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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界一直孜孜以求“常销”“畅销”和“好书”的三者统一，在复旦版南怀瑾系列作品上得到了难得的实现。一套品牌好书风行25年，成为大众国学经典，开创中华典籍的大众传播新途，参与开启传统文化复兴的新时代，这是一个怎样的出版故事？
1989年，当复旦大学出版社首次引进南怀瑾先生代表作品《论语别裁》《禅海蠡测》《历史的经验》三部时，不曾想到，南先生著作将成大众国学经典，开创中华典籍大众传播的新途，并开启了一个传统文化复归的新样态。
煌煌数十部南怀瑾先生讲国学系列，25年不间断的出版努力，复旦社仅《论语别裁》一书即发行100万册，让郁郁璨璨的传统文化走进大众。绛帐传薪，弦歌不辍。
出版界一直孜孜以求“常销”“畅销”和“好书”的三者统一，在复旦版南怀瑾系列作品上得到了难得的实现。一套品牌好书风行25年，更成为大众国学经典，这是一个怎样的出版故事？
结缘南怀瑾
1989年，南怀瑾先生在内地还没有现在的知名度，读者对他鲜有所知。一本好书的出版，不仅仅是价值判断的问题，往往还有不可多得的机缘。
“复旦大学哲学系的王雷泉教授正好与南老师他们相熟。王雷泉是复旦的资深教授，出于这个原因，他自然就推荐了复旦出版社。南先生作品的首任编辑陈士强编审是复旦哲学系第一届研究生，王雷泉是他的师兄弟。”复旦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孙晶博士多年来孜孜推进南怀瑾图书系列的出版与传播，对“南著”当初引进的细节谙熟于心。
其时，在台湾，南先生的书已经很热，是台湾地区接触和学习国学的最好入门书，更成为青年学者必读的入门书。更何况，牵线人又是一位非常重要的学者，与复旦社有密切的关系，出于这样一个历史原因，南先生的著述在内地结缘复旦大学出版社。
南怀瑾先生非常认可复旦社，他很希望能够由具有良好学术品牌和学术编辑加工能力的出版社来出版他的著述，不希望一家没有任何学术积累的出版社去炒作他的书。时任复旦大学出版社总编辑高若海编审看到南先生的著述后，非常感兴趣，他敏锐地认识到，在传统文化的传播方面，内地非常缺乏这样一套书。
事实上，关于佛教文化、国学的图书，内地学界也有很多珠玉在前，但都太过专业，概念、学术性太强，一般读者读起来很吃力。而南先生的书是一种独特的风格。
“一是南先生有很深厚的国学基础；二是南先生自身的视野很宽，他是传统文人，文史哲兼通。”在复旦大学出版社人文编辑部主任陈军博士看来，现在很多的学者，受西方特别是前苏联的学科分类研究的影响特别深，专精，但博通不够。而南先生恰恰承继了民国那一代学者的风范，承继了传统文化的理路。“经史子集在他那几乎不分家。所以，他在谈论传统的经学思想、儒家思想、儒释道时，是通过大量的文学、历史，甚至包括很多野史，融会贯通以后讲的。所以他讲得非常活泼，有血有肉，容易让大众理解。”
引进此书的重要意义，更与当时的社会大背景相关。十年文革，对传统文化、社会价值观破坏得很厉害。80年代初，从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问题讨论开始，介入到西方的美学和西方对于人的问题的讨论，之后逐渐关注到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对人的关注。如此，急需一套大众可以阅读和接受的国学著述，在社会重建传统文化价值体系。这也正是出版的责任所在。
南先生从1947年就开始有志于传统文化的传播。在南先生所有出版的书稿当中，他说最能确定他的风格，把他数十年来累积的思想、知识融会贯通，通过传统文化表达出来的正是《论语别裁》。此外，南先生真正写的书只有一本，而且是用文言文写的，叫《禅海蠡测》。其他的书多是南怀瑾讲述，由南怀瑾创办并担任董事长的台湾老古文化事业有限公司组织人员根据录音进行整理，南怀瑾参与校订并最后定稿。《历史的经验》是介绍谋略智慧之书，当时的图书市场上尚属罕见，也在考虑之内。
由此，复旦社欣然达成了与台湾老古公司的合作。南先生一手创办老古，正是志在传播中华传统文化。复旦社推出南怀瑾的首批书目是《论语别裁》、《禅海蠡测》和《历史的经验》。“这三种书是复旦社与南老师结缘的开始。”孙晶介绍说。
