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阿里巴巴上市谈重建企业与社会的联系

    阿里巴巴在纽约上市令很多中国人精神为之一振，他们认为，这是一个传奇，代表着“马云时代，阿里巴巴时代”的到来。但也有另外一部分人表达了消极看法，认为阿里巴巴带给中国投资者的收益不大，因其大部分股份由日本和美国掌控。一些观察家亦对阿里巴巴能否维持业绩表示怀疑。

    正如上面的分歧，现在对阿里巴巴上市的意义下论断也许还为时过早。再过10个年头，也许我们可以通过上市后阿里巴巴的表现，更为全面和客观地评价其对于中国社会进步的意义。而这期间，我们首先应该找出评价的依据是什么来。也就是说，要评价阿里巴巴上市对中国社会的意义，首先要弄清楚企业应该与社会保持一种怎样的联系。而事实上，重建企业与社会的联系已经成为管理的一项主要挑战。

    福喜事件、台湾地沟油事件余波未了，此时的你是如何看待身边这些企业的？有些垄断性质企业的社会责任报告动辄数十页、上百页，内容从环境保护到员工关爱可谓是精彩纷呈，但为什么还是不断招老百姓骂呢？

    这样想起来，我们中国人自古就深受“无奸不商”思想的熏陶，人们对企业的观察貌似都开始于这家企业有没有以牺牲社会利益为代价来谋取小群体利益。说到底，老百姓的这种偏见，这种“有色眼镜”，大抵源自我国自古以来的商人或者说企业家群体没有展现出应有的社会责任感，尤其是在当下，并没有展现出群众所期望的那种责任感和领导力。因此，马云等企业管理者应该适时反思治理、管理和领导企业的方式，以及重新审视企业在社会中的价值和作用了。

    在社会联系日益紧密的今天，企业的存在必须回归到社会共同利益这一个大命题下，如果不是为了实现社会共同利益，企业将不再具有政治或者道德的合法性。换句话说，维系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最关键的创新活动，应该以促进社会进步、实现最广泛群体共同利益为前提。

    企业通过技术、商业模式等的不断创新，发挥的是一种普罗米修斯式的作用（在希腊神话里，普罗米修斯成功地从上帝那里偷来火种，赠与人类，为人类带来了文明和进步）。这种创新使人类的物质文明攀登到了一个又一个高峰。从时代特征来看，在上个世纪，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创新活动或许可以通过间接改善人类的生存条件而为企业、企业家自身赢得社会合法性；但在眼下的新时代，这是万万不够的了，企业和企业家必须从社会利益的角度出发经营自己的创新活动，才能为自己赢取社会认可，实现组织和个人的成功。

    因此，我们对企业的关注应该重新回到其创造能力上来，而不是单纯地将它看作一种赚钱的机器。我们应该透过阿里巴巴上市后的动作，来探寻马云们的创新为社会带来了何种价值。正如我国企业社会责任领域的专家、上海交大的周祖城教授翻译的《造福世界的管理教育：商学院变革的愿景》这本书中提到的：“当务之急不仅是要改变企业的角色，还要设定企业领导者在即将到来的演变中作为主要利益相关者应当发挥的作用”，“负责任的领导者应该具备的特点是：能够使经济活动重新具有道德和政治意义，这要求对企业更深层次的目的进行重新审视，并在商人的各种关键角色之间重建平衡。”

    为了建立适应新时代的企业文化，书中建议重新审视管理者的三个关键角色：企业家、领导者和政治家，并重新建立三者的平衡。首先，企业家精神的挑战是回归创造力和创新，时刻用创业者的情境整理自身，这样企业家会更加自然地承担起利用新技术推动人类进步的责任。其次，领导力的挑战是回归道德和人类发展，企业家必须是“企业良心的缔造者”，只有这种负责任的领导者才会采用符合道德的方法。最后，政治才能的挑战是回归共同利益和政治。政治才能是指积极参与共同利益的界定并将其融入企业活动中。企业会受到政治发展的影响，同时企业的活动也会对政治和共同利益产生反作用。无论如何，企业家都要具备政治家的思维和行动能力。关键问题在于，企业家该如何发挥他们的政治影响力——是像说客一样为自身利益而奔走，还是像真正的政治家一样为了共同利益而奋斗。这一点是我国企业家比较容易忽视的一点。

    所以，阿里巴巴如果要延续之前的成功，马云和他带领的管理团队必须平衡好企业家、领导者和政治家三种角色，用更长远和更广阔的视角来经营企业，通过推动社会进步来间接实现企业和管理者自身的成功，只有这样的成功才是可以流传下去的。马云是了解这一点的，他在阿里上市后宣布，阿里的下一个目标是整合生态圈，布局农村、线下实体店以及国际化战略的落地，让更多的小生意人赚到钱，从他这个眼光来看他又一次领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