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君遗著有独绝处”

    《赴鄂道中》本事

    1957年春天，中国思想文化界“山雨欲来”。一场整风运动在全国各地开展得如火如荼。这一年，钱锺书的父亲钱基博（字子泉）已经七十岁。

    这位一辈子沉浸在故纸学问里著作等身的老先生，皓首而不忘家国之忧，给时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写了一份“万言书”，指出了湖北地方工作中的某些缺失。子泉老人自以为是“白头忧国输忠悃，青简明经指要津”，实际上没有得到理解和认同，心情落寞的子泉老人一病不起。

    其时，身在北京、刚刚脱稿《宋诗选注》且率先刊布了其中一些章段和序言，因而受到点名批判的钱锺书闻讯急忙赶赴武汉探望老父。赴鄂途中，钱锺书有《赴鄂道中》七言绝句五首默吟而成：

    路滑霜浓唤起前，老来离绪尚缠绵。别般滋味分明是，旧梦勾回二十年。

    晨书暝写细评论，诗律伤严敢市恩。碧海掣鲸闲此手，只教疏凿别清浑。

    白沙弥望咽黄流，留得长桥阅世休。心自摇摇车兀兀，三年五度过卢沟。

    弈棋转烛事多端，饮水差知等暖寒。如膜妄心应褪净，野来无梦过邯郸。

    驻车清旷小徘徊，隐隐遥空碾懑雷。脱叶犹飞风不定，啼鸠忽噤雨将来。

    五首诗已收编于《槐聚诗存》。诗中少有典故，字面需要加注的地方并不多，只有第二首“碧海掣鲸闲此手，只教疏凿别清浑”两句，分别用了杜甫诗句“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和元好问诗句“谁是诗中疏凿手，暂教泾渭各清浑”的典，指代的是《宋诗选注》脱稿付梓，其余全是写景抒臆。这无疑是钱锺书对当时形势的敏锐感受。“弈棋转烛”、“驻车清旷”、“啼鸠忽噤”，也都是当时知识分子精神状态的真实写照。杨绛在《记钱钟书与〈围城〉》里说到这组《赴鄂道中》的写作时说，“据我所知，他自信还有写作之才，却只能从事研究或评论工作，从此不但口‘噤’，而且不兴此念了”。

    钱锺书到武昌省亲时，子泉老人已病入膏肓。这年夏天，“反右”运动开始。子泉老人当初那份“万言书”被湖北省委转交给华中师范学院党委，要求学校组织力量批判。1957年9月，历史系和中文系组织教职员工连续数次向子泉老人“开火”。鉴于他病体不支，“校党委特许他待在家里，不参加批判大会，批判大会由他的女婿、中文系教授石声淮代为出席，批判大会结束后，再由石声淮向他传达批判意见。”（详见华中师大版《钱基博学术研究》一书）

    这年11月30日，子泉老人仙逝。第二年（1958年），钱锺书的母亲也相随而去。

    两个“疑团”

    在钱基博身后曾留下两个疑团，一直存在争议。

    一是子泉老人是否被打成过“右派”。一部分当事者后来回忆说，当时还没有来得及给他戴上“右派”的帽子，老先生就去世了；另一部分人则说，当时，他的“万言书”转到华师党委后，就被内定为中右分子或右派分子，甚至是“极右派分子”了，只是鉴于他正疾病缠身，没有向他正式宣布。

    另一个疑团，说起来更令人遗憾。

    钱老先生一生有写日记习惯，历数十年而不辍，且喜欢在日记中“论学”，其全部日记实际上也是他的“论学记”和“思辨录”。这是一份极其珍贵的学术文献，也是凝聚着老人毕生心血和智慧的一笔精神遗产。

    在老人生前，他曾经有两次把自己卷帖浩繁的日记交付女婿石声淮先生保管和使用。一次是在1942年，女儿女婿的订婚之日，子泉老人将二百余册日记交给石声淮，作为赠与新女婿的礼物，也寄寓着希望女婿承接着自己读书治学衣钵的厚望美意。这些日记是他自1937年任教前国立浙江大学起，所写的论学日谱，都数百万言，还有其他手稿。1937年前的日记，则因抗战初未及运出而丧失。

