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从“新史学”到“新新史学”的变与不变

    和其他社会科学的发展一样，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西方历史学的重要转折时期。概而言之，从19世纪到20世纪，西方历史哲学的发展趋势是从思辨到分析，而西方史学的发展则表现为从“传统史学”到“新史学”的转换。19世纪西方的传统史学以民族国家为范围、以政治为主线来撰写社会上层精英分子活动的历史，而20世纪西方的新史学则打破了传统史学的范式，社会史、文化史和区域史的勃然兴起可以说是传统的以兰克学派为代表的民族国家政治史一统天下格局的反动。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德国历史学家卡尔·兰普勒希特堪称关键人物。兰普勒希特拒斥兰克及其弟子信奉的历史研究方法，惯常使用“新”这一字眼来描述自己的想法。因此，他于1896年发表的作品就题为：《历史学的新旧方向》。兰普勒希特认为兰克史学是旧史学，以单纯记叙的为特征，其理论基础是形而上学；新史学则是根据对事实的归纳，力图寻找规律；旧史学注意独特性和个性，编纂的是政治家和大人物的传记，而新史学重视每个时代的典型性，着眼于人民群众和社会生活的整个方面，编纂文明史；旧史学根本否认历史能成为科学，新史学使用科学方法要使史学上升为科学。他认为历史研究要重视心理和知识的发展，重视文化史，要反映各个时代流行的时代精神，历史也应对复杂的社会为生活现象进行分析和综合。在1897年至1898年的《美国历史评论》关于兰普勒希特的德国史学的评论，亦题为“新史学的特征”。在19世纪末，兰普勒希特虽然在德国激烈的“方法争论”被击败，但其许多观点在美国和法国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史学史专家恩斯特·布赖萨赫曾经区分了两种不同的“新史学”，即：20世纪前期的美国“新史学”和法国年鉴传统的“新史学”。

    1912年，美国历史学家詹姆斯·哈维·罗宾逊发表众所周知的《新史学》，这被其弟子称誉为划时代的大事，是罗宾逊为旗手的美国“新史学派”的宣言书。尽管罗宾逊亦的确不曾全盘吸收兰普勒希特的学说，但兰普勒希特曾到美国讲学，对罗宾逊的影响是绝对无可否认的。美国史学起步较晚，且因移民国家的关系，内战前的美国史家很早就具有世界目光而不仅仅局限于国内。特纳的边疆学派虽然表现为从美国内部发现历史的倾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致力于、服务于美国民族国家的构建工程，但在倡导“新史学”方面亦不落人后。美国正走向成熟的大学体制下宽松的学术环境对新史学的崛起较诸德国更为得天独厚。在美国，詹姆斯·哈维·罗宾逊在出版《新史学》一书时，“新史学”这个术语首先被用来指称一个具体的史学运动。一个半世纪后，在美国，标榜“新经济史”、“新政治史”、“新社会史”等的学派层出不穷，络绎不绝。

    法国哲学家亨利·贝尔是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在世纪之交广泛使用“新史学”这一术语。他在1890年《新评论》发表的文章中，谈及需要“新史学”（unenouvellehistoire）或“新的历史科学”（unenouvellesciencedel'histoire）。在20世纪70年代，第三代年鉴学派的一些历史学家再次开始有系统地使用“新史学”的术语。雅克·勒高夫和皮埃尔·诺拉在1974年编辑出版的《历史研究》对于这一术语予以新的界定。1978年，勒高夫、罗杰·夏提尔、雅克·雷维尔出版《新史学》一书。勒高夫本人此时已经是年鉴编辑委员会成员，他在文章中详细阐述了新史学的发展和特点。按照勒高夫的观点，伏尔泰、夏多布昂、基佐、米什莱和西米昂等等均是新史学之父，马克思以及亨利·皮朗和赫伊津哈对于新史学的形成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法国新史学传统真正肇始于1929年由吕西安·费夫尔和马克·布洛赫创建《经济和社会的历史年鉴》。对于勒高夫和许多其他人而言，“新史学”似乎包括所不是“传统的”或19世纪的史学，换句话说，在本世纪昂然前进的史学悉数被纳入“新史学”的范畴之中。