25年出版努力
其时，上海主要是复旦社一家出版南怀瑾著作，在北京也有几家出版机构出版他的著作。但后来，南怀瑾把他几乎所有关于传统文化的图书都给了复旦社。
25年光阴荏苒，复旦版的南先生著作成为不可逾越的大众国学经典读物，启发了其后“讲国学”的传统文化传播路径——于丹即表示，她“讲论语”正是得到南先生的启发——与复旦社多年来的出版推进工作息息相关。
南怀瑾系列的责任编辑陈士强编审回忆：“南老师的书，大多数是根据他讲课的录音整理的，而整理过程中就会出现很多问题。比如，同一读音，整理者写成另外一个字；此外，很专业的术语，一般人不懂，就会写错。这就需要在编辑过程当中做很多的校正，做大量的工作。”陈士强强调，他纯粹是从考据训诂的角度来编辑“南著”，对义理不做任何的删改。刚开始，改一处就传真过去一次，老古公司和南怀瑾先生同意了就改，不同意就不能改。到后来，南先生就说，复旦社看到有问题就直接改掉吧。
编校既定，接下来就是版式、纸张、封面选用与策划风格的确定。
在不同的阶段，因为市场和读者需求的变化，审美的变化，南怀瑾先生著述的版式和印刷也在不断变化，但也有一直坚持的。“南怀瑾的著述属中国传统文化，应力求反映中国传统文化和他本人的气质。所以它不像我们通常所看到的畅销书的炒作方式，封面不夸张，腰封也没有，没有纯粹的叫卖，非常简洁。”陈军说，复旦社追求的是一种雅致和清慧，“南怀瑾”三个字就是最好的品牌，任何的说明都是画蛇添足。
据高若海回忆，“南著”第一版的封面、版式、用纸，均是台湾老古和南先生审定过的。后来曾经有段时间，内地的图书封面比较流行放照片，复旦社就特别坚持能不能放一张照片。但后来，南先生再次表示说最好不要放他的照片，他不想那么高调，“这也算是对复旦的一个小的批评”。于是，新版问世的时候，照片一张都不用了。
“最好的宣传是口耳相传，这也是最有可信性的宣传。宣传推广是图书品牌建设的一个方面，但另一方面是读者亲身的阅读体验。投放广告，这当然需要，但你的产品没有特色，没有符合读者的阅读需要，他们没有得到那种很触动他的亲身体验，广告做得再好也是没用的。”这正是复旦社的心得。
事实上，南怀瑾的著作正是“不炒自热”。南先生为人十分低调。书出后，复旦社仅在上海为《论语别裁》开过新书发布，在少量的文化媒体上介绍南怀瑾其人其书。然而，很多读者读了南怀瑾的书，从而仰慕南怀瑾的人，进而要求更多地阅读“南著”。出版社接到大量读者来信，包括远在欧美的读者，他们期望读到更多的“南著”。还有很多读者亲赴复旦社办公室，打听南先生的地址，希望前往拜谒甚至拜师，为其答疑解惑。
当然，刚开始做《论语别裁》时，复旦社也做了一些具体的工作，如做了专门的宣传页、宣传小册子，给发行商或者相关的人。浙江新华书店设立南先生的图书专柜，也有一些折扣优惠，这启发了复旦社。“营销部门向南先生提议在全国的大城市设立南先生的图书专柜，在复旦社旗下的经世书局还有南先生的照片和题辞，也是重要的营销活动。”高若海回忆。复旦社还专门举行了两次经销商大会，让大家了解南先生著作的特点和精华。
这其中，还有一个关键的事件。在“南著”热销的同时，也引起一些学者的质疑，他们对书中的一些解释提出了不同理解。实际上，南先生早就指出，自己的著作不是传统经典的传统解读，而是个人的阅读体会。他在《论语别裁》前言中说：“本书定名为‘别裁’，也正为这次的所有讲解，都自别裁于正宗儒者经学之外，只是个人一得所见，不入学术预流，未足以论下学上达之事也。”他把自己著作的书名定为《老子他说》《孟子旁通》《易经杂说》《易经系传别讲》，都有强调这一点的意思。
于是，1996年5月，复旦社与《复旦学报》联合举办学者沙龙，热议南怀瑾现象。姜义华、潘富恩、王雷泉、汪涌豪、徐洪兴等知名学者从学术的大众化与大众的学术化、“南著”对普及传统文化的意义等诸方面各抒己见，这是学界首次对南怀瑾著作从学理上的研究与肯定，奠定了南著在传统文化普及读物的品牌影响。
为了持久维护南著的影响和传播，复旦社不断以新书带动老书，推出新的作品。随着台湾老古公司和南怀瑾先生对复旦社的日益信任与认可，《老子他说》《孟子旁通》《易经杂说》《易经系传别讲》《禅宗与道家》《道家、密宗与东方神秘学》《静坐修道与长生不老》等书陆续落户复旦社。1997年，复旦社出版的“南著”扩大到二十四种。复旦社将这些书重新排版，统一开本，统一版式，统一纸张，统一封面，整体包装，这种整合进一步增强了南著的市场影响力。
