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捞碎片拼缀实相

    虞云国（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又到岁暮盘点书单时。打量今年购读或获赠的图书，如要找点共性的话，日记、书信占了相当的份额。近年以来，史学界高度关注这类史料的发掘，出版界也随风跟上。这几年出版的《孟森遗稿汇刊》、《黄侃文集》与《朱希祖文集》都收入了各自的日记。而三大册《傅斯年遗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1月）逐年收录了这位中央研究院长自五四时期至台湾去世的全部现存函件，不啻是民国学术史研究者的采山之铜。这些日记与书信，不仅是这些学者生平传记的第一手史料，如欲还原与丰富民国学林细节，也足以耙梳出鲜为人知的许多残片。

    “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推出了以日记与书信为主打的第一辑，同样表明了丛书编辑者的取向。作为章太炎的师尊，俞平伯的曾祖，俞樾在晚清学术史上的地位毋庸辞费，而《俞樾函札辑证》（凤凰出版社，2014年3月）在这套丛

    刊中分量也最重。辑证是下了功夫的，虽未必全据为定谳，却颇有益于读者。《前言》煞尾的话表达了整理者的旨趣：“希望读者能暂时抛却爱好宏大叙事的眼光，通过本书所辑录的俞札，来探寻有关其人、其学术乃至晚清学术史的些许细节。”我同意这一说法，却还想补充：宏大叙事与些许细节并不必然冲突，关键在于，治史者应以宏大的视野去捕捉具体的细节，倘能如此，众多细节足以垒成宏大叙事的坚实基础。这套“丛刊”中，《莫友芝日记》的作者也是晚清学界名流，官学两界交游广泛，整理者为便读者检索，附上了人名字号索引，这种做法应成为整理与出版日记书信类史料的规范，而同一“丛刊”的《贺葆真日记》少了索引，未免遗憾。

    在现当代史方面，我之购读《徐铸成日记》（北京三联书店，2013年5月），只因为1957年那篇《〈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名文发表时，徐铸成正是该报社长兼总编，很想知道他当时记了什么。但到手一看，这年只有其《访苏日记》。编者说他“一直有记日记的习惯”，也许“在政治运动中被查抄而未发还”吧。尽管有点失望，但

    次年日记记录下他打为“右派”后接受劳动改造的真实情景，1966年日记透露出“文革”前夜他的惶惑心境，都是引人关注的。于是连类而及，把前几年出版的《徐铸成自述：运动档案汇编》与《徐铸成回忆录（修订版）》也一网打尽。《运动档案汇编》主要是他“文革”期间思想汇报与交代材料，因是第一现场的实时记录，相比以今视昔的晚年回忆，价值也许更高。这类运动档案，这些年来颇见汇编出版，例如《自诬与自述：聂绀弩运动档案汇编》、《检讨书：诗人郭小川在政治运动中的另类文字》等，对了解那些文化名人自然不可或缺，也更有助于后人把握那段历史的实相。

    在今年问世的日记类图书里，《梁漱溟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9月）是最值得推重的巨制。这位新儒家大师的日记全编跨度长达50年，其文化内涵之丰厚沉重诚如腰封所揭示：“本良知直道而行的私家实录，半世纪彷徨觅路的国运缩影。”不妨摘引几段：1953年9月18日，“午后大会发言被阻止。会上我的问题付全国委员会”。19日，“午睡尚好，即夜来睡眠亦视前为胜，似与反省而心气平有关”。20日，“忽悟菩萨止于悲

    之理（如为人子止于孝之‘止’），在儒则只有一片恻隐之心”。30日，“重担子须是硬脊梁汉方担得（大程子语）”。这是他与最高领袖那场冲突后几天的日记，让人对他无欲则刚的大担当唯有仰止。

    相形之下，《赵景深日记》（新星出版社，2014年1月）的跨度、篇幅与格局虽不能与《梁漱溟日记》同日而语，却仍有自身的价值。作者是中国戏曲史名家，涉笔甚至记及每日矢溺，显然未考虑发表，真实性也更强。其中文坛轶闻固然值得重视，但时段从1976年6月至1978年5月，恰与历史大转捩相交集，例如1976年12月3日日记说，“谢国桢来，谈起江青不许郭沫若出《中国史纲》，周汝昌请求江青允出《红楼梦新证》”，记当时知识人的生态与心态颇具历史现场感。

    阅读激发起关联性兴趣，便去翻阅插架的《刘节日记》，这是李辉主编的“大象人物日记文丛”一种。作者有意保留了历史现场的细节残片，其1966年日记开篇就记录了红卫兵初起时刘节这样“学术权威”的遭遇：1966年8月31日“上午集体劳动，下午送书籍、文件、唱片等物至筹委会。理发。又送历史系书物两批。晚十一时半，有同

    学两批来封存书物至夜分一时”。9月1日“上午小组学习。十时十分，物理系同学又来查封书籍、陈设。下午小组学习。晚写检讨交代一段。做高帽一顶”。当年入手披阅，抱憾其“文革”日记太过简单。这次再读，深愧当初既少“理解之同情”，也缺史料之眼光。补课之余，便在孔网上补购到这套文丛中的《吴祖光日记》与陈白尘的《缄口日记》。前者记及1957年“反右”运动山雨欲来之际的“后悔无补”；后者所收《牛棚日记》早就广为人知，另收《听梯楼日记》则是这位剧作家从“文革”后期到改革前期行迹心态的全记录。

    日记刊成专书始自宋代，书札裒为专集还要晚些，这与印刷术普及而易于传布或许相关，也托庇于中国人强烈而自觉的历史意识。秦汉以后，尽管对修史控制日严，但史分官私的双轨趋势却长期并存。自唐代起，专设史馆，宰相监修，国史官修成为不变原则，严格划分了本朝史（即国史）与前代史的修史权限。明清易代，不仅本朝国史，连前朝正史（即明史）也成为官修的禁脔。尽管如此，野史笔记却在唐宋以后代有流传，保留了些许历史实相，以至鲁迅说：“如看野

    史和杂记，可更容易了然了，因为他们究竟不必太摆史官的架子。”诚然，在传统分类中，日记归于史部传记类的杂录之属，书信则厕身集部别集类末座，不仅远离正史的殿堂，其史料完整性甚至难比野史笔记，但只要不为发表而写，这些残丛边料的可信度竟或高于野史笔记。

    近代以来及至当代，这类日记书信作者辈出，代有其人，尽管因兵燹与运动而颇有亡佚，但藏之民间者仍不在少数，这就为晚清史、民国史乃至“文革”史留下了珍贵的史料。犹如考古出土的碎瓷片，这类史料乍看价值有限，但在有敏锐识见与过硬功夫的考古文物学家手里，完全能够垩出一座宋瓷珍品来。因此，我们一方面要呼吁尽快抢救从晚清到“文革”的各种史料，一方面也应以“不容青史尽成灰”的史家执着，从包括日记书信在内的史料中打捞起历史现场的残存碎片，拼缀出各种专题史的历史实相。友人萧功秦“把一个历史学者的专业知识与对历史的感悟结合”，“用百年史的眼光”，解读了《家书中的百年史》（华夏出版社，2014年7月），勾划出近现代中国大历史的缩影，可谓深得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