    英国著名史学杂志《过去与现在》的编委之一劳伦斯·斯通在1977年也试图定义“新史学”，但仅仅两年后，他修正了自己的看法。1979年，劳伦斯·斯通发表《叙述的复兴》一文，指出了“新的新史学”(thenewnewhistory)这一史学新变化。法国年鉴派第二代领袖、年高望重的布罗代尔对此新变化的存在也英雄所见略同，于1985年宣称自己所从事的是“新史学”，而明确将年鉴派第三代著名人物勒鲁瓦·拉杜里等人所从事的称为“新的新史学”（nouvellenou⁃vellehistoire）。1993年，伊格尔斯在德国发表的《二十世纪的历史科学》也接续斯通的话题，并重点讨论了这一史学新变化的内容。新史学不断推陈出新，林林总总，但“新的新史学”、“新的旧史学”、“较新史学”等等都是相对而言。拉塞尔·雅各比宣布：“新史学、新社会史、新思想史，特别是在历史中，‘新’是可疑的。”唐纳德·凯利也写道：“我们可能尝试恢复原来的巨人和矮人之间的学术关系好一点，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视野，并定义他们声称‘新’或者‘后’于过于的习惯用语。”

    就年鉴学派倡导总体史的思想原则而言，雅克·雷维尔和罗杰·夏提尔的论述已显示，此纲领乃脱胎于年鉴学派正式诞生前社会学家弗朗索瓦·西米安1903年《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方法》一文所勾勒的假设。西米安曾试图证明，客体和方法的一致性，应该使历史学家将他们的工作与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地理学家基于社会学所提供模型的统一的社会科学的方法相协调。此后年鉴学派倡导总体史与跨学科交叉的渊源即在于此。在这里，总体史与跨学科交叉存在密切的联系，是相辅相成的。总体史的目标之一即在于打通历史学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隔阂，努力使历史学研究科学化，在更大的范围内把握历史进程的各种联系和结构，对于社会加以一体统观。布罗代尔曾经如是言：“对我来说，只存在一种统一的综合科学……如果有人试图将历史学与地理学或历史学与经济学进行联姻，他是在做无用功，实际上，他应该同时致力于所有学科的联姻。”这就是对总体史与跨学科交叉合二为一的明确宣示。

    作为新史学的年鉴学派主张把目光移向开拓学科的交界，希望使“互不相识的兄弟”进行对话。另一方面，这两者之间又存在内在的张力，暗含着总体史分崩瓦解的胚胎。尽管当代历史学家对科学的历史地位所具有的信心，较诸在19世纪末已经大打折扣，但仍然存在一个对科学历史理想的基本承诺。事实上，在20世纪前期，史学最引人注目的特征之一就是日益科学化，历史学家以借鉴社会科学的概念和方法为重要的资源。与此同时，当史学家试图研究共时性时，其他人文科学也常常离开共时性的研究而关注历时性，力求在历史发展的长时段中建立其研究基础。这种共时性和历时性的兴趣趋同，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史学与其他人文科学之间的阻隔。然而，正如弗朗索瓦·孚雷、埃尔·莱昂在20世纪70年代初洞察到情形那样，受到跨学科交叉的影响，历史学的各个领域越来越接近于其最接近的人文社会科学，例如，经济史日益接近于经济学，社会史日益接近于社会学，政治史日益接近于政治学，如此等等，而与此同时，这些历史领域之间的壁垒越来越高，日益远离“总体史”的理想，最终导致在年鉴学派中通过系统的跨学科方法的终结。

