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玄同的转折与近代文化的发展

    整理《钱玄同日记》是我这辈子做的最傻的事

    在学术界，杨天石以蒋介石日记研究知名。几十年来，他在这一领域用功最深，用力也最勤。因而，当最近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由其主编的的三卷整理本《钱玄同日记》时，确实令人颇感意外。“从参加这个工作到最终出版，前后持续了20多年，这可能是我这辈子做的最傻的一件事情。如果我用这些时间做钱玄同的研究或写别的什么书，估计三四本书都写出来了。”最近，本报记者访问杨天石先生时，他首先这么说。

    钱玄同日记始于1905年12月9日，这一天，钱玄同赴日留学，自上海启行。终于1939年1月14日，距离其在北京逝世仅3天。长达35年。全部为手稿。分装97册。原由钱玄同本人编号自存，钱玄同逝世后，由其子钱秉雄保存。杨天石介绍说，钱秉雄将这批日记，钱玄同与师友的往来书札、藏书等一起租屋珍藏。“文革”期间，鲁迅博物馆挑走了71册日记和部分章太炎、鲁迅的书信，其他则全部被红卫兵抄走。“文革”结束后，鲁博作价几千块钱，给钱秉雄先生作为补偿。抄走部分陆续发还，计24册，另第15册（1916.10.26-1916.12.31）、第46册（1926.2.12-1926.6.22）则不知去向，始终没有找到。

    杨天石用“机缘”来描述他当年接手投入钱氏日记的整理工作。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哲学史界一批学者组成《中国哲学》编委会，用以书代刊的形式连续出版系列著作《中国哲学》。已故著名学者方立天、庞朴,现尚健在的楼宇烈等都是该刊编委。该刊主要发表中国哲学史的学术论文，同时还设置“资料与回忆”栏目。这个栏目最早由该刊主编主持，发表近代重要哲学家的回忆录和相关资料，颇得学界好评，后来主编忙，就委托杨天石负责。杨天石了解到钱玄同的日记还没有发表过，就计划将日记放在这个栏目中连载。

    最初动员钱秉雄提供日记,钱和长子钱端伟都积极支持，鲁博方面最初遇到点困难。后来周谷城出面协调，问题得以解决。鲁博当时的馆长王士菁和继任的陈漱渝都大力支持，协议由鲁博资料室的工作人员整理，抄家后发还的部分也就顺理成章地交该室工作人员继续整理。工作流程是，先由鲁博资料室的工作人员整理出初稿，再由杨天石审核、校订，负责解决所有疑难问题，最终定稿。杨天石当时的博士研究生刘贵福协助做了不少工作。刘贵福后来即以《钱玄同思想研究》为题写了博士论文，出版了专著。

    整理工作难度极大。第一，钱玄同书写匆忙、潦草，难以辨认。钱玄同记日记，完全为自用，没有考虑过别人阅读的问题。第二，钱玄同的学问太大，牵涉到经学、历史学、文献学、文字学、书法学、碑帖学等多个门类。第三，引用的古代文献太多，经史子集无所不引，而且大都随手写来，并不严格按学术规范，注明书名、篇名、卷册、页码，查对这些引文，宛如大海捞针。第四，文字复杂。日记牵涉到多种文字：如中文、日文、英文、世界语等；中文部分又包括甲骨文、篆书、行书、草书、历史上出现过的简体字、俗体字等多种字体，近代以来设计过程中出现过各种各样的汉语拼音方案，还有钱玄同本人创造的简写字、合并字以及各种符号。第五，更重要的是，没有第二个本子可以参考、校对。大多数日记开始读的时候根本不知所云，自然无法断句，更无法施加标点。只能一遍又一遍地读，反复读，读了多遍以后，对钱玄同的书写规律逐渐熟悉之后，才能慢慢读懂。尽管如此，还是有些字不认得。杨天石就请钱秉雄帮忙，但是，钱也表示不认得。做研究，写论文，写传记，有些字不认得，可以跳过去，不管它，但是，标点、整理，任何一个不认识的字，甚至一个符号，都无法跳过，必须认真对待，反复揣摩，只有完全读懂了，能正确释读了，才敢断句、标点。有时，一段文字，因为其中有几个字不认得，经年不得其解，突然认识了，全段就豁然贯通了。这时候，杨天石说，“真像发现一个小恒星那样高兴。”