1997年，南先生新著《原本大学微言》由复旦社推出，至此，南先生主要著作均已出过。5月，复旦社时任社长贺圣遂编审与高若海、陈士强等一行五人登上香港半山，两次应约前往南先生白加道的公寓与先生详见。南先生鹤发童颜，精神矍铄，纵论人们关心的文化事件与出版理念。编辑《南怀瑾选集》十卷本，已是水到渠成。
“很多人反映打算收藏南老师的典籍，图书馆也觉得整套便于陈列，于是，我们把南先生著述分门别类进行归类，前面加上出版说明，后面附著作目录，便于读者收藏。”陈士强回忆，得到台湾老古公司的授权后，2003年9月，《南怀瑾选集》十卷本问世。
2012年，适值复旦大学出版社创业30周年，复旦社特地排印了《论语别裁》宣纸线装限量本。南先生对此评价特别高，称赞复旦社“真会动脑筋”。他自己还特别题字以志纪念，落款也很有趣，叫“九四顽童”。“南老师的书那么多年一直没有做线装本，他是读古书的人，看到线装本，好像觉得自己回到了年轻时代，特别开心。”孙晶回忆说。
当年7月，南怀瑾先生就进一步做好《南怀瑾选集》（典藏版）的出版工作特地约见了复旦社有关人员。这次谈话，南先生特别重视，他提到，台湾老古公司的书，多年来一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为了以后更好的合作，应继续出版套书、精装藏书，排版印刷中出现的一些疏漏需要认真修订，并提出了具体的解决方案，包括封面设计、书芯纸张，以及要求出版社派人到太湖大学堂参与校对等事项都有交待，甚至于就套装盒体如何制作等细节均给予了建议。经过讨论，复旦社与南怀瑾先生及台湾老古公司现任董事长郭姮妟女士一致决定出版《南怀瑾选集》（典藏版）。此次谈话中，南先生再次重点提出了打击盗版印刷和盗版电子书，并表态要把打赢盗版的罚金捐给国家和政府。
为了扩大选集的篇幅，经老古公司授权，复旦社增入《庄子諵譁》、《南怀瑾与彼得·圣吉》、《南怀瑾讲演录》、《答问青壮年参禅者》、《人生的起点与终站》五书，与原十卷本合并而为十二卷，重加校订，善为装帧，名之为典藏版以行世。
“我想，无论是典藏本还是选集，其实是将南先生作为一个品牌推出来了。”高若海说。
重建中国传统文化
孙晶初见南怀瑾，是太湖大学堂筹建之时。当时，南先生80多岁。孙晶的第一感觉就是，“不觉得他是老人”。“我见过两个老人，印象特别强烈，一个是杨振宁，一个就是南怀瑾。这两个人给你的第一印象就是有神，他跟你谈话的时候，眼睛会让你感觉到他就是非常年轻的人。”
南怀瑾从来只穿中装，且所有的服装都是棉布自制的，绝不奢华。他不仅在学问上打通了，而且文武双全，80多岁还指导太湖大学堂里的孩子们练习武术。他教学堂的小朋友读书，帮小朋友改对联，小朋友在他的指导下，一人一手好字。
南先生看重“生活教育”，这与他的国学理念一脉相承。中国的传统教育不仅仅是讲学知识，更重要的是教化后学。“南先生觉得，作为思想传播者，教育和出版这两个路径都很重要。他在台湾创立老古公司，包括在內地出版他的书，就是希望出版传播中华传统文化。”在教育方面，南怀瑾与他的弟子也希望在内地做出一块中华文化实验基地，这就是太湖大学堂的由来。早在上世纪90年代，南怀瑾就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推广和普及，在港台地区推广儿童读经。由他亲自指导、郭姮妟主编的儿童读经课本《儿童中国文化导读》已由复旦社出版。这套双色印制的大字本课本，孩子和家长都很是喜欢。
南先生还一直有个心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他自己当时在藏经阁看了那么多书，也希望有更多的人有机会来看这些经典。所以，他很希望出版社以后不仅印他的书，更能够印制中国传统文化的“种子书”。“比如说，有几万种书，他先都看过，看过之后，他把最经典的拎出来，希望读者也可以有机会看到。”孙晶介绍说，南怀瑾选择了千余种“种子书”的书目，但这千余种书并不是本本都能卖钱，肯定是要亏本来做的。“我们想把它当成大项目来做。这也是南先生想发扬中国文化的重要善举，他希望更多的人亲近古籍，了解中华文化中最值得大家了解的一些部分。”“南怀瑾希望把各种类型的文化能够融会贯通，来阐述其中最根本的东西。这最根本的东西，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所要寻找的，是最后的安身立命。”陈军说。
