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鲁迅全集》中的一条注释

    《中华读书报》12月17日第3版刊登了白草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清人读匾，还是明人读匾？》，副标题为《〈鲁迅全集〉中的一条注释》（以下简称作“白文”）。文章写得很生动，笔者读后也很受启发，但是在具体的观点上却有些不同于作者的看法，今不避琐屑提出来与作者和广大读者讨论。

    白文中提出的一系列坚实证据足以表明，相较于崔述，鲁迅先生应更熟悉冯梦龙，对于此点笔者亦深以为然，但问题在于这是否就能够说明《鲁迅全集》中的此条注释不准确呢？我看未必。我们不妨将鲁迅《匾》文中提到的故事与《考信录提要》、《笑府》中的两则故事稍作比较：

    乡间一向有一个笑谈：两位近视眼要比眼力，无可质证，便约定到关帝庙去看这一天新挂的扁额。他们都先从漆匠探得字句。但因为探来的详略不同，只知道大字的那一个便不服，争执起来了，说看见小字的人是说谎的。又无可质证，只好一同探问一个过路的人。那人望了一望，回答道：“什么也没有。匾还没有挂哩。”

    鲁迅《匾》中所引

    有二人皆患近视，而各矜其目力不相下。适村中富人将以明日悬匾于门，乃约于次日同至其门，读匾上字以验之。然皆自恐弗见，甲先于暮夜使人刺得其字，乙并刺得其旁小字。暨至门，甲先以手指门上曰：“大字某某。”乙亦用手指门上曰：“小字某某。”甲不信乙之能见小字也，延主人出，指而问之曰：“所言字误否？”主人曰：“误则不误，但匾尚未悬，门上虚无物，不知两君所指者何也？”

    《考信录提要》所载

    兄弟三人皆近视，同拜一客。登其堂，上悬“遗清堂”匾。伯曰：“主人病怯耶？不然，何为写遗精堂也？”仲曰：“不然。主人好道，故写道清堂耳。”二人争论不已，以季弟少年目力使辨之。季弟张目曰：“汝二人皆妄，上面那得有匾？”《笑府》所载

    很显然，就故事之间的相似度来看，《匾》中述及的故事无论是在人物，还是在主要情节上都与《考信录提要》更切合，而收录在《笑府》中的故事在人物和主要情节上则与《匾》中的故事并不一致。两相比较的结果很清楚，那就是《鲁迅全集》注释者所引用《考信录提要》相较于《笑府》相似度更高，也就是说更准确、更恰当。如此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在给作品作注释时究竟是选择时代在前的材料呢？还是选择时代稍后但更准确的出处呢？

    白草的观点是“注释成语、典故等出处时，除非作者直接引用过，这部分自然能够轻易查对、征引；其他则应该引前不引后，即引用出现更早的材料”，对此笔者认为并不能一概而论。谓余不信，有例为证：我们知道，杜甫在后世是享有“千秋万岁名”的“诗圣”，后人对杜诗极尽推崇，于是早在南宋就出现了“千家注杜”的盛况。在林林总总的杜诗注家中，清人仇兆鳌的《杜诗详注》向以注释详尽为人称道，被认为是古典诗歌注释的典范。我们且看这部堪称典范的注本中对两句杜诗的注释：第一个句子是《望岳》中的“决眦入归鸟”一句。仇兆鳌在注释“决眦”时引用的是曹植的《冬猎篇》（当为《孟冬篇》）中“张目决眦”一句，可实际上这并非最早的出处，因为早在西汉司马相如《上林赋》中就有“弓不虚发，中必决眦”之句。在此仇兆鳌未引用时间在前的《上林赋》而是采用了后来的曹植诗句。再看第二个例证，同样是《望岳》中的句子，仇兆鳌在注释末句“一览众山小”时引用到的材料是东汉扬雄《法言》中“登东岳者，然后知众山之峛崺也”一句，而对出现年代更早、相对而言更为人熟知的《孟子》“登泰山而小天下”则并未采用。很显然，在此二处仇兆鳌均舍弃了年代在前的出处而选择了后出的材料，原因何在？这会不会是《杜诗详注》的白璧微瑕呢？恐怕不是，因为我想广博如仇氏是不可能不知道广泛流传士林的《上林赋》和《孟子》的。对于以上两处，著名杜诗研究专家莫砺锋教授认为这正是仇注的高明之处，因为“他在不同的文本中是有选择的，（他）选出一个更准确的、最好的文本为杜诗做注解。”（具体解释可参见莫砺锋《杜甫诗歌讲演录》第130页）

    回到白草的观点，他说：“更何况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也不能断定鲁迅文章引用的，就是崔述《考信录提要》。”事实上，《鲁迅全集》注释者只是做了“这个笑话，在清代崔述的《考信录提要》中有记载”这样一个客观的陈述而已，而并没有说鲁迅直接引用了该材料。同样，他认为“其他则应该引前不引后，即引用出现更早的材料”，显然这也并不是绝对的，因为还要兼顾到准确性这一因素。毋容置疑的是，明人冯梦龙的《笑府》比清人崔述的《考信录提要》要早，同样毋容置疑的是，就鲁迅先生《匾》中提及的故事而言，崔述的《考信录提要》要比冯梦龙的《笑府》更准确、恰当。因此《鲁迅全集》注释者在给《扁》文作注时选择更准确的《考信录提要》而非较早的《笑府》的做法应当是无可非议的。如果要回答是清人读匾还是明人读匾的问题，我想恐怕还是《鲁迅全集》注者所引清人读匾的故事更合适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