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乡土中国发现历史

    在中国传统史学研究中，官修史书或各类准官方史乘一直是主要的史料来源，学者们汲汲于二十四史及各种通鉴实录，以期勾勒和再现历史的原貌和规律。此种研究固为历代史学的主流，但因忽略了丰富的地域文化和鲜活的民间史料，近代以来时遭有识之士诟病。梁任公就直斥“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

    自敦煌文书发现后，伴随着西学方法的引入，在陈寅恪、陈援庵等学者的倡导下，新的学术路向得以开辟。其后，陆续发现的其他社会档案文书，也为学术创新时添燃料，从而使近百年来的史学研究呈现出新的气象。这其中，发现较早、影响较大的当数“徽州文书”，因其数量巨大、内容丰富，广受学术界的重视，随着陆续刊布和研究，现已形成专门的“徽学”。而在贵州东南部发现的“清水江文书”，是继徽州文书后的又一大型文书群，以其数量繁多、种类齐全、保存完整、特色鲜明、价值突出，被学者誉为“民间档案文书之巨擘大宗，人类记忆遗产之世界瑰宝”。

    清水江文书最早为外界所知，始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但因没有得到重视和有效的保护，毁损、散落的情况严重。进入本世纪后，在一批有识之士的奔走呼吁下，这批文书的独特史料价值和文物价值受到学界的关注，部分文书亦得以整理面世，并引起各级政府的重视。近十年来，在政府、学界和出版界的共同努力下，开始进行了有序的征集、整理和出版。该项目由此列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和“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并按计划逐步推出，以飨广大学人。其中首批成果《天柱文书》第一辑（22巨册，收录文书近7000件），由江苏人民出版社于2004年1月出版。

    “清水江文书”是流传在黔东南清水江流域6个县的各种民间档案文书的总汇，以土地和山林买卖契约为主，另包括大量的账簿、税单、家产清单、纳粮执照、诉状、判辞、官府告示、算命书、风水书、清白书、分关书、婚书、休书、过继契约、陪嫁资契、保结书、碑铭、日记、教材稿本等。截至2011年10月，其征集入档的数量为：黎平县，24320件；锦屏县，36482件；天柱县，14000件；三穗县，19542件；剑河县，8000件；台江县，1212件。合计103556件。但由于更多文书依然散落在民间各自然村落，征集工作尚在持续进行，实际数量将会大大增加；若以五倍于档案部门入藏数字的保守统计方法，客观评估散落于民间的契约文书，其总数当在50万件以上。至于文书产生的年代，因目前已征集到明代成化二年(1466)的田契，估计至迟当在15世纪中叶。其后则历经清代、民国，下限止于建国初（即1950年代）。故这批文书的时间跨度，总达600年左右。由此，从数量之巨、类型之多、内容之丰、时间跨度之广来看，清水江文书诚不愧为继敦煌文书、徽州文书之后的第三大民间文书系统，是世界级的人类记忆遗产。（参见《天柱文书》总序）从本次出版的《天柱文书》第一辑来看，清水江文书与其他民间文书相比，具有鲜明特色：一是来源地清晰，归户性突出，其原持有人、收藏者均可稽核，这悉赖于当地“宁烧房屋，不烧契书”之习俗，恰为研究者进行田野考察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二是不少文书至今仍在当地发挥作用，还有不少文字的写手和凭中人尚存于世，由此显示出的活态历史，更便于学者深入了解当地的社会形态与世俗风情。三是民族交融特色鲜明，这是清水江流域长期为苗、侗、汉各族杂居区所致，由此反映在文书书写上，多有汉语记苗音、侗音及其相互混用的特殊情况，反映了当地多元化的语言文化生态现象，凸现出民族聚居融合的特点。四是契约中地契与林契杂陈，反映了黔东南地区混农林经营的模式；而白契与红契共存（早期白多红少，愈后红多白少），反映了不断内地化的历史进程。五、独有的当地习惯法，如土地买卖中的“埋石为界”（苗语称“宰款合榔”），反映了独特的契约类型；而“休书”（即离婚协议），既有男休女，亦有女休男，与汉族婚俗存在显明差异，突出反映了区域性与民族性的特点。

    《天柱文书》的整理，前后历时6年之久，即从2007年至2013年。工作组为确保该项目高质量完成，先后召开了多次专家论证会。通过田野考察与文书比勘分析，专家们对清水江文书的学术价值给予了高度评价。