熊十力先生、李泽厚先生，包括南怀瑾先生，均出身于军人，但最后都落脚在中国文化。在这条很相似的道路上，他们所追求的，实际和他们生活的年代中，国人所要寻找的中国道路是有关系的，那就是，救国、救民，这也是近代中国最根本的问题。
思考南怀瑾
“南著”畅销25年不衰，其意义已不在“技”，“我认为没有一种所谓的营销举措，可以让一套人文读物畅销25年”；而在“道”，“关键我们要发掘，南著究竟满足了怎样的社会深层心理需求”。孙晶说。
在陈士强看来，南先生的国学著作，最大的特点就是把深奥的古籍通俗化，并将里面处事做人的道理与现实结合起来，将古代讲的道德修养的原则与现实生活当中碰到的问题结合起来。“大量古今中外的历史读物、历史事件，还有很多文史掌故，及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故事、事例。他将传统文化中的思想、概念、命题通俗化，使无论哪一个阶层的普通读者都能够接受。”显然，“南著”将传统文化、将生活的哲理通俗化，开辟了新的研究思路和出版思路。
过去，传统文化的研究都局限在少数学者的圈子里，因为是古文，比较深奥，且有很多典故，普通读者不能够从阅读里面就直接体会到传统文化著作的精髓。显然，“南著”的魅力，首先来源于这些传统文化著作本身。“他的学问是儒释道融会贯通，信手拈来、随意发挥，学问根底很深。再者，南先生有佛家的慈悲为怀，他很关注现实，他要拯救现实老百姓的苦难。他看到商品经济发展以后，人们为了追逐利益，出现很多道德沦丧的事情，很多自己想追求的东西得不到的苦闷、郁闷，怎么办？他想从心灵上，找到解脱现实当中遇到苦闷、难题的一种出路或者思路；用我们传统的智慧来解决我们周身的困厄。这一点特别能够打动当代人心。”高若海说。
从事出版工作多年，虽然如今退下来了，但高若海有着诸多感受。“第一就是，出版社要做好书。好书就是要在书架上能够长久放下去的书，有些书可能眼下很光鲜、很热闹，但过两年就放不下去了，因为它是过眼云烟。出版社要做文化传承，给后人能够留得住的书，不能太短视，只看到眼前的利益。你只要做了对文化传承有意义的书，经济利益上也不会无所得的。南先生的著作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第二点，要出版那些有作者独到见解的书。南先生的著作虽是阐释传统文化经典，但他的每一点解释都有他的独到见解。“我记得讲到王安石变法为什么失败时，他说了四个字：民曰不变。南先生认为，一项改革要能够推行下去，必须取得老百姓的拥护，这就是用历史讲了他对现实的观点。”高若海说，这些见解是南先生丰富的生活阅历与深厚的文化根基相结合后对现实进行的思考。他所讲的问题都是触及现实、针对现实的，所以虽然是讲古代的故事，但能够触动现代人的心灵。“出版社也应当也有这种理念。文化传承，但同时影响现实。”
出版现在的问题是作者浮躁，出版社也跟着浮躁。“只要这本书有人出，就赶快把它拿出去，出名拿利。很多东西没有仔细推敲，很多问题仅仅了解到一点，没有把相关知识点触类旁通摸遍，把其他内容、文史知识接种到这个问题上来，因此，书就写得平淡，只不过重复其他著作当中的话。”陈士强说。而长久以往，必定会断送读者对出版的期望。
“南著”和南先生本人的重要意义在于，最近一波国学热，以南怀瑾先生等人对传统文化的传播为发端。“80年代中后期，国学根本不热。1989年，南老师著作引进后，为一发端。”陈士强说。
“南先生的逝世，对传统文化的传播是一个重要损失，但一切都不会是过往烟云。南先生的学术思想和精神代表了东方文明的一种现代形态，给人们展示了一种高迈的情怀，扩展了当代文化复兴思维的境界。‘学林书海，经世恒生’。我们出版界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沟通做好先生的思想文化的遗产整理传播工作，既是一种愿望，也是一种责任，让我们共同努力担当起这一时代的文化出版责任。”这是复旦社社长王德耀教授的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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