    杜维明呼吁重视孟子所说的“掘井汲泉”的功夫，这对于我们认识历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关系很有启发性。对有其他社会学科，虽然历史学家自己不一定有专门的研究，但应该训练自己创意的东西有敏感度，有能够欣赏的品味。如果以一种狭隘的学术圈自限，对他人有创意性的研究不能承认其的价值，甚至将其价值当作非价值，则无疑是一种悲剧。历史学科或许存在不尽如人意之处，但解决的办法不是简单的吸取其他社会科学的方法，而是如孟子所说的“掘井汲泉”，自己挖得越深扩展得越大，愈内在愈超越，那么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其他社会科学自然翕然汲汲引为奥援。和美国新经济史、新政治史等等造成史学自身的内部空洞化一样，年鉴学派采取的大量吸纳社会科学的方法在造就庞大的学术帝国的同时，实际上如同将特洛伊木马被运入城内，造成社会科学与史学的关系模糊不清。不将史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而进行研究和强调史学多维性的尝试，肇始于费弗尔和布洛赫，而此时则又正处于滑回一种新的、更加封闭的独自研究本门学科的危险境地。这是布罗代尔、勒戈夫和诺拉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所关注的一个问题。事实上，布罗代尔1956年即发现新史学在处理社会科学与史学的关系方面出现了新问题，告诫同学派的人说，根据费弗尔和布洛赫的思想实质，他们的任务是倡导“新人文科学”。他说：“马克·布洛赫和吕西安·费弗尔指出，史学应该征服各人文学科领域，并将其编制起来，以利于自身的发展；至少可以利用征服过程中夺得的战利品丰富自己的研究课题和革新自己的研究方法；而如今，史学却硬要完全加入人文科学的行列。”史学硬要充作人文科学的正式成员，实际上是指必须保持史学的人文科学性质。许多社会科学学科都认为它们自己是范型，是真正的样板，往往不是认为史学尚处在草创时期，就是对之全然不予理会，要求史学家遵循或者至少要认可他们孜孜以求的学科。在这种情况下，勒鲁瓦1968年提出要让史学家成为程序编制员，认为计算机是使法国史学家保持“先锋”地位的手段。但是，史学家生搬硬套只适用于其他学科的模式，在多数情况下所能学到的只是有关社会科学学科的语言和符号。与此同时，社会科学却不断在发展着自身固有的表达能力。由于各学科本身的严密性，将一门社会科学学科的模式和学说用之于根本不是一码事的史学，致使力图将史学作为一门人文学科从事研究的史学家们陷入了社会科学和史学之间的绝境。其结果是，人们称之为史学和史学家们的独特的“个性”由于学科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而趋于消失。勒高夫和诺拉1974年在其为《新史学》一书前言中所提及的已远非只是一点点史学危机了。史学正遭受着“社会科学的侵略”。

    经过几十年的跨学科研究之后，一些史学家开始对社会科学感到失望，认为社会科学“抽象的概念没有能力毫无遗漏和毫无歪曲地去理解和传达人类生存的质量方面”。这不只是史学家单方面的抱怨，在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内部也弥漫着同样的情绪。学者们近年来甚至有一种危机感，认为社会学陷入了“褊狭、琐屑、理性主义”等危机中，经济学尚处于“原始”状态，而整个社会科学要阐明“有关人类行为的一般性规则”任重而道远，不啻尚有“光年”的距离要走。这种悲观气氛弥漫恰是叙述史复兴的学术背景。新新史学怀疑社会科学理论和分析方法，转向以直观方法选取某种微观的内容进行描述和分析，借以反映某种文化或社会的历史情况。这自然不是根据某种理论假设、通过证明来得出结论的科学活动，而属于与科学相对的人文性质。因此，所谓“微观史学”尽管没有完全割断同社会科学的联系(如借鉴人类学)，但确实已经与科学渐行渐远，也不再像新史学的主流那样汲汲于跻身科学。《跨学科史杂志》的编辑在《跨学科史》中解释说，虽然许多“历史上最好的作品在过去二十五年已经采取跨学科的方法”，但“跨学科的方法”（in⁃terdisciplinaryapproach）或“跨学科研究”（interdisciplinaryresearch），不能被转换成“跨学科的历史”（inter⁃disciplinaryhistory），也就是说，“跨学科的学科”（interdisciplinarydisci⁃pline）。尽管这显然是自相矛盾的说法，但跨学科研究的确并不能形成一种超学科研究。

    伊格尔斯认为，19世纪初历史主义的诞生是在库恩的范式意义上的真正的“史学革命”。“这种对于人类现实的历史主义的方法并不局限于兰克的政治史，或者布克哈特的文化史。法律、语言、民俗都成为历史主义视角下的学科。”相形之下，20世纪初期的“新史学”先驱虽然打破了兰克的范式，但这并不足以构成第二次“史学革命”。“新史学”与作为19世纪的第一次史学努力具有相同的潜在意识形态的和智识的“方向”：诠释的、法理的和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从认识论的观点来看，所有新史学都是后康德的，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共享这样的观点：知识“构成”其研究的现实。在年鉴学派创始人的思想中，历史学家应该建构自己的研究对象这一理论主张，是德国学者奥克斯勒和意大利学者所称为的“康德范型”的产物。包括涂尔干，亨利·贝尔、柏格森等人在内的哲学家对新史学成长期的影响最大，而这些哲学家都属于在19世纪末期法国顶尖的新康德主义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