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举报制度的“人情味”

    唐光宅元年（684年），驻守玄武门的飞骑部队的十几个官兵在一家酒店喝酒，席间有一个人随便说了一句：“如果知道当初拥立她没有特别的封赏，真不如拥护庐陵王呢。”当场就有人离席，直接到北宫门告密了。席间喝酒的人还喝得正热闹，就稀里糊涂地全部遭到逮捕，被押到羽林军的军事监狱中。最后，说那句话的人被处斩，其他人全部都因“知反不告”被绞杀，告密者竟然被除封赏为五品高官。中国历史上的告密之风、特务政治从此发端盛行起来了。人们印象中，搞特务政治的皇帝都是残暴至极，特务政治都是残酷无情。而作为中国特务政治的为始作俑者——武则天在实行特务政治的时候却赋予了些许“人情味”。

    首先，武则天从制度上，为告密者提供保障和方便。唐垂拱元年（685年），她下令在朝堂大门口放置两件东西，东朝堂置登闻鼓，西朝堂置肺石，专供告发和喊冤叫屈者击鼓、站肺石以示报案，朝堂门口不要防守，如果有人挝鼓、立石，御史要马上受理案件并且直接奏闻。给报案者一种最简捷的报案方式，因此成为中国古代重要的直诉方式之一。除此以外，她还允许告密者可以闻风奏事，查无实据也不负诬告之责，告错了也没什么关系，政府还得为告密者提供交通食宿等便利。

    武则天还会指责告密者不顾友情而一味“告密”。她自己笃信佛教，同时禁杀崇佛也为她改朝换代作了政治动员。武周长寿元年（692年）五月，武则天下诏：严禁全国各地屠宰牲畜及捕捞鱼虾。江淮地区旱灾，老百姓既没有粮食也不能捕鱼虾，饿死很多人都无人违禁。右拾遗张德喜得贵子第三天，偷偷宰杀一只羊宴请同僚给孩子过“喜三”。参加宴请的客人中间有位官职补阙名叫杜肃的人就偷偷在兜中揣了一块羊肉，连夜给武则天上表告密。第二天，太后就在朝上对质。她先问张德说：“听说你得贵子，很高兴。”没等张德拜谢完毕。太后又责问：“你是从哪里弄到的肉啊？”张德自知违禁在先，欺君在后，叩头服罪不已。太后又说：“我严禁全国屠宰，无论是红白喜事都不能例外。还有，你从今往后再要召集客人举办宴会，也必须选择好人。”然后，把杜肃的告密信拿出来让大家看。告密者杜肃尴尬得无地自容，满朝文武官员都想把口水吐到他的脸上。武则天有要求，张德不能再违禁的同时，还告诫他以后请客时要选择对象。这样，既保护了违禁官员，也批评了这位“以法告密”的告密者不能以出卖朋友为代价，更不能做当面是人背后是鬼的小人。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官员们的隐私。如果这位告密者能够当场制止被告人的违禁行为，而不是参与其全过程中一言不发，而背后又卖友求进，则很可能是另外一个结果。

    武则天还能对违纪官员网开一面。大特务头子来俊臣因为大搞特务政治很快得以重用，他当权时经常要求选拔官员的部门滥选、滥用、滥升官员，一次就要搞几百个“滥官”。武周神功元年（697年），来俊臣垮台后，主持选拔官员的吏部长官纷纷投案自首。太后批评他们时，这些长官都纷纷诉苦：“我们辜负陛下，死罪！我们违犯国家法律，治罪仅我一人；要是不听来俊臣的招呼，马上就会家族夷灭。”太后听到这发自肺腑之言，就原谅了他们的渎职滥权之罪。武则天当时之所以这么做，有两个原因：第一来俊臣是自己重用的特务头子，自己也要负责，不能全推到犯官身上；第二也设身处地地替犯官们着想，理解他们的难言之隐。

    武则天还能顺应民心，对特务头子痛下狠手。有人控告另一特务头子文昌右丞周兴，武则天便责令来俊臣审理此案。来俊臣请周兴到家里作客，和他一边议论别的案子，一边相对饮酒。来俊臣和声细语地问周兴：“有些囚犯再三审问都不肯认罪，有什么办法使他们招供呢？”周兴说：“这很容易！架起木炭生火把大瓮烧得通红，然后再叫囚犯进到瓮里面去，看他敢不认罪？”来俊臣当场就吩咐人，找来一个大瓮，按照周兴所说的办法用炭火在周围烧红……然后，他起身对周兴说：“有人控告你谋反，如果你不招认，就请自己钻进这个大瓮里去吧！”周兴惊恐万状，当即叩头认罪。武周神功元年（697年），臭名昭著的来俊臣被处斩并暴尸街头，因为积怨深重，受过迫害的人纷纷拍手称快。人们还抢取来俊臣的尸肉，有的挖眼有的剥面，有的剖腹有的挖心……不能吃的骨头也被人们跳起来踩踏成泥。武则天得知全国人对来俊臣如此怨恨，就下诏历数他的罪恶，并且要求将来家满门抄斩。官员和百姓在大街上互相庆贺来俊臣的死讯，高兴地说：“自今眠者背始帖席矣！”

    尽管，武则天的特务政治在主观上是她为了防止别人反对她改朝换代，反对她当皇帝而施行，但客观上也起到了畅通言路，防奸肃贪的效果。特别值得庆幸的是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她给本来残酷的特务政治赋予许多“人情味”，让这项原本不甚光彩，也不得人心的暴政，竟然能在很大程度上得到臣民的理解和支持乃至欢迎，也属于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