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小川：“我拯救了自己的灵魂”

    没有艺术民主和创作自由就没有文学艺术

    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之交，当时的报章上，多是顺口溜和快板书之类“普罗”文艺的作品。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36岁的郭小川以一种战斗者的姿态、宣传鼓动员的身份跃上了文坛。与别人稍有不同的是，他在追求较高艺术质量的同时，还总想保持些许个性。然而纵观他并不太长的21年的创作生涯，可以看出他走了个马鞍形，即从追求自我，到失去自我，最后回归自我、“拯救自己的灵魂”。

    从追求自我到自我迷失

    探讨郭小川艺术道路的文章已经很多，我只概略地梳理一下。

    1955年郭小川奉调中国作协，并不是以作家身份。虽然他发表了几首诗产生了轰动效应，但在作协领导及大作家们眼中并不算什么。郭小川当时想的是努力成为一个大作家。而成为大作家，一个必备的条件是要有艺术个性，即独特的创见。这就需要一点儿独立思考。郭小川是想保持一点儿独立思考的。比如，上边让他写“丁陈反党集团”的结论，他实事求是地认为：够不上反党集团，最多是“宗派主义小集团”，结果被斥为右倾。还有，1958年，他因为不同意刘少奇的“驯服工具论”，在作协内部受到批判。据他在文革中的检查交代，1958年4、5月间，郭小川曾公开表示，他不同意“驯服工具”这种提法，认为这样不利于发挥个人的主动性、积极性（《郭全集》第12卷P104）。据大周明讲：1958年6月，作协在文联大楼属于作协的那几层，辟出406、408两间办公室张挂大字报，专门批判郭小川反对刘少奇的“驯服工具论”的错误。众多作家纷纷表态，有人说“我们就是要做党的驯服工具！”（2003年6月10日采访大周明）郭小川虽然口头认错，说是当时不知道是刘少奇说的话，但他心里是不服气的。

    这表现在他的诗歌创作中，是写出了一批比较有个性的作品，像《白雪的赞歌》、《深深的山谷》、《一个和八个》以及《望星空》等。因为，在1942年延安的审干及抢救运动中，他新婚刚一个月的妻子杜惠（我的母亲），即因批评领导而被当作特务在中央社会部监狱中单独关押两年半，这种巨大的刺激不可能不在他的心里留下很深的烙印。

    他这种内心深处对党内斗争的反感、对被冤枉者的同情，一经流露，虽然委婉隐蔽，还是被敏感的斗士们察觉了，于是遭到迎头痛击。最厉害的一次是1959年作协召开的12级以上党员干部会议，专门批判赵树理和他等6人。如今重看当年的会议记录，批判者用词之尖锐、上纲之高，与“文革”并无多大区别。这给被批判者造成的心理伤害是严重而且持久的。郭小川虽然较那些被打成右派的人多一些保护壳，但还是不得不转向，他痛感“政治太可怕”，认识到人性、走向自我等等都是修正主义的东西，离得越远越好。从此再也不敢涉及人性、受冤屈者等题材了。统观那个时期，郭小川那时写的作品，今天看来并无多大价值。

    文革初期，郭小川当然也被裹入对领袖盲目崇拜的狂潮。1970年我写了一首盲目歌颂领袖的长诗，以我6、7岁时在中南海给毛泽东送苹果为引子，他看了以后非常高兴，说是“将一改过去不支持你写诗的态度，全力帮助你改好这首诗”（郭小川1970年11月底复我的信）这是他的时代的局限性，我们当然不能站在今天的道德高地上苛责于他。

    1973年，他还在努力地“跟上革命队伍”，自告奋勇地跑去国家体委帮忙，写作歌颂毛泽东在长江游泳的长诗和赞美庄则栋的报告文学《笨鸟先飞》，希望自己能尽“铅刀一割”之用。不料，江青竟然指鹿为马：“说庄则栋是‘笨鸟’，那中国人还有聪明的吗！这是对中国人民的侮辱！”（2003年6月10日采访大周明）并上纲到反革命的高度，下令立即成立中央专案组对郭小川进行审查。

    正是这长达一年半的审查，促使郭小川醒悟。他在1974年4月份被催促返回咸宁干校接受专案审查时，曾在宿舍里气愤地摔了一个杯子，骂道“太不像话了！”（2003年6月10日采访大周明）漫长的500多天里，他痛定思痛，认识到文化专制主义不仅不允许有艺术民主和创作自由，连颂圣都要横挑鼻子竖挑眼，那么剩下的只有文学艺术的死灭。在同时期写作的《秋歌》中，他这样写道：“我曾有过迷乱的时候，于今一想，顿感阵阵心痛。”这正是他真实心理的写照。他写的一首五言诗中的后四句是这样的：“日边云有色，窗下笔无声。当年越溪女，何不采芙蓉？”意思就是暗讽江青。

    那时，他还曾对郭晓惠讲了毛泽东主席对王蒙态度前后三次的变化，表示：“跟不上啊！”这表明他已经有了初步的觉醒，开始踏上回归自我的道路。在1975年下半年，他的第二次中央专案审查尚未结束时，他就给中央写了万字长文，详细而尖锐地指出了当前党的文艺政策的问题，提出恢复文联、作协等12条建议。经胡乔木转送邓小平。（见钟灵回忆文章）同年，他在写给国务院副秘书长吴庆彤的信中说：不仅是党的文艺政策出了问题，而且是党内出了问题。

    最后，他引用马克思的话：“不管怎样，我拯救了自己的灵魂。”

    虽然那时他已身患重病，但一旦宣布审查结束，他“没有任何问题”，仿佛霍然而愈，立刻精神百倍，投身到和“四人帮”的斗争中。他不分昼夜地奔波，找这个人谈话，与那个人交心——他受命“了解情况、组织队伍”，明知这样做有极大的风险，他还是毫无畏惧。果然，“四人帮”及其文化部的爪牙雷霆般的打击接踵而至了。郭小川虽然死于1976年10月的一次意外，但显然与长期受到迫害有关系。

    我们今天纪念郭小川，引申出的一个现实的、切近我们每个人的话题，就是：在饥饿时代成为历史，温饱阶段已经过去的今天，我们应当追求更高的目标，追求高质量的生活。那么，什么是高质量的生活？不仅仅是拥有豪车美宅、每天饫甘餍肥，更非娱乐至死、吸食大麻之后的飘飘欲仙，而是要过真正的人的生活——即有丰富的精神享受、自由安排自己的生活与命运……如果在生活中“跋前疐后、动辄得咎”，毫无缘由地就被抓起来、专案审查、失去自由；或者，在单位（干校），总有人指斥说：“我要是有枪，把你们都‘突突’了！”在家里，家人时不时地当着外人大声喝斥你“郭小川，你还要不要搞社会主义！？”……这样的日子是人过的日子吗？郭小川最后所向往、所追求的，是一种精神的解放，吃喝是次要的，健康也是次要的，他追求的是一种自我实现：“拯救我的灵魂”！

    灵魂即自由的思想，是谁也剥夺不了的，除非自己缴械投降，相对于拯救灵魂，那就是自甘奴役、自我沉沦。

    最后，让我们重新回顾鲁迅先生写于1918年7月的一段名言：

    “我们追悼了过去的人，还要发愿：要自己和别人都纯洁聪明勇猛向上，要除去虚伪的脸谱。要除去世上害人害己的昏迷和残暴。我们追悼了过去的人，还要发愿：要除去于人生毫无意义的苦痛，要除去制造并赏玩别人苦痛的昏迷和残暴。

    我们还要发愿，要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我之节烈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