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陀关于“聊斋”草稿本的悬案

    现代作家师陀著述丰富，不仅创作现实题材和历史题材的小说，还对古典文献有过深入研究，1979年曾经在《文汇报》“笔会”副刊发表《杂谈〈聊斋志异〉》，一篇短文发表费时三个月，事后又余波未息，师陀仍耿耿于心。

    一

    1979年7月9日，师陀在《文汇报》“笔会”副刊发表了《杂谈〈聊斋志异〉》，文章有1500多字。此文内容是杂谈，主要叙述两件事情，一是指出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75年6月影印出版《铸雪斋抄本聊斋志异》，认为1962年中华书局出版的《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已经包括“铸雪斋”版本，单独出版“铸雪斋”版本“大可不必作此劳民伤财之举的”。二是提供《聊斋志异》草稿本由姚蓬子在解放初购藏的线索，提请有关部门追查。

    1984年7月，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师陀的《上海三札》，收录了《蒲松龄<聊斋志异>草稿的下落》，写作日期为1979年4月17日，此文后收录在刘增杰主编的《师陀全集》第六卷。《师陀全集续编》又收录了师陀的手稿《杂谈〈聊斋志异〉》，写作日期为1979年4月9日，文章较短，可算是草稿。按时间顺序可分为初稿、二稿、发表稿。三篇文章文字互有出入，初稿和二稿的文字及篇幅差别较大；二稿和发表稿，内容基本相同，文字有增删。《师陀全集》和《师陀全集续编》卷轶浩繁，收录了师陀的著作、手稿以及来往书信，还选录了他人的评论、怀念文章等，奇怪的是很容易查检到的发表稿，却没有被相隔九年出版的“全集”和“全集续编”所收录。

    师陀写作此文最初是应“笔会”副刊主编徐开垒的要求，“承约写读书笔记，弟受命后，读书不少，所得不多。思之多日，无以应命，惭愧甚焉！今有小文，题曰《杂谈〈聊斋志异〉》，为准备写的《新生札记》之一。如蒙录用想读写下去，当然是有所感时才写下去，绝非新店开张，烂拉雇主也。”（1979年4月13日信）。从信的落款时间看，寄出的应是初稿。稿子寄出后快一个月了，师陀于5月9日写信索还原稿：“小文《杂谈〈聊斋志异〉》写的欠佳，而且涉及某方面，大概难以安排，又不易处理。那么我不愿使兄为难，请将原稿寄还我吧。”其实，同一天徐开垒已向师陀寄出两份校样，也说了副刊稿挤，又逢节日要刊登纪念文章云云。师陀及时寄出校样修改稿，他相当看重这篇稿子，在给徐开垒的信中提出：“现在足下既然毫无顾虑，一定刊登，谨将留在手边的仅有的一份校样加以修改奉上。不过我首先提出声明：第一、请按照这份修改过的校样发表，不要修改；第二、请勿因为我是《笔会》的老投稿人，予以照顾，不能刊登，请将原稿并这份修改过的校样一并赐还。你我老朋友，决不会‘得罪’于我也。”（1979年5月12日信）。

    不过，相隔半个月左右，师陀又写信给徐开垒讨还稿件，他表示歉意：“感到自己实在粗心，自称老朋友，而又不为老朋友设想。稿挤可能是一个原因，但我应该想到所以一时不能刊出，因为涉及上海的某单位，虽然《铸雪斋》是四人帮统治时期印的也罢。现在不同于解放以前，各机构互不牵涉，同属于市委宣传部领导，出了问题，你是吃不消的。我写文章而由朋友担风险，这种事我不能干。”（1979年5月26日信）。

    二

    当年的7月9日，《杂谈〈聊斋志异〉》终于刊登在《文汇报》“笔会”副刊上。期间经历了应约投稿、索回稿件、再寄校样修改稿、又要索回稿件另投他处等环节。到底是什么原因拖了这么长时间，目前没有见到徐开垒致师陀信函。可以推想的原因是当时的文学创作主流为“四化路上新长征”，《杂谈〈聊斋志异〉》虽是师陀所写，却是杂谈文章，只能居于版面的中间位置。

    实际上，发表稿仍然保留了“上海人民出版社”字样，说明师陀担心因为难以发表不是什么大问题。不过，徐开垒从编辑角度考虑，没有按师陀“不要修改”想法，对一些情绪化言辞还是有所删节。

    师陀接到徐开垒寄送的样报，马上回信表示感谢。但是他没有忘记被删改的部分，“请将我校过那份校样寄还我何如！这并不影响贵报保存‘档案，因为所删部分正是我校入部分”。（1979年7月11日信）。