    钱玄同的转折和近代文化发展的进程大体一致

    读书报：听您这么说，整理工作可谓“艰苦异常”了。出版过程呢？也很困难吗？

    杨天石：是的。最初，辽宁一家出版社想出，合同都签了，但出版社拿到稿件之后，发现排版难度太大，于是决定毁约，宁可赔钱也毁约。2001年，北大出版社和清华大学出版社都表示愿意出。最后我选择了北大出版社，因为钱玄同当年就是北大教授，《新青年》就是北大的陈独秀、胡适、钱玄同他们编辑的，因此，给北大出版社比较合适。不过，该书从签订合同到出版，还经历了好多年，其原因，就一言难尽了。

    读书报：和12年前福建教育出版社影印出版的12卷本《钱玄同日记》相比，三卷本的整理本有何价值和意义？它为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哪些新的东西？

    杨天石：12卷本《钱玄同日记》是鲁博影印的。它和整理本的区别在于：影印本保存原貌，但难读，读起来很吃力，有人戏称为“天书”，整理本则基本按简体字排印，为研究人员的阅读扫除障碍，提供方便，好读、易读。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将两个版本对照着读一读。

    读书报：钱玄同的一生虽然短暂，但他在政治立场和文化寻求上却经历了数度转折，而且这种转折常常是一百八十度的。如，政治上最初崇拜康有为、梁启超，是保皇党，后来迅速转变为共和主义者、民主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又如文化上，从“师古”“复古”“存古”到“五四”时期激烈批判传统文化，推崇“欧化”。您如何评价钱氏的这些转折？这种转折在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群体中是否具有代表性？

    杨天石：钱玄同的转折和近代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的进程大体一致。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人有个很大的毛病（我称之为“文化自大主义”），认为中国是天朝上国，“诗书礼义之邦”，文化世界第一。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文化进来了，中国人发觉自己落后了，于是，就想改革旧文化，创造新文化。这样，中国文化的发展就面临两大问题：一是如何处理发扬中国文化优良传统和“向西方寻找真理”之间的关系，另一是如何处理继承和批判、改革、创新之间的关系。与之相应，也就产生了两大文化思潮：一是学习西方文化的思潮。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曾说：“自从一八四零年鸦片战争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一是保存国粹思潮，要求维护、保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粹，其代表人物是章太炎，其代表性刊物是上海的《国粹学报》。两大思潮对如何发展中国文化的主张有一致的、互相渗透的方面，但是，又有很不一致的相互对立的方面。

    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从戊戌维新运动开始。那时候，文化领域里出现了许多新事物，如报纸、学堂，白话文运动、天足运动，也出现了许多新口号，例如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后来又逐渐发展出思想革命、道德革命、史学革命、宗教革命、戏曲革命等许多方面。应该承认，这些口号的提出，代表了当时文化界破旧立新的革命要求，或者说，代表了当时文化领域的转型要求——从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型。在一段时期内，文化领域是向前发展的、生气勃勃的、充满创造性的。但是，自从国粹主义思潮兴起以后，情况就有了复杂的变化。