    他在为女儿女婿亲编的《金玉缘谱》中写道：

    吾箧中日记二百馀册，即以相付；以翁婿言，则觌仪也；以师弟论，则衣钵也！吾虽老病，未尝一日废书；而来湘三年，读书三千六百馀册提要钩玄，皆有日记；而湘贤著书，居十之三。尔声淮尚其善承乡先辈之

    贞性毅力，不懈益修以努力所学所事，而无负国家作育之意；此吾之望也！吾儿锺书来书，欲为我撰年谱；傥有资于日记，尔声淮其助成之！

    即此可见老先生是何等看重这些日记。最后一次是在他弥留之际把全部日记和未刊手稿托付给了女婿。然而，“文革”期间，这些珍贵的日记和未刊稿本全部被付之一炬。

    钱锺书一直认为父亲的日记是在“文革”中被红卫兵所毁。1979年，钱锺书在日本京都大学参加一个座谈会，会上有人问及他的父亲钱基博，他痛惜地说：父亲其实还有许多未刊的遗稿，包括日记、文集等等，因为晚年与幼女同住，所以稿本多存于在武汉师大教书的、钱先生的妹夫家里，“文革”时期被红卫兵们统统烧毁了！（孔芳卿《钱钟书京都座谈记》）

    1983年，子泉老人的女儿钱钟霞在其整理的先父所著《中国文学史》后记中，记过这样一笔：“1966年遭罹浩劫，坐视先父仅存之手泽毁而不能救，毒楚何如。而《清代文学史》遂无一字遗留。”

    《钱基博年谱》的作者、著名学者傅宏星也曾有言：“‘文革’期间，子泉先生遗留在湖北武昌华中师范学院女儿女婿家里的五百余册、绵历数十寒暑的《潜庐日记》遭到查抄、批判，并被付之一炬。”

    现在，我们从钱之俊先生的文章中知道，原来正是子泉老人的女婿石声淮教授，“鉴于笔迹留存之可怕，遂将其全部销毁”了（详见钱之俊《钱基博的日记被谁“付之一炬”？》，载《中华读书报》2012年11月7日第7版）。

    此文一出，坊间多有对石声淮教授的责怪。其实，事既如此，任何责怪都没有意义。还是钱之俊先生文章里说得公道：“以钱基博去世前的这种身份，‘文革’开始，石声淮自然害怕被抄家，害怕白纸黑字的日记惹祸，抄家不仅自己遭殃，可能会连带出家人的不幸，对此他早已心有余悸——‘反右’时替岳父挨批的情形还历历在目。与其等人来烧，还不如‘先下手为强’，一把火烧个干净。或许，他的初衷还是出于保护岳父，只是全然忘记那些文字的价值了。”

    珍贵的捐赠

    所幸的是，新中国成立后，钱基博曾经有过一次化私为公的捐赠。现在看来，这不唯是高风亮节之举，也是使珍贵文物得以保存和薪传的明智之选。不然，灾梨祸枣，“文革”中恐怕连这批藏书和文物也难以保全。

    众所周知，子泉先生出身于无锡钱氏望族，是一代著名学者、教育家和杰出的古文学家、文献目录学家，家境殷厚，收存称富。他在1938年11月接受国立师范学院院长廖世承邀请，到湖南蓝田任教职。这年9月，钱锺书也从海外归国，赴昆明西南联大任教。1939年夏，钱钟书受父命离开西南联大，来到国立师范学院出任英语系主任，兼顾照料父亲。这是钱氏父子第二次在同一所学校就职（第一次同校任职是在光华大学）。1941年6月，钱锺书回到上海，准备暑假后继续回到西南联大教书。到了1946年秋季，子泉老人也离开当时已迁往南岳衡山的学校，偕女儿女婿前往湖北武昌，出任私立华中大学历史系教授。其时，次子钱钟纬在汉口任申新四厂副厂长。华中大学，后并入华中师范学院，即今华中师范大学。从此，子泉老人后半生即服务于此校，再也没有离开过。自小学至大学，钱基博从事教育事业凡44年。

    建国初期，国内有许多大收藏家、大学者向国家捐献私人的珍贵收藏。子泉老人受此鼓舞在1950年春天先是把5万余册珍贵藏书捐赠给了华中大学。1952年，他又把自己历年所藏的甲骨、铜玉、陶瓷、历代货币、书画等宝贵文物200余件捐赠给了当时的华中师范学院历史博物馆（另有碑帖、字画1000余件，方志1000余种，赠给了家乡苏南的文物管理委员会和江苏泰伯文献馆）。当时学校按照他的提议，设立了“历史文物陈列室”，室内所藏皆出自他的捐赠。

