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枚售价三分的明信片

    这是一枚我珍藏了30多年的明信片，因为它来自先父吴奔星上世纪30年代就开始交往的老友施蛰存伯伯，承载了这两位老人逾半个世纪的友谊……

    这是一枚再普通不过的中国人民邮政明信片，土黄色，售价仅3分。

    明信片的正面写着如下字样：

本市 复旦大学

6号宿舍楼327室

吴心海同志

    愚1018

    反面则是：

    吴心海同学：

    等了你两天，没来，不知你何日回徐。我已买好一些东西，希望你来取，不要客气，来时带一个空包来。

    施蛰存1/12

    这枚明信片是我到上海读大学后的第一个寒假前收到的，时为1982年1月13日。施伯伯的信写于1月12日，从邮戳看，也是当天发出的。

    时间过了近30年，信中“等了你两天，没来”的来由，我已经没有丝毫记忆。或许是施伯伯曾给我父亲写信，让我去取物，而他计算好了书信往返的周期？应该不会是施伯伯曾给我打过电话，因为一是当时宿舍只有一楼管理员室有电话，传呼不便，二是施伯伯两耳重听，佩戴着助听器，很少以电话交流。

    我究竟是什么时候去位于愚园路1018号的施府取物，同样不复记忆。本来以为，当年1月24日即为除夕，想必月中学校就放寒假了，取物应该在接到明信片后的两三天之内吧。不料，看了施伯伯的《昭苏日记》（文汇出版社，2002年）第12、13页的记载，原来我是接信后的第二天，即14号就去了老人的家！

    记得当时是从江湾五角场乘公交车到愚园路的，中途应该转了几趟车，靠近愚园路下车后，大概只询问了一次，就找到位于愚园路邮局之上的施府，似乎是要从楼后绕上去。楼梯不是很窄，但比较暗。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施伯伯。至今记忆犹新的，是施伯伯迎我进门后,出人意料地坐在一尊红漆马桶上和我面对面谈话的样子。施伯伯长先父8岁，但团团的脸上皮肤十分光滑，皱纹极少，宛若婴儿，尽显富态、和善。这一形象至今还铭刻在我的脑海里。遗憾的是，尽管我当时就读复旦新闻系，并有一台海鸥120相机，却没有想到为老人留影及和老人合影。估计当时只把老人视为父亲的老友，而并非现在众人敬仰的大师吧。直到90年代中期，施伯伯托先父在南京购买雨花石，我请朋友翟明磊兄代送，请他为施伯伯及伯母拍摄了肖像，才算弥补了这一遗憾。此为后话。

    施伯伯所住邮局是一幢西式洋楼,很多房间原本都属于老人家，而他却只能在楼上两个亭子间里过活、读书、写作。在政策尚未落实，朝南的大房间没有归还之前，因为空间逼仄，不得不在走道辟出工作间，甚至坐在马桶上接待客人。对于社会的不公和生活的困窘，他似乎没有怨气冲天，而是怡然平和。我心里想，这和鲁迅文中的“洋场恶少”根本对不上号呀，只是不敢贸然提出这个问题，一是自己是个晚辈，没这个资格来发问，二也是怕伤害老人。

    坐在对面的施伯伯眼睛不大，但炯炯有神。他声音洪亮，先询问了我父母的身体状况，后来谈到我在复旦读新闻系，就说起1950年代初曾在复旦新闻系教书的王进珊，因历史问题被逮捕至江苏，释放后到了徐州师范学院（现改名为江苏师范大学）工作，叮嘱我回去代他问好。施伯伯是个重友情的人，记得“文革”中后期，知识分子的境遇略为宽松，施伯伯就立即和先父通信，谈及开封的老友李白凤、武汉的老友程千帆等等，也专门问过王的情况。先父保留的一封1973年6月5日致施伯伯的信件底稿上，有“所询王某冠冕堂皇，一如往昔，人属百之四五，薪减十之六七，日与厕所为伍，未便接触”之句，可见当时王尚未像先父和施伯伯已经“右派脱帽”，仍然戴着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属于没有改造好的“一小撮”，薪水扣了大半，还要“劳动改造”打扫公厕卫生。不过，“四人帮”被粉碎后，王先生因为揭发张春桥有功，早于右派改正被摘下历史反革命的帽子，还补发了大笔工资，在当时的徐州师范学院教工大院里率先买了黑白电视，每到傍晚新闻联播音乐响起，家中就门庭若市，和往昔的门可罗雀相比，大相径庭。

    在我临告辞时，施伯伯取出一个很简易的长方形的白纸盒，上面除了厂址之外没有任何图案，说是蛋糕，让我带回家给父母尝尝，徐州未必能够吃得到。因为是盒蛋糕，我所带的网兜或书包都不好装，于是乎，我小心翼翼地把蛋糕盒高举过头顶,辗转乘车返回学校。几天后，又故伎重施，登上春运高峰期间人满为患的绿皮火车，先把行李放在行李架上，再把蛋糕搁在行李上。即便如此，还是担心随时上车的旅客乱塞行李压坏蛋糕，十几个小时的车程,基本处于半睡半醒的状态。每到火车停站，有旅客上下车，微闭的双眼总会立即圆睁，紧盯着行李架，直至列车哼哧哼哧开动，才放松下强打起精神的眼皮……

    一路小心，回到徐州，蛋糕盒子虽有些凹瘪，但整体完整。父亲打开盒子，只见里面躺着数排名片大小的奶油蛋糕，大约是一打之数。本来应该是码得整整齐齐的，经过长途颠簸，略显歪斜。父亲笑道：“这个老施，还是洋作派！”取了一块，先掰开一角送入口中，嘴巴蠕动了几下，顿时喜形于色，连连招呼母亲和我：“快来尝尝，到底上海的，就是不一样！”母亲也掰了一半吃了，同样赞不绝口，舍不得多吃，说要留到除夕。确实，施伯伯送的上海蛋糕糕体部分松软细腻，上面一层白色奶油的奶香醇厚，堪用一个“正”来表示。不像当年徐州当地产蛋糕糕体粗糙，甚至粘牙，奶油更是稀薄寡味，化学品味道很重，有“塑料制造”的传说。

    过了两年，父亲落实政策，返回南京工作。南京有几家上海知名西点店的连锁门市，蛋糕做得很是漂亮，看起来就令人食指大动。但买了几次，吃起来总觉得索然寡味，父亲对我说过多次：“远不如你那一年带回来的施伯伯送的蛋糕好吃。”

    如今，父亲和施伯伯都已骑鹤西去，相会于极乐世界。不知他们在聊天的时候，是否会谈起蛋糕的往事？于我而言，施伯伯赠送的蛋糕则永远齿颊留香，而这张泛着土黄色的售价仅仅3分钱的明信片，更是我永远的珍藏……

    附记：

    近购读沈建中先生撰述《施蛰存先生编年事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9月，p1010），看到1982年2月20日部分有“王兴康、吴心海、周劭先后来先生寓所晤谈”的记录。这个记录应该不会错。施伯伯送了蛋糕给我父亲，父亲肯定会“投桃报李”，让我带一些徐州的特产回敬给老友的，但特产是什么，已经没有任何印象了。希望什么时候整理到先父1982年的日记，能够找到答案。

    2014年6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