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文学批评史存一份档案

    2011年6月，《文学报》推出“新批评”专刊，半月一期，每期八版。以文学批评为主，兼及影视文化评论。到了第二年的6月份，一年间刊发了二十五期、200余篇文章，引起广泛关注的有，对贾平凹《古炉》、马原《牛鬼蛇神》、王安忆《天香》等多部文学新作的评论，对“名著翻拍忽略文化责任”、“关于《知音》的是是非非”等文化现象的分析，结集为《新批评文丛》第一卷（共5辑）正式出版。

    几乎每一期“新批评”都有值得激赏的篇什，因为它关注热点，它呼应批评对于作品和读者之间交流的价值，它重视批评在推进文学健康发展中的作用。如第一期刊发《读贾平凹新作〈古炉〉》。64万字的篇幅和作者的名头，以及“文革怎样在一个乡间小村子里发生”这一重大题材，使《古炉》无论从哪方面都堪称巨作，引起格外关注。然而“硬着头皮读《秦腔》”的感觉，不只苦恼着普通读者，也使专业读者倍感困扰。于是评论者质疑：和读者的阅读习惯拧着来，这样的“惯性写作”是著名作家的特权吗？

    近年来，似乎是评论界最为涣散的时期，一语中的、有震撼力冲击力的批评难得一见。主编陈歆耕并不隐瞒“新批评”的观点，在提供一个“百家争鸣”平台的同时，也阐明自己的立场与宗旨，提出“真诚、善意、锐利”六字宣言，以此荡涤“红包式批评”、“谩骂式批评”和艰涩隐晦、故作高深的“学院式批评”对当今文学批评生态的“污染”。

    毋庸讳言，“新批评”确实批评了为数不少的当代名家，因为名家的作品具有标志性和引领性，他们的成就会被放大，问题也易被效仿，当然也就更需要所谓有分量、有棱角的批评。六字宣言中的“真诚、善意”，最后都须落在“锐利”上。法国文学批评家蒂博代曾说：“批评也没有必要做到完美，如果没有偏见，就不会存在批评和艺术”，似乎早就洞察了“锐利”的必要。只是在我们的语境氛围中，掌握好“锐利”的分寸，是既需要勇气，又需要以“真诚”和“善意”为前提的，即既不磨平“锐利”的刃口，又不让“锐利”肆意任性，变成刻薄与偏狭。同是蒂博代，他还说过：“批评的高层次的功能不是批改学生的作业，而是抛弃毫无价值的作品，理解杰作，理解其自由的创造冲动所蕴含的有朝气的、新颖的东西。”文学批评的职责是求疵与寻美并在的，或者说，在求疵中寻美，在寻美中求疵。

    文学批评中“批评”一词是中性的，是评价、评说。理想的文学批评，总是倾向于努力发掘作品的积极价值，重在解释一种文学现象何以发生，它的发生意味着什么，并且告诉人们应该阅读什么，怎么阅读。优秀的文学批评在引领读者的同时，也能对作家起到引领的、启示性的鼓舞作用。这在文学批评史上有着光荣的传统，最经典的是别林斯基以果戈里的中篇小说和《死魂灵》的作品为依据，写出了系列性的激情澎拜的文学评论，直接影响并鼓舞了果戈里继续创作出重要作品（此后不久发生的别林斯基与果戈里的书信论战，是另一个话题）。有人甚至比喻说，阅读果戈理的作品，而不读别林斯基的评论，就好比游览巴黎而漏掉了卢浮宫。像果戈理与别林斯基这样创作与评论相融共生、相得益彰的范例，令人赞叹。别林斯基还被誉为是19世纪俄国文学的引路人，是普希金的知音，是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莱蒙托夫等人的伟大作品的助产士。

    一个问题赫然在目：我们的文学批评家如何成为伟大作品的助产士？一个专刊自担责任：“新批评”难以呼唤伟大作品的诞生，却正在率先呼唤一群伟大作品的助产士。

    很多文学评论刊物，还有综合性大报的评论专刊，在办了若干年后，都会考虑集结出版，在筛选文章时，都会伤一番脑筋。因为他们已经意识到，有些是各种关系的吹捧性文章，有些是缺乏学理根基的平庸之作，一般都会剔除掉。这也是应该的，时间是一把严苛的尺度，沙里淘金，把有价值的东西留存下来。《新批评文丛》则另有一番考虑，它集结了所有刊发的文章，甚至把“多声部”、“网友短评”、“读者来函”等短文一并收入其中，以保存“新批评”曾经一路走过的足迹。在出版说明中，编者写道：“‘新批评’能以

    宽容、包容的气度，从各种不同的意见中吸收营养，然后整整衣冠，继续出门上路。”让我们看见“新批评”的坦荡襟怀里，所拥有的一份自信和担当。

    我们有理由相信，《新批评文丛》第一卷，包括即将出版的第二卷，以及此后按年度集结出版的各卷，当历史的年轮转过一个时代之后，人们回顾及评说今天的文学批评的历程与实践时，会发现它有着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它为后人继续从事文学批评的研究和教育，撰写21世纪早期的文学批评史，留存了一套有价值的可靠的文本。因为到那时，它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珍贵文献了。

    《新批评文丛》（第一卷），包括：《抄袭·模仿为何又畅销》《〈蛙〉写的什么？写得如何？》《中国作家才能的滥用和误用》《天花是如何乱坠的》《关于〈知音〉的是是非非》，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年3月，128.00元（共5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