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铁腕反腐”到“高薪养廉”的新加坡经验

    从邓小平时代开始，新加坡就是中国改革开放重点学习和借鉴的对象。当下，改革开放在中国已经实施了三十六个年头，而中国也已经成为按照购买力平价法计算的世界经济第一大国。在这样一个关键性的转折点，重新审视中国改革开放中的新加坡经验，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新加坡发展的经验与教训》为我们的反思提供了方便。

    这本书的作者严崇涛先生一直是新加坡政府的高级公务员，从上世纪50年代末到90年代末，他全程参与和见证了新加坡经济崛起的全过程。基于这样的职业履历，由他来总结新加坡成功的经验，是有说服力的。本书最为难能可贵的是，并不是人云亦云地把市面上人们熟知的新加坡经验进行包装、总结、归纳而成文，而是以亲历者的姿态，详细剖析人们对于新加坡经验的理解误区。这些误区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鉴于政府在新加坡经济腾飞过程中的作用巨大，保守的政治家就会将其成功经验总结为威权政治的成功。作者在书中也承认了新加坡第一代政府的强势作用，但他进一步指出，强势和威权只是硬币的其中一面，而硬币的另一面是法治和民主。早在英国统治时期，新加坡的法治建设就已经初具规模。独立之后，以李光耀为首的第一代领导人强化了以严厉著称的法治体系。游客们提起新加坡，往往会说到它沿用至今的鞭刑，然而正是这种相对严苛的法律体系，确保了新加坡的良好投资环境，成功帮助它吸引到国外投资的第一桶金。值得注意的是，新加坡严苛的法律并不能跟中国传统的法家思想划等号，因为它不只针对被统治者，也针对统治者。建国初期的新加坡也是贪污腐败横行，而李光耀大力采取铁腕政策反腐，实行“反贪污没有例外”的方针，集中力量对付“大鱼”，肃清政坛环境。正是通过他们的努力，廉洁正直的气氛才开始在政府部门内形成。

    在法治之外，新加坡也花大力气构建了一套民意监督体系。如果不是标签化地把民主简单理解为“一人一票”，就应该能看到新加坡在民主建设方面的努力。西方人士提起“威权”，隐含的言外之意就是民主的缺失，然而无论是新加坡的民意监督体系，还是本书中盛赞的中共的干部选拔制度，其中都包含丰富的征求民意、听取民众意见的成分。或许这些制度还不够完备，但我们也应该将其视为对民主制度有效探索的一部分。

    其二，在新加坡的经济崛起过程中，以淡马锡等为代表的国有企业扮演着重要角色。作者在书中有一段话：“如果国有企业能够健康发展，保持高的利润率，为什么一定要交给私人企业来做？”这段话或许能给纠缠于中国是国进民退，还是国退民进的人士以启示。经过了三十年的国有企业改革和入世后的十多年发展，中国有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已经打造出较强的竞争力和市场适应能力。如果它们能以与民营企业平等的姿态进入市场，参与市场竞争，那么我们应该欢迎这种成长，也应该为这些在竞争中成长壮大起来的新国企创造良好的成长环境。

    当然应该看到的是，虽然新加坡政府支持国有企业的发展，但这种支持主要体现在软性措施层面，即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和政策激励，而并没有采取政府财政直接支持企业的做法。相反，作者在书中一再强调给企业发放补贴这一做法的不可取性。根据我自身在媒体和经济调查部门的多年工作经历，发现中国的企业，无论国企还是民企，一旦发展遇到困难，首先想到的，就是寄希望于政府的财政支持（发放补贴或者退税）。而补贴的选择性发放既破坏了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也对培育企业自身的发展能力和抗风险能力有百害而无一利。作者在书中的这一告诫，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第三，提到新加坡的成功，也不能不提到新加坡的“高薪养廉”政策。作者在书中告诉我们，在新加坡发展的初始阶段，公务员的工资水平相当低下，政府也没有财政实力提供高薪。当时，公务员们是凭借使命感和责任感去完成工作。而真正意义上的“高薪养廉”政策，是从1994年开始实施的。在这一年，政府开始把部长和高级公务员的工资跟私人企业高级主管人员收入“挂钩”，其目的是吸引人才到政府部门工作。“高薪养廉”政策与铁腕反腐政策双管齐下，促成了新加坡政府的高效廉洁，以及公务员队伍的高素质。而反观中国，在三十多年的经济发展历程中，公务员工资并没有与经济发展同步增长，对公务员，尤其是高层官员的激励，与其说是使命感和责任感，不如说是经济建设带来的巨大寻租机会。同属华人为主的社会，新加坡政府的廉洁告诉我们，腐败并不是儒家文化主导的国家所无法克服的顽疾。然而在当下反腐运动如火如荼的同时，我们也应该反思自己国家的公务员收入制度。如果不正视经济大发展背景下公务员的激励问题，那么政府将越来越难以吸引到一流人才加盟。新加坡的高薪养廉制度，或许能为中国公务员收入制度的下一步改革，提供有效的参考。

    除了上述三点经验之外，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亚洲四小龙，经济崛起的一个重要原因，都是利用了西方制造业区域转移的机遇，大力实施出口导向型政策，从而实现经济腾飞。中国的经济崛起，其最大的奥秘同样在此。然而中国毕竟是大国，仅仅依靠出口导向，能够实现经济发展，却不能实现经济转型和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崛起。培育世界级的优秀企业、打造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体系的高科技产业群、实现经济由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的转型，是中国经济下一步发展所面临的重要任务。只有实现了上述三点，中国才不仅仅是总量上的经济大国，才能真正成为发展水平层面的经济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