    以“白话文运动”为例，原来康有为等人觉得，要向人民大众普及维新知识，传统的文言文不行，必须用白话。有个无锡人裘廷梁办了份白话报纸，发表了一篇论文，叫《论白话为维新之本》，后来有个自称“白话道人”的福建人林獬，办《中国白话报》，提倡“种田的、当兵的、做工的”都能看得懂的白话文。一时之间，白话报纸在全国风起云涌，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了几百种，这当然很正确，代表了中国书面语言、文学语言的正确方向。但是，自从“保存国粹”的口号提出以后，“革命”的口号不喊了，或者喊得少了，有气无力了。在康有为，包括章太炎等人看来，此类文字都是为了宣传需要的一时权宜之计，它们不是“国粹”，代表中国“国粹”的还是文言文，是三代、周、秦、两汉、魏晋的传统文言文，或者叫古文，那才是应该保存、继承、扬光大的。

    钱玄同是章太炎的学生。辛亥革命前，章太炎在日本东京办国学讲习会，钱玄同、周树人、周作人等都曾到国学讲习会听课，成为受业弟子，自然，受到国粹主义思潮的影响。那时，钱玄同主张保存“复古”“师古”，文化上走的是倒退的路子，原来走对的路子，也没有重视，没有坚持、发扬。

    例如，钱玄同遵章太炎之命，辛亥革命前办《教育近语杂志》，所谓“今语”，意思就是“今天的语言”，就是白话文，这份杂志用白话讲中国历史，讲中国古代文献，甚至讲“经学”，但是，章太炎自己写书、写文章，却一律用古色古香的文言文，而且，似乎越古越好。他有本代表性的著作，叫《訄书》。“訄”这个字，今天很少人能够认识，《说文解字》说：“訄，迫也。”著名的古文字学家段玉裁注称：“今俗谓逼迫人有所为曰訄。”另一位文字学家承培元注称：“訄，以言相迫也。”这是《说文》的专用字，古籍一般多用“求”字，“訄”字已经极少使用。那么章太炎为什么要用，而且以之作为书名呢？无他，为“保存国粹”也。这部《訄书》，今天的读者大概很少有人能读懂。

    章太炎本人如此，受业于章的周树人（鲁迅）、周作人和钱玄同等也如此。那一段时期鲁迅的文章，如《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篇，思想很深刻，至于语言，则只能用古奥晦涩、佶屈聱牙八个字来形容。辛亥革命后，鲁迅兄弟在绍兴《越铎日报》上发表的文字也大体如此。其原因，也在于认为古文是“国粹”，要保存、要发扬。这种情况，只能认为这是对清末白话文运动的倒退，而不是进步。

    在章太炎影响下，钱玄同有段时期主张“复古”“师古”，主张写篆字，读古音，穿古装。西方传入的“礼帽”当时很流行，钱玄同反对，主张戴象征“六合一统”的“瓜皮帽”。辛亥革命后，钱玄同在浙江军政府教育司当科员，他广查古书，精密考证，设计了一套服装，头戴“玄冠”，身穿连衣裙式样的“深衣”，腰系“大带”，昂昂然上班，惹得同事们一阵哄笑。

    读书报：那么，钱玄同是如何转折的呢？

    杨天石：这和辛亥革命后复古思潮的泛滥有关，和袁世凯复辟帝制有关。研究辛亥革命史和近代文化史的学者都会发现，从戊戌维新至同盟会成立，是近代思想文化的发展期，而在同盟会成立以后，这种发展的势头就减弱了。其原因，不能不说，和革命党人中流播的这种国粹主义思潮有关。一直到袁世凯鼓吹复古思潮，复辟帝制，这才引起李大钊、陈独秀、鲁迅、钱玄同、胡适等人的反思，于是，奋起批判复古思潮。他们批“孔二先生一家之学说”，批作为大小“民贼”的“家谱”和“账本”的历史，批作为文学典范的“《选》学妖孽，桐城谬种”，批“关帝显灵”“黎山老母”之类的迷信。在这场批判中，钱玄同堪称一员闯将、猛将。他和刘半农“演双簧”，批判复古主义的例子大家都熟知。

