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的和不记得的

    一直想写几行文字，纪念《中华读书报》创刊20周年。这份断断续续陪伴了我20年的报纸，回想起来，总觉得她在这时光流逝快速的岁月里，传递了什么给我，启示了什么给我，更是有些什么深深地留在我生命的经历里，融合到了我日常生活的言行中。究竟是些什么？坦率讲，我一时半刻也说不清楚。我只是可以肯定，由这几页报纸上的文字，思想上有某种获得，精神上有某种充实，甚至于，灵魂上有某种洗礼——读过许多好文佳作，发过几篇思考小论，曾经还直接地接触过编辑、记者，虽然只有一次，时间也不过一二十分钟。

    应当是1996年的某一天，报社的两位记者来采访我，起因是那年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一套经济学家“经济散文集”，我的那本《给点大智慧》也在其中。我清楚记得，采访的记者叫红娟。我对这个名字记忆很深，只要说起这份报纸，她就会出现在脑海里。这一方面，是由于“红娟”似乎是个“笔名”，让人想问个究竟又出于初次见面的礼貌欲问即止，脑子中的“问题”未解，其名也就挥之不去；再者，红娟的确是漂亮，不说惊艳一类，真有眼前一亮之感，加上读书报记者编辑的身份，一种文化的美丽女子形象，生动活泼还富于内涵，记不住是不可能的。

    那天的采访，并没有过多的对话，而是主要集中在照片的拍摄上。就在那不大的办公桌前，按照摄影记者的简单要求，我以平常随意的坐姿，成像了平生第一张由摄影记者拍摄的照片。不过几日，头发有些许散乱，脸却带着笑容，身着冬季毛衣，似有几分书卷气息的照片，出现在这份文化意浓的报纸上。自然，照片下面，是红娟那几行平实的介绍文字。有些遗憾的是，我已记不得摄影记者的大名，只知道，他是《光明日报》一位颇有造诣的摄影师。

    这是与报纸那份特殊的缘起。那张照片带给我的，不只是同事、同学和亲朋好友一段时间的热议，更是让我读书和围绕“读书”写作的热情一发不可收拾。从北京的《读书》、《博览群书》，到湖南的《书屋》和上海的《文景》、《书城》等杂志，再到《中华读书报》和《中国图书商报（阅读周刊）》，我既是读者，又是作者。回望这么多年来的读书和业余写作经历，这些报纸杂志，是我认知世界的一种通道，开示思想的一种源泉，还是致力写作的一种动力，我一直以自己的文字出现在这些报刊杂志而自得。

    《中华读书报》在我的心里，份量很重。重在她的思想坚守，重在她的精神至尊，也重在她二十年来几近没有任何改变的“文字”份量——一直以大版面“文字”的饱满和精彩，承载百花齐放的书界宏论，导引千姿百态的读书志趣，全力以赴去建构静和丰盈的文化家园。自然而然地，在书和读书的世界里展示了二十年的丰富多彩之后，我们可以感觉到，这份报纸，厚实地积累起了人性中大量的正向价值。每当我拿到新的一期报纸时，手里就有一种文化的沉甸甸力量。就是在当下，在市场化已经到了无孔不入的时代里，它仍然一以贯之地具备文化的质地，而不只是书的信息传递或是书的市场宣讲。她依然属于书的文化属性，属于书的思想境界，属于书的精神天空，而不是属于书的商品外壳和书的价格附着。一言以蔽之，她没有成为市场的奴隶。

    由于职业的原由，我这二十年走南闯北，还多年客游异乡，和报纸接触的时间，主要是创刊后的头十年和2007年之后，直到现在。时光荏苒，一头一尾的相遇，发现虽然错过了一段或许是极为精彩的聚会，却因报纸不曾改变的文化本色，让我并未觉得与报纸有任何的疏远和距离。况且，如今的这份报纸，更是在纷繁多元的文化和价值变幻中，多了一份固守传统又不囿于传统的文化成熟，作为读书人，不再只是带有平常的阅读兴趣，还加入了几分的敬重和多多的喜爱。