    1984年7月，师陀出版了散文集《上海三札》（宁夏人民出版社），收录了《杂谈〈聊斋志异〉》一文并做了较大改动，首先把题目更改为《蒲松龄〈聊斋志异〉草稿的下落》，又增补了发表稿被删节的部分。他在本书的《跋》中写道：“《蒲松龄〈聊斋志异〉草稿的下落》原题为《杂谈〈聊斋志异〉》，为着使有关领导注意查找这部草稿，我改成现在这样的了。写这篇跋文时我又后悔多此一举，这篇文章在报纸上发表出来已经过去好几年，始终没有得到反响。”

    现在，对师陀写作《杂谈〈聊斋志异〉》的真正用意可以理出些头绪了。他指出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75年6月影印出版《铸雪斋抄本聊斋志异》而难以发表的担心已经过去，况且，上海古籍出版社在1979年又影印出版《铸雪斋抄本聊斋志异》。可以说，师陀的文章中心是在追查《聊斋志异》草稿本上。

    1985年3月，楼适夷收到《上海三札》赠书后，连续三次致信师陀，对“草稿本”表示关切，“我认为您这发现很重要”。同时提供线索，如姚蓬子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的妹妹，人民文学出版社五十年代出版过《聊斋志异》手稿本等等。师陀回信说：“原来《蒲稿下落》是经（给）文化和文物领导看的，由《文汇报》1979（年）刊出，不料我们的文化和文物领导对‘蒲稿’至今无人过问。”师陀在信中还讲了一个故事，他曾经在参观巴金书刊著作展览时遇到过一位上海专管文物的副主任，说自己发现了蒲松龄《聊斋志异》草稿本，领导问是否最近山东发现的？师陀说我1979年就发表过文章，两人对话南辕北辙说不到一块儿，师陀最后扫兴而去。

    三

    在《杂谈〈聊斋志异〉》一文中，师陀用了很长篇幅回顾了发现“草稿本”的经过。解放初，师陀在上海的三马路看到书商在出售“草稿本”，“内容与通行本不同，很多篇只有开头，个别的篇目两样，而最重要的是全书几乎每篇都经过大段删改，无论原稿或修改部分都是蒲松龄的亲笔真迹。而且一笔一划，毫不草率”。老板开价大洋一百元，师陀只能望“洋”兴叹。但是过了一个多月后再去看时，说是已经卖给姚蓬子了。师陀赶到姚蓬子家对他说这是一本蒲松龄的原稿并且是“草稿本”。在姚蓬子看来，由于未钤蒲松龄的印章，价格又太便宜，所以他对师陀的说法并不认可。

    师陀知道《聊斋志异》草稿本的价值，因此他对发表文章以来没有得到反响的状况感到忧虑。现存于辽宁省图书馆的半部《聊斋志异》手稿本是目前已知的蒲松龄唯一一部稿本，三百年来，衍生了抄本、刻本、印本、校本、评本等100多种版本。“草稿本”在手稿本之前，可想而知其价值，于此就能理解师陀在文学创作、社会活动之余，对这部“草稿本”几十年来念兹在兹又无可奈何的心境。

    由整理书信、梳理“杂谈”文本进而关心《聊斋志异》草稿本的下落，笔者对“草稿本”进行了一次粗线条的调查，首先，翻阅目前通行的各种版本，研读相关论文；其次，寻找有关书证和实物。

    楼适夷在信中说姚蓬子曾经将古籍藏书借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印刷出版，五十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过《聊斋志异》手稿本。目前所能查到的是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于1955年9月出版过《聊斋志异》手稿本，即1948年在东北农村发现的半部手稿本。

    叶永烈在《姚蓬子与姚文元——一对投机专营的父子》（香港南粤出版社1989年出版）中提到：姚蓬子1963年到上海师院中文系兼职，主讲《中国小说史》。1967年3月，被师院红卫兵审查马上又受到保护。1969年姚蓬子患肺癌去世，姚妻即搬到康平路姚文元家居住，当时即把姚蓬子众多的藏书都搬到了姚文元家里。

    姚蓬子的这批藏书在“文革”后有可能被有关部门接收，也可能被其妹妹处理。但是，师陀关于大部分藏书都归于上海师院的说法，目前没有实物可以证明。笔者查阅了上海师范大学（即上海师范学院）图书馆古文献馆藏，请教了原中文系资料室老师，都没有查到姚蓬子赠书，检索学校档案馆姚蓬子赠书信息，皆付阙如。又调阅华东师范大学（1972年5月—1978年5月曾经与上海师院等院校“五校合并”）图书馆古文献目录，同样没有相关信息。

    《聊斋志异》草稿本成了一起难以破译的悬案，但是只要藏身于公家的藏书机构，应该会大白于天下。肇始于2007年的全国古籍普查工作，涌现了许多善本珍本，不会遗漏如此珍贵的“草稿本”。但是，如果已经散佚或者损毁了呢？

    让我们记住师陀在《杂谈〈聊斋志异〉》最后写的一段话：“这是我所知道的流传下来的蒲松龄《聊斋志异》的唯一手稿。绝对不能听其湮没，或被虫蛀鼠啮，以致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