    新文化运动的巨大功绩在于白话文运动的强化和扩展。胡适认为，白话文不只可以写启蒙作品，供“引车卖浆”者阅读，而且可以写高雅的、伟大的、足以不朽的正宗文学作品。这样，白话文学的地位就空前提高了，成了中国文学的主流了。钱玄同则进一步提出“应用文改革大纲十三条”，将白话文地应用范围推广到无限广阔的天地。今天，白话文已经在文学领域、书面用语中树立了牢不可破的正宗地位。在这一方面，我们仍然应该感谢胡适，感谢钱玄同。

    偏激，说过头话，是钱玄同那代人的普遍现象

    读书报：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对传统文化有强烈的批判，西方有些学者认为这是“全面反传统”的运动，甚至认为是“文化大革命”的先声。您怎么看？

    杨天石：五四新文化运动确实对传统文化有强烈的批判，但是，“五四”人物并不全盘否定，全盘打倒传统文化。以钱玄同为例，他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良部分，仍然是充分肯定的。例如，对周秦诸子，特别是墨子的学说，就评价很高；对司马迁、刘知几的史学，对王充、鲍敬言、邓牧、李贽等人的思想，对宋代的永嘉学派、清代的颜李学派，以及对《水浒》《三国演义》《红楼梦》《儒林外史》都是肯定的，有的还评价很高。即以对孔子而论，钱玄同承认其为“过去时代极有价值之人”“有文明开化的功劳”，《论语》“确是古代底大学者的言论”，甚至说：“孔丘确是圣人，因为他是创新的，不是传统的。”将钱玄同等“五四”人物视为全面反传统是错误的，与历史事实不符。

    读书报：您如何评价钱玄同的“欧化”思想？

    杨天石：这是钱玄同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当钱玄同走出“国粹主义”思潮之后，他就转到了另一个方面，主张“学人家”“学外国”，主张“欧化”。他说：“我的思想，认定中华民国的一切政治、教育、文艺、科学，都应该完全学人家的样子，断不可回顾十年前的死帝国。”这里的“人家”，指的是欧洲各国，“死帝国”，指的是已经被推翻的清王朝。他要求中国国民做“二十世纪时代的文明人”“不做那清朝、唐朝、汉朝、周朝、五帝、三皇、无怀、葛天时代的野蛮人”。当时的世界只有欧洲发达国家成功地建设成了现代化国家，因此，钱玄同口中的“欧化”实际上是“现代化”的同义语。他说：“我坚决地相信所谓欧化，便是全世界之现代文化，非欧洲人所私有，不过欧洲人闻道较早，比我们先走了几步。”也还应该指出的是，钱玄同所主张的“学人家”，主要指西方的自然科学和当时对中国具有进步意义的社会科学。例如“天演论”，例如卢梭的“主权在民”说，林肯的“民治、民有、民享”说等等，他并不主张什么都学。1923年，他致函周作人说：“我们纵然发现了外国人的铁床上有了臭虫而不扑灭，但我们绝不应该效尤，说我们木床上的臭虫也应该培养，甚至说应将铁床上的臭虫捉来放在木床上也。”1925年，他又在致周作人函中说：“我常说‘欧化’似乎颇有‘媚外’之嫌，其实我但指‘少数合理之欧’而言之耳。‘多数之欧’不合理者甚多，此实无‘化’之必要。”指出“合理”之“欧”是少数，“不合理”之“欧”甚多，特别指出不能将西方的“臭虫”捉到中国来培养，这样，钱玄同就将自己和那些主张“全盘西化”的提倡者严格区别了开来。