    我喜欢国际文化版。开始喜欢的理由，是与我“稻粮谋”的职业关联的——我在一家大银行的国际部门和海外工作多年。不论是国际市场的竞争，还是战略伙伴的合作，交往的深层面，就是文化的交合、理念的冲突和价值的碰撞。报纸创刊后的那几年里，鉴于对外开放的渐近性，我们的国际交往有限，国际文化层面的东西来源不多，通过国际文化版这个窗口，我获取了一些对他国文化的理解，以及对东西方思想和思维方式差别的认知，最特别的，就是我被不自觉地带入到了国际文化界不曾冷落过的关于人性思考的区域，那可是我们以往从未触及的“地雷阵”。当然，报纸也有时代的印痕在，那几年的国际文化版，说实话，丰富度还是弱了些，围绕人和人性这个文化的核心来展开国际视野，并不宽阔，开放的渐近决定了报纸的先行不可能走得太远。

    如今的国际文化版的确今非昔比了。如果说，早年的局限，除了既有的理念，还有国际文化素材的有限，因而“国际化”有限，那么，今天的情况，理念开放多元，素材空前富足，这个版面便十足地国际化了。其中最精到的在于，围绕人和人性来介绍、评论和批判五花八门的文化观，将读者直截了当地引导到了国际文化的前沿阵地，或许主流，或许分支，或许是辨识价值中坚，或许借为实用工具，不可谓功劳不大。作为某种文化价值认同或不认同的读者，这里提供了讨论的对象和争论的空间；作为运用文化价值为工具的读者，则常常因此类工具的潜在有用而深深地受益。

    我喜欢家园版。“家园”是一个温馨的字眼，让人总是充满着眷念、期盼和想象，特别是对那远行的游子。我记得，报纸一开始，就辟有这块读书人精神的“香格里拉”。既是家园，便有熟悉不过的亲朋，便有气味相投的伙伴；还有伟岸的山，还有潺潺的水；炊烟朝霞里升腾，牛群夕阳下归栏；也会不时听得争吵，更会经常闻到抱怨，但最多的，还是平常、平淡的宁静，以及心平气和的谈论。我始终将这个家园，当作自己精神的一个歇处，听听谁在那里发出真情实感的怀旧，谁在那里诉说缱绻缠绵的乡愁，又有谁在那里显露远走后回家的喜悦，还有谁在那里擘划扩展家园的新猷。

    《文化周刊》和《书评周刊》的大块头文章，说实话，我是有选择地读的。而且，就是有些选读了的文章，也并非从头到尾地读个完全彻底。时间对于我是个问题，领域对于我也是一个问题，更重要的则在于，我愿意体味思想和文化价值的同时，享受文字的美妙和语言逻辑的清晰，那些或许思想深刻却文字有些干枯，或是逻辑不甚明了的作品，我并不多费时的。在这份报纸里，不少的大块头文章，我被深度吸引不得不读到最后一个字，内心由衷地对作者产生敬意；却也存在些许长篇大论，你似乎不大可能“废寝忘食”地读下去的。

    二十年的时间是不短的，我不大想花时间去网上查找我与这份报纸关联的时空细节，记忆是我写下此文的全部基础。我记得，早期读这份报纸的文章要多些，近些年读得要少，但每期总是要读一些文字；记得这份报纸一直不怎么五颜六色，照片大多黑白，也不大登商品广告，但想不起来早期是不是只有书和读书的文字，完全没有广告；记得一些作者的尊姓大名，却记不得他们发表作品的名称了；记得茅于轼老师给我在三联书店出版的《“经济人”的理性》（“读书文丛”之一）一书写的序，曾发在这份报纸上，却不记得那序里写的什么了；还记得，我发表在此报的《在圣西门的墓前》、《读名著》小文，还有什么，就想不起来了。

    时间是不饶人的，每个人对于过往经历，都会有记得的和不记得的两部分。不过，在我看来，对于《中华读书报》二十年来我所记得的和不记得的，都已经融入到了我的精神世界里。记得的那些，还保有某种记忆形态；不记得的那些，则完全消融成了“我”的一部分了。在这种意义上讲，不记得的比记得的，至少同等重要，或许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