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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作家贺享雍计划要写十卷本的《乡村志》，目前已出版了五部：《土地之痒》、《民意是天》、《人心不古》、《村医之家》、《是是非非》，由四川出版集团所属的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以一座村庄为线索，描写中国乡村改革开放以来巨大的历史变迁与心理、文化、风俗的变迁，这一宏大的构思本身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就极具开创价值。
贺享雍的乡村志，基本采用川东一带地道的四川方言对乡土中国进行文学书写，从文学谱系上延续了自李劼人以来采用四川方言书写文学地方志的传统，同时又与当下中国乡村的变革进程即时对接，以惊人的反应速度对四川乡村的社会政治变迁进行几乎是同步的文学书写。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乡村民众从依恋土地到几乎抛弃土地，其间的心路历程极其复杂。几亿农民由乡村走向城市，由安土重迁的朴素乡民变成亦农、亦工、亦商的自由人与城市边缘人。这样巨大的群体在巨大的社会变迁中命运、身份、心态的巨变，到底应由谁来对此进行文学书写呢？在现代文学史上，表现乡土四川的文学大师，如李劼人、沙汀、艾芜等，都是典型的知识分子，是乡村的他者。由他们来描写乡村和农民，如同一个远离家乡的人回望故乡一样，尽管高屋建瓴，但到底无法摆脱局外人的情感隔膜。而由农民自己进行书写，却常常为狭隘的眼光、局促的格局所束缚，难以从更高的层面、更广阔宏大的历史社会视野来审视自己的命运，并发掘表面现象背后更为深邃的意义。熟悉乡村，熟悉农民，与乡土中国有着血肉联系并有能力对此进行有力的文学书写的作家，真是少之又少。而贺享雍的《乡村志》，正是以农民自己的方式书写当代乡村史诗的佼佼者。
如果读者从不同的维度、不同的视角对《乡村志》加以解读，会看到完全不同的文学景观。之所以形成这种众声喧哗的多声部效果，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是不同风格的小说语言交替运用的结果，其二是小说叙事者多元的身份认同所造成的多元视域带来的效果。
五四新文化人曾大力提倡方言文学作为国语文学的补充与生力军，刘半农甚至尝试以江阴方言来创作颇具民歌风味的现代新诗。但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以方言为主要表达方式的中国乡土小说并不多见。这固然与方言的地域局限性有关，但也与众多乡土作家在文化观念、价值观念上已经成为乡村社会的他者有关。在贺享雍几年前出版的长篇小说《村级干部》中，小说语言仍然沿用了以普通话为背景的标准书面语，川东乡村的民间生活和农民心理由此呈现出被规范、被雅化的效果，与真实地道的乡村世界终隔一层，似乎始终无法搔到痒处。但在乡村志的写作中，贺享雍终于找到了真正属于自己生活的那片土地和乡民的表达方式，即大量采用地道的川东乡村方言来书写川东乡民的世界。由于找到了恰当的表达方式，这一次，贺享雍的创作如鱼得水，许多以前被遮蔽的景观和视野，借助极富地域特色和乡村气息的川东方言得到了生动呈现。对贺享雍而言，在小说中采用以普通话为背景的标准书面语，表达的是作者对外在于乡村的制约力量、规范力量的认同，甚至也曲折表达了作家对自身外在于乡村的他者身份的认同；而当作者大胆采纳川东方言为小说的主要言说方式时，则表达了作者对乡村生活和乡民身份的强烈认同。两种语言在小说中交替使用，凸显作者在不同身份认同之间的冲突、矛盾与纠结。突然在一片亲切的川东方言中采用普通话不过是这种失控状态的外在表现而已。贺享雍以有别于描写乡村乡民的方式来描写作为乡村世界他者的外部世界，有意交替采用两种大异其趣的语言表达方式在小说中营造不同层面的心灵景观与不同视域的文化景观，造成来自小说内部的艺术张力与层次感，为当下乡土小说的写作提供了新鲜的艺术经验。
《乡村志》的多声部效果，也来自于小说中叙述视角的多元与变化。已出版的五卷《乡村志》，叙述者至少在三种身份之间变换游移：一是作为叙事者的作家，是乡村的观察者、审视者，带着外在于乡村的更加广阔的文化视野来回看乡村；二是作为长期生活在乡村的农民，带着对乡民完全的情感认同、身份认同来书写“我”的乡村；三是以乡村基层干部的身分来看待乡村，注重的是乡村的微观政治生态和权力角逐。不同的身份认同、情感认同与文化认同，为贺享雍的乡村志小说带来丰富的意义层次和广阔的意义空间，立体而生动地营造了当下中国乡村的政治景观、社会景观及民间文化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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