    如本项目首席专家、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院长张新民教授认为，由于大量内容不同的清水江文书，长期流传于民间乡土社会，与官方史乘的取舍倾向有着明显差异，更多地反映了地方社会的原始习俗和世态面相，恰好从各自的角度揭示了乡土社区的历史全息图景，真实反映了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另外，清水江流域作为苗、侗民族聚居区，历来皆被视为“苗疆腹地”或“化外生界”，较少进入官方文献的叙事学结构，故而近代以来，学界对西南历史文化缺载失收现象普遍，误读错解问题则更为严重，而清水江文书的发现与面世，将极大地改变少数民族长期“失语”的状态，弥补传统史家轻视或缺乏民间知识记忆之不足，扭转传统史书轻民间重官方的历史叙事学价值取向。他认为，通过清水江文书研究“苗疆文化走廊”所发挥的交流、沟通、往来、连结的历史性功能，了解包括族群的迁徙、民众的交往、商人的聚散、财富的流动、物产的运输、商品的交换在内的一系列的人财物的流动情况，不仅可以更好地复原清水江文明的灿烂成就，重新书写“苗疆”的悠久历史，而且也能更好地认识整个西南历史，并通过西南历史更好地认识整个华夏文明。

    著名经济史专家、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朱荫贵认为，清水江流域发现如此众多的原汁原味反映少数民族地区生活全景的第一手地方文献资料，即便将其置于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中观察，也是极为罕见的学术文化大事，可说是继甲骨文、汉晋竹简、帛书、敦煌文书、徽州文书之后，中国历史文化上的又一重大文献成果。他认为，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明清以来中国社会经济各个领域的研究，受史料和文化传承等影响，基本集中在东部、中部和汉族文化地区，这种状况使得已有的研究成果很难说完整地代表了整个中华文明，也成为现有研究成果难以避免的弱点之一，清水江文书的发现和整理研究，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这一状况，并使得我国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汉族地区与少数民族地区、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平原地区与山地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和其他学科的比较研究具备了可能。

    著名文书专家、中国社科院徽学研究中心研究员阿风认为，清水江文书是了解中华法系，特别是民事法权关系的重要资料。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近代立法的需要，东亚各国纷纷展开大规模的民事习惯调查，契约文书成为理解传统中国民事秩序的重要资料而受到关注。然而，由于近代战乱频仍，特别是上世纪中叶的土地改革运动之后，中国大多数地区的契约文书逐渐消失殆尽，成为一种历史记忆。契约文书的缺失，成为中华法系研究中的一个极大的缺憾。而清水江文书等民间契约文书的大量发现，为全面了解传统中华法系、特别是民事法权关系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这也是清水江文书备受法学界关注的一个重要原因。（以上专家观点均参见《民间契约文书与中国乡土社会》，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事实上，从清水江文书所包含的丰富类型看，其价值除体现在上述的民族史、经济史、法律史等方面外，还对研究中国民间信仰、社会习俗、文化心理、家族关系以及中央与地方的互动关系等等，均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清水江文书所提供的丰富史料，可以撰写一二百篇博士论文。

    在文书收藏与研究的过程中，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私藏与公用的矛盾。陈寅恪在上世纪30年代就说：“近年以来，奇书珍本虽多发见，其入于外国人手者，固非国之人得所窥。其幸而见收于本国私家者，类皆视为奇货，秘不示人，或且等善价而沽之异国。彼辈既不能利用，或无暇利用，不唯孤负此种新材料……”陈氏由此痛斥此类人“直为中国学术独立之罪人”。

    随着学术文明的进步，今日学者大都持较为开放的态度。清水江文书的整理团队，在张新民教授的引领下，就始终奉行“抢救是根本，整理是关键，公布是核心，研究是归宿”的宗旨。首先是有步骤、有计划地及时加以抢救，使珍贵文献免遭毁损遗失；然后通过系统整理，转化为社会公共资源。他们认为，整理后之所以必须以开放的态度迅速向学术界公布，是因为只有公布才能真正实现化私藏资源为公共资源的目的。而无论抢救、整理或公布，最终的目的都是方便学者的研究利用，通过研究利用最大化地实现文书的价值，使“死”材料变成“活”材料。正是基于这一宗旨，该项目启动之初，整理团队不计私利，邀约相关单位与相关人员参与工作。而江苏人民出版社本着弘扬传统文化、推动学术研究的责任和使命，在项目启动之初即予介入。为突破现有体制障碍，出版社相关负责人还联络一批专家和企业家，发起成立了一个非公募基金会——宏德文化出版基金会，通过该基金会解决相关经费，推动此项目的顺利开展。这为大型学术工程之出版，提供了很好的范例。

    《天柱文书》第一辑完成后，将陆续推出第二辑、第三辑，总计60余巨册，公布文书2万余件。而“清水江文书系列”的其余部分，也将按县域启动整理，逐渐推出。根据整理方和出版方的预估，全部文书出齐时，将达千余册之巨，这无疑是中国出版史上令人瞻目的巨大工程，而一门国际性显学——清水江学也将随之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