    读书报：钱玄同好说过头话，好走极端。章太炎曾规劝他“立论不可太过”，鲁迅也认为他喜欢将十分说到十二分。您如何看待钱氏思想中的偏激、偏颇？

    杨天石：偏激，说过头话，是五四那一代文化人的普遍现象。例如，陈独秀认为，从传统文化中找精粹，就像是从牛粪里找香水，吴稚晖主张，将线装书都扔到厕所里，钱玄同主张废汉字，甚至主张废汉语，改用世界语，等等。这些，毛泽东曾批评为“形而上学”。“绝对化”，是应该引以为教训的。我曾经说过，有两种拉车子的方法，一种是拉着车往前走，一种是拉着车屁股往后退，我认为鲁迅、陈独秀、钱玄同他们的这种偏激、过头，是在拉着车向前进的过程里发生的偏差，这和拉着车屁股往后走不一样。这两者是应该加以区别的。

    读书报：将钱玄同放在中国近代知识分子这个大群体里的坐标系上，您如何定位钱氏的历史地位？就钱氏一生而言，您认为其最大的成就是什么？缺陷又是什么？

    杨天石：钱玄同是爱国主义者、国学大师，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重要思想家、改革家。他的改革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1、提倡白话文；2、提倡汉字简化。一直到现在，海峡两岸都还有一些人反对汉字简化，认为简化破坏了汉字的美，我一向不赞成这种看法。文字由繁到简是发展规律。如果不简化，我们今天还要写甲骨文，写篆文，那怎么可能？3、提倡国语统一，以北京话为标准的语音。4、提倡汉字注音，设计拼音方案。5、提倡标点符号。6、提倡汉字书写从左到右横行。7、提倡世界通行的公历纪元。他的那些废汉字、汉语的过头话在现实生活中没有也不可能发生作用，倒是他的站在中国文化的现实土壤上所提出的改革要求，对近代中国文化的发展起了良好作用，在1949年以后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所接受，为广大的社会公众所接受。

    在历史学、在古典文献学方面，钱玄同、顾颉刚、胡适都是疑古学派的开创者和主要成员。这个学派有疑古过甚的状况，但是，这个学派于破除对古史和古代文献的迷信，恢复若干古史、古代文献的本来面目，这是要肯定的。

    还有一点，应该特别提出的是，钱玄同对鲁迅成为伟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的作用。辛亥革命之后，在那个空前沉闷的年代，鲁迅在宣武门外的绍兴会馆里抄古碑，生命在“暗暗的消去”。这时候，来了一位老朋友“金心异”，鼓励鲁迅“做点文章”，打破那“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铁屋子”，于是，鲁迅答应这位“老朋友”的要求，写了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这位被鲁迅称之为“金心异”的“老朋友”，就是钱玄同。

    日记呈现真实的钱玄同

    读书报：您怎么评价《钱玄同日记》？

    杨天石：我曾经说过，日记有两种，一种是生前就准备给别人看的，一种是生前不准备给别人看的。我认为《钱玄同日记》属于生前不准备给人看的那种，它的可贵就在于有什么说什么，没有任何虚假成分，表现出一个活脱脱的真实的钱玄同的自我。

    钱玄同日记内容丰富，相信研究近代史、文化史、文学史、社会生活史的学者都会从中得到收获。但是，钱玄同自称是一个“无恒的人”，这部日记时详时略，有时记，有时不记，有些关键年代、关键事件，例如五四运动就缺少记载，这是极大的缺陷。

    应该说明的是，尽管我们整理这部日记前后历时二十多年，但难度实在太大，出版以来，已经发现了一些需要改订或进一步研究之处，欢迎广大读者指正。

    读书报：今天，研究钱玄同，接受钱玄同思想的经验教训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杨天石：我们今天强调继承传统，这当然是对的，但是还要科学分析，区分其精华和糟粕，不能全盘肯定和美化。还在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就曾经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绝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关于吸收外国进步文化问题，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也早就指出过：“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还做得很不够。”毛泽东特别指出：“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取。”1956年，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又进一步将参考、借鉴范围，从外国古代文化、启蒙时代的文化，扩展到更广阔的方面。他指出：“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当然，他也同时指出，“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我以为，毛泽东提出的这些方针至今还是正确的，是应该遵循，不可忘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