    这年岁末，子泉老人还写下了约五万字的《华中高等师范学校历史博物馆赠品说明书》。《说明书》中有一段“卷头语”：

    家无长物，不过旧物故纸以供标本研究，凡赠品二百一十一件，分十类，每类就所认识，而按时代以成系列，系以说明；一知半解，不足以言博物，更何足以表现中国历史之悠久；不过出其所藏，公诸同仁同学，聊竭区区以发动社会之文物教学而已！卑之无甚高论也！

    说明书中，开列出他捐赠的文物共211件，分为10大类，包括玉器26件，青铜器80件，历代货币52件，古瓷25件，书法绘画28件等，其中有许多堪称精品和“绝藏”。子泉老人在说明书中一一予以详解和说明，把每一件藏品的各项基本情况、来历和流传，还有外形、材质、有否残损等等，都写得清清楚楚。尤其是对书画作品，不仅介绍作者和创作本事，还有引经据典，对作品风格和相关文物知识、创作典故的介绍和鉴赏。

    藏品内外，字里行间，显示了老人那种为书画文物“永存吾土、世传有绪”的殷切情怀。

    《钱基博集》的整理出版

    钱基博一生勤于治学和著述，十六岁就写成一篇《中国舆地大势论》，刊于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在文坛崭露头角，后又在刘光汉主编的《国粹学报》上撰《说文》一篇，受到当时江西提法使陶大均赏识，“骇为龚定庵复生”，遂招他为幕僚，月薪白银百两，待之如上宾。

    民国以后，他投身教育事业，一边教书育人，一边著书立说。老人一生于经、史、子、集四部之学均有专门论著，数量庞大，学理精深，堪称一代硕学通儒。

    近些年来，华中师大出版社组织编研力量，历十数年之功，分辑分批，陆续整理付梓《钱基博集》，现已出版了三辑。

    第一辑收录了子泉老人的《中国文学史》《现代中国文学史》《经学论稿》和《孙子章句训义》等四部学术名著。其中，《经学论稿》一书中收录的一些珍贵的散篇文章，原本只是抄本、自印本或未刊稿本，此次得以重新整理和正式刊布，有如星宿归位。

    第二辑五册，分别为《国学必读》《江苏学风·近百年湖南学风》《集部论稿初编》《韩愈志·韩愈文读》和《文范四种》。其中《江苏学风·近百年湖南学风》是《钱基博集》中有关“地域文化研究”部分，两部专著以传统史籍中的纪传体手法为苏、湘两省晚明以来的杰出人物立传，力图发掘先贤身上足以“立懦廉顽”的精神资源，对当下知识分子的“及早觉悟，见危授命，修己立人”，自有启迪意义。子泉老人也以集部之学见称于世，他认为选本的最大功用乃“示文章之正轨，导来学以途辙”。《文范四种》可见他数十年精研选学之功。此册收入他不同时期编选的四部可作为文章“法式”的讲义四种，即《语体文范》《模范文选》《酬世文范》《国师文范》。其中《酬世文范》和《国师文范》存世稀少，堪称海内珍本，此次收入《钱基博集》，给人以“艳异”之感。

    第三辑也有五册：《方志汇编》《碑传合编》《版本通义·古籍举要》《国学文选类纂》和《国文教学丛论》。

    全部《钱基博集》，上千万字，将分五辑出版。全集囊括了这位国学大师一生治学的几乎全部著述，堪称民国学术史上的巨大遗产。大学问家陈衍曾赞子泉老人：“无锡钱子泉基博，学贯四部，著述等身。肆力古文词，于昌黎习之，尤哜其胾而得其髓。哲嗣默存，年方弱冠，精英文，诗文尤斐然可观，家学自有渊源也。”钱穆先生早年也曾回忆过：“余在中学任教，集美无锡苏州三处，积八年之久，同事逾百人，最敬事者，首推子泉。生平相交，治学之勤，待人之厚，亦首推子泉。”而钱锺书对他父亲也有此评价：“先君遗著有独绝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