别人指出她所说的事“不可能”时,她会承认:“不错,你说得对。我说了谎。”女作家还把她写成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她不仅力气大得能轻而易举地把一匹马、一头牛举过头顶,还降服了倔强的公牛和食人的大鲨鱼,完完全全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女孩。她还会帮助弱者,赶走欺侮她们的大孩子。女作家还特别描写了她以她的机智创造出的英雄业绩——在摩天楼失火时,从顶楼救出一个五岁的小男孩。
在阿斯特里德·林格伦看来,小孩子可能有这样那样大人们看不入眼的举止,但首先要认识到,这些往往都是孩子天性的表露和发泄。那些被看成是“顽童”的孩子,心底里蕴藏着对自由、对冒险、对破除陈俗、对建立功勋的渴望,应该让他们心中的力获得释放。大人们应该理解。这就是她这部《长袜子皮皮》的新意所在。
在《永不暴力》中,林格伦针对孩子的相关教育问题还有这样几段话:
很多家长无疑都会为(儿童的)这种新倾向而担忧,并且会觉得他们是做错了,反家长制教育不该受到谴责。
反家长制教育并不意味着可以一贯让孩子放任自流和为所欲为。并不是说他们的成长可以不要一套规范或者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儿童和成人都需要有一套规范作为约束自己的框架。孩子对父母比任何人都更会作为榜样来学习。
当然,孩子应该尊重父母,但请不要误会:成人也应尊重孩子,而不滥用他们天生的优势。人们希望看到的是所有的父母和所有的孩子都相互尊重。
“所有的父母和所有的孩子都相互尊重。”阿斯特里德·林格伦毕生都怀着这一理念,并在她的《长袜子皮皮》和另外一些作品中做了艺术的表述。
但是,这部《长袜子皮皮》开始并不为人们所理解。1944年,林格伦将书稿交给艾伯特·邦尼尔公司,被拒绝出版。但林格伦感到自己爱上了创作,于是又写出了一本给儿童看的《布里特—马里的心事》。拉本和舍格伦出版公司接受了此书,于当年出版了《心事》,并于1945年出版了《长袜子皮皮》。
《长袜子皮皮》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此书在这年的11月出版后,两周内就卖出两万册。该书的出版也改变了林格伦的一生,使她成为了世界著名的作家。但是当时在瑞典,此书也曾引起一片喧嚷,老师和家长们担心放纵不羁、不受拘束的长袜子皮皮会对孩子产生极坏的影响,有些批评家也提出警告,说此书可能会造成公共道德的衰退。不过很快此书就得到了普遍的肯定,安徒生奖即是对此书的国际性承认。《长袜子皮皮》如今已经被翻译成七十多种语言,为世界各国的儿童所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