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十字，一面跨越国界的旗帜

    国际红十字运动起源于战地救护。

    1859年6月，有一位瑞士商人，因私人商务途径意大利北部的伦巴第地区，恰逢法国、意大利联军与奥地利军队在索尔费利诺发生激战。战斗结束后，战场上尸横遍野，伤兵痛苦地呻吟呼号而无人救护，现场十分悲惨。出于同情和怜悯，他立即中断行程，动员和组织当地居民，对战场上的伤兵进行救护，不分国籍、不加歧视。这位不可不知的伟大人物名叫亨利·杜南，是红十字运动的创始人，后人尊称他为“红十字之父”。

    亨利·杜南根据自己战场救护的这段亲身经历，撰写了一本《索尔费利诺回忆录》，并于1862年11月自费出版。书中，他提出了两项重要建议：一是建议在世界各国建立伤兵救护委员会（这已演化为今天的国家红十字会，成为红十字运动的起源）；二是建议签订一份国际公约，保护伤兵救护委员会的志愿人员和战场上的医务人员（这成为国际人道法的起点，已演化为以日内瓦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为核心内容的国际人道法）。

    在亨利·杜南的不懈倡导下，伤兵救护国际委员会（后更名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于1863年2月9日在瑞士日内瓦宣布成立；一年半之后，12个国家的代表在日内瓦签署了旨在不加歧视地救护伤兵和保护参与救护的志愿人员和医务人员的协议，诞生了影响世界的第一部《日内瓦公约》，那一天是1864年8月22日。人类将永远铭记这两个重要的历史时刻。

    经过150多年的风雨历程，全世界已有189个国家加入国际红十字运动，建立了国家红十字会；195个国家承认并签署日内瓦公约，是现代史上世界范围内最被广泛接受的国际公约。如今，红十字运动已成为与联合国运动、奥林匹克运动比肩的三大国际运动之一。

    作为国际红十字运动的重要成员，中国红十字会的起源也与战争受难者保护密切相关。1904年，日俄战争在中国东北爆发，战争最直接的受害者是我国东北地区的同胞。为了转运和保护战争难民，上海地方绅商沈敦和等人发起成立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此为中国红十字会的前身。

    此后110年，中国红十字会一直在为致力于保护人的生命与健康，改善最易受损人群的境况，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红十字会积极协助政府履行人道领域的国际承诺，在参与国际国内人道救援、普及应急救护和防灾避险知识、推动国际人道法和红十字运动在中国广泛传播等方面做出了不懈努力，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无论是作为日内瓦公约和国际红十字运动发起者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还是作为拥有110年悠久历史的中国红十字会，在中国仍然不为人们所熟知，对其机构性质、法律地位、职能职责以及与红十字运动其他成员的关系等方面都不甚了解，更忽视了其在受难者保护和人道法传播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为了传播红十字运动的有关知识，让公众更多地了解国际红十字运动的起源及其发展，近年来，中国红十字会先后引进并翻译出版了《索尔费利诺回忆录》《红十字之父：亨利·杜南传》《红十字之魂：古斯塔夫·莫瓦尼埃传》《日内瓦四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国际红十字和红新月运动手册》等有关国际红十字运动的著作和文献。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战争受难者的保护》是中国红十字会引进出版的一部关于红十字运动的重要文献。该书从历史、法律、政治等多学科的角度阐述了国际人道法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行动之间的逻辑关系，再现了国际人道法的历史演进过程，厘清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根植于国际公法的权利、义务以及在面对各国时行使该权利、义务的能力。

    作者弗朗索瓦·比尼翁博士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大会委员，也是国际人道法和人道行动独立顾问，先后发表或出版过50多篇（部）有关国际人道法和红十字运动的文章、书籍。在迎来中国红十字会建会110周年之际，在中国红十字会青岛分会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东亚地区代表处的共同努力下，《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战争受难者的保护》一书得以翻译出版。透过本书，既体会到战争的无情和残酷，也从中感受到红十字运动所散发出的人道光辉。

    习近平主席2013年5月13日在会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彼得·毛雷尔时指出：“亨利·杜南先生发起的国际红十字运动不仅是一种精神，更是一面旗帜。红十字运动跨越国界、种族、信仰，引领着世界范围内的人道主义活动。人道主义事业是全人类共同的事业，红十字精神将不断发扬光大。”

    当今世界，发展、环境和冲突等因素相互交织，国际人道主义形势依然严峻。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在全球事务中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参与和开展的人道主义活动也日益增多。有着110年历史的中国红十字会将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继续保持良好合作，坚持依法治会，依法履责，走中国特色的红十字事业发展道路，在力所能及范围内履行国际责任和义务，为国际人道主义事业做出更大贡献，让红十字这面跨越国界的人道主义旗帜高高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