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记者舒晋瑜）各大文艺类出版社近来陆续重磅推出作家文集令人瞩目：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毕飞宇文集》、东方出版社推出张承志、祝勇、张锐锋文集以及“生命呼吸·当代散文名家丛书”等规模化和精品化的作品系列，百花洲文艺出版社推出《陈染文集》（4卷）、安徽文艺出版社推出《徐坤文集》（5卷），均囊括了作家们进入文坛以来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出版“文集”对于作家和出版社的特殊意义毋庸质疑，对于研究者来说也会全面地把握一个作家的创作流变和艺术特色。但是，同时也会对发行和销售带来一定的压力。那么，出版社是如何看待文集出版，是“笼络”作家还是打造品牌？他们又将采取怎样的措施应对此类图书带来的发行压力？
在过去几年时间，人民文学出版社以“中国当代作家代表作”名义出版了很多作家的长篇小说代表作，如铁凝、霍达、史铁生、刘震云、蒋子龙文集等，今年年初出版了毕飞宇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经理办公室主任宋强一直关注作家文集的出版，他也发现，文艺类出版社近来出版文集大有“泛滥之势”。
那么，出版社为何会推出文集？会选择怎样的作家出版文集？东方出版社文艺室主任张杰说，在一个阅读碎片化、浅表化的时代，以“文集”的方式做书，实际上是想指向一种“深度阅读”和精神理想主义式的阅读。上世纪80年代之后，受市场、网络等因素冲击，出版压力和竞争加大，出版社很难按照原初意义上的出版做书，出版和阅读平衡随之被打破，这是一件令人沮丧的事情。他们选择作家的标准大致思路是，希望延续以80年代为代表的理想主义式的深层阅读和精品阅读，接续80年代写作与阅读的精神文脉。
“通过诸如《张承志文集》等规模化的出版，希望通过自己微薄的努力，为一个阅读迷茫的时代找到一种路标式的精神指向。另外，除了想为作家建立自己的精神档案之外，也想为这个时代慢慢梳理、建立一种精神档案，试图为这个时代呈现起真正属于它的精神系统和文化高地。”张杰认为，这个时代其实更需要理想主义、人文主义色彩的出版人和出版机构，作为真正的出版人，不应该把出版当成普通的生意来做。
2015年，百花洲文艺出版社推出陈染作品全集4册和周大新中短篇小说集。“一位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独特而重要的女性作家旗手，一位是获得过茅盾文学奖的思想型小说家，在他们收获巨大声誉、奠定成就之后，百花洲适时以出版的形式和角度做好记录，做中国文学在场的亲临者和见证者，这也是我对文集出版的一个注解，是一种为名家做嫁衣式的总结，也是一种有荣耀感的归纳。”百花洲文艺出版社总编辑姚雪雪说，像陈染和周大新这样的作家，他们的作品兼具了可读性和文学价值，是百花洲在文学出版上所必须涵盖或涉及到的领域，对于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在名家名作记录、存档方面，也是一种功能性的体现。而且，它们与社里常销书布局相辅相成，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将是现当代文学作品爱好者们所青睐的枕边书。
在宋强的印象中，对于给作家出版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有着严格筛选的标准，但是现在出版作家文集，有些社却是为了笼络作家，为了争取到作家新作，是市场竞争的一种手段。而对于作家们来说，发展到一定程度，也需要用文集的形式来自我总结一下。“给作家出版文集是好事，但这其中存在很大的版权风险。因为作家的作品往往是放在不同出版社出版的，很多文集出版时，过去的单行本版权并未到期，但为了出文集，很可能出现重复授权的现象，导致原出版社的专有出版权受到伤害。”宋强说，这样有可能造成出版混乱的现象。
据张杰介绍，在浅阅读和电子阅读背景下，他们坚持做精品书战略，不仅把一本书做成一本阅读物，而且把书本身做到值得收藏的物质与精神高度。而这种规模化和精致化的出版本身也是一种市场策略。除了能够增加出版影响力和品牌效应之外，对市场运作，从出版社宣传推广方面来说，会有更大的余地，资金支持也不会像针对普通一本书那样显得捉襟见肘。在出版过程中，这种做法使作家的互动与合作度也大大加强，重点文集选题的宣传推广方面主要是注重深度报道和网络媒体和自媒体的精细化，形成一种网络化和立体交叉多层次的推广模式，能够让更多的读者找到它们。在发行方面，除了常规渠道之外，注重高品位、地标性的精品书店以及机场、车站和商超等市场的开拓，也已经取得了一定的市场影响力和品牌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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