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一
2013年北京大学黄铁军教授与汤一介教授在《中华读书报》上曾有过一场对话。黄铁军先生是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的教授和数字媒体研究所的所长，汤一介先生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资深教授、知名的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专家。黄教授写了《希格斯玻色子、格物致知与四大皆空》一文，向汤教授请教。汤教授写了回信。两者均发表在《中华读书报》（2013年1月16日）。接着，黄教授又写了《科学与儒学——答汤一介先生复函》，又发表于《中华读书报》（2013年1月23日）。这场中年科学家与老年哲学家之间关于“科学与哲学”的对话，一时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认为它是一个颇有深意的“文化事件”。20世纪50年代，笔者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读书时，就认识了汤先生，与黄先生却并未谋面。去年拜读了他们的文章后，颇有所感。后来由于其他事情的干扰而未能及时执笔为文，见诸文字。2014年9月9日汤先生离我们而去，闻讯之后，重新想起一年多前他们的对话，特写此文，略抒拙见，并以此纪念汤一介先生。
《希格斯玻色子、格物致知与四大皆空》（以下简称《希》文）涉及到的问题很多，基本的内容则是阐述希格斯玻色子（现代物理学的最新发现）与格物致知（中国古代儒家学说，特别是朱熹和王阳明的哲学思想）、四大皆空（佛教以及老子关于“空”和“无”的学说）之间的关系。本文限于篇幅，暂时不说朱熹的“格物致知”与王阳明“致良知”学说两者之间的同异与优劣，也不论及宋明理学家的认识论乃至整个儒家学说，对现代科学发现究竟起着什么样的作用，更不想讨论作为“四书”之一的《大学》，是否如黄教授所说，是“把儒学的根基设定在自然科学上”。
本文仅就希格斯玻色子与佛家、道家的“空”、“无”概念之间，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关系，略抒管见。
二
“希格斯玻色子”是一种微观粒子，由英国物理学家希格斯提出而被命名。《希》文对此有这样的描述：
希格斯玻色子是粒子物理标准模型成立的最后一环，是人类认识世界历程中的一座丰碑。标准模型描述了强力、弱力及电磁力这三种基本力及组成所有物质的基本粒子的统一机制，标准模型预言存在61种基本粒子，希格斯玻色子是待发现的最后一种，源自英国物理学家希格斯1964年的预言：物质原本无所谓质量，质量是物质与希格斯粒子相互作用的结果。
这是《希》文对希格斯玻色子的说明，对我们来说，更感兴趣的是：黄教授是怎样阐明它的被发现与佛、老关于空、无学说的关系。文章写道：
佛学的根基是关于物质世界的“四大皆空”论。……今天我们当然不能苛求佛祖用原子乃至粒子物理标准模型来解释物质世界，能在“地、火、水、风”这种认识水平上“悟”出“四大皆空”，提出自然本质上是“空”这种假说，是划时代的贡献。同一时代，老子提出“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也是对自然的一种深刻洞察。
《希》文还提出了“有生于无”、“四大皆空”的学说是否能够得到科学证明的问题。该文作者说，目前自然科学研究已经达到的基本思想是“认为物质粒子和力粒子都是振动的多维能量团，是存在于多维空间的具有复杂几何结构的能量体”。“物质世界在最基本层次上是能量振荡而不是某种实体的理论模型，已经越来越接近‘四大皆空’、‘有生于无’的古老学说。”
为什么能够这样说呢？黄教授在稍后写的、给汤先生复函的回答中，做出进一步说明。他说：
“天地大道”之真面目到底如何？一个字——“空”。佛说“四大皆空”，老子说“万物生于无”，而现代科学则追寻到大爆炸。大爆炸留下来的是我们称为基本粒子的“能量团”，希格斯玻色子是把“能量团”转换成有质量的物质基元的关键，希格斯玻色子的发现，意味着长期以来源自物质的“实在”观念可以放弃了。
在这段论述中的“大爆炸”、“能量团”等，都是属于物理学的概念。“大爆炸宇宙论”是现代宇宙学中影响最大的一种学说，由美国科学家伽莫夫（1904～1968）等人于20世纪40年代提出。它认为，宇宙曾经历过一次大规模爆炸，宇宙体系不断膨胀，物质从热到冷、从密到稀地演化。与质量这个物理量相联系的“能量”概念，是物理学中用以表征物质运动的一种量度。能量与质量的相互联系，可以从爱因斯坦的质能联系关系式（E=MC2，其中E是能量，M是质量，C是光速）中得到揭示。它是爱因斯坦“狭义相对论”中的一个重要结论，表明质量与能量之间可以相互转化：当一物体的能量发生改变时，它的质量就会相应地发生变化。反之，亦然。
笔者在阅读《希》文时，感觉到该文作者在论述中，把哲学概念与物理学概念，以及宇宙学的假说，这两种不同的语言系统所表达的概念简单地对接起来了。对于两者之间的转换，缺乏必要的过渡与理论上的论证。这就不能不影响乃至削弱了上述论断的说服力。
三
其实，西方的一些学者也曾经有过若干关于万物起源于“空”的论著。远的不说，近的可举美国理论物理学家、评论家劳伦斯·M·克劳斯（Lawrence M. Krauss）在2012年出版的《无中生有的宇宙》一书为例。（该书的中译本于2012年9月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刘仲敬译）这是一本很畅销的书，全书共11章，其中的第4章专门讲到“无中生有”。有许多学者推荐它，例如，《空间编年史（Space Chronicles）的作者尼尔·德格拉斯·泰森（Neil de Grasse Tyson）说，“无不是虚无，无中自有物。宇宙正是这样，出自虚空。《无中生有的宇宙》思想深刻，足以给其他人提供启示。”
该书这样写道：
100年前，“无”（nothing）指纯粹的真空、没有真正的物质实体，这大概没有多少争议。不过，我们在过去100年内已经弄清楚：以前我们对自然的运作了解有限，原先设想的真空远不是一片虚无。”（该书第3页）
坦率地说，该书虽然是一本通俗的科学普及读物，但对于缺乏足够专业知识的读者来说，未必都能读懂。但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作者的论述是立足于自然科学，而不是哲学，更不是神学。这是作者在书中一再提醒读者的。书中所讲的“虚空”，在很多场合是与“真空”并用的，而“真空”这个概念本身，就是自然科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的概念。
在说明宇宙如何生成的问题上，显然有两种解答：“科学解”和“哲学解”。《无中生有的宇宙》一书，作者提供的是科学解，而不是哲学解；而上述《希》文给出的虽说也有科学解的一面，但作者更想给出的是哲学解。这样，我们就有必要去考察一下，佛所说的“四大皆空”，老子所说的“有生于无”这些命题各自本来的真实含义是什么？
四
佛学的“空论”，与“缘起论”是密切联系的，都是释迦牟尼基于对人生问题的思考而提出的基本看法。它认为，万事万物处于普遍联系之中，又时刻处于生灭变化之中，都因缘和会而生，本无自性，更无常恒坚实的主体。因此，我们所面对的纷繁复杂、变幻无常的具体事物，就其本性而言，都是“空”。可见佛教所讲的“空”，是对现象界，包括世界与人生的一种领悟，并非对宇宙生成客观过程的预言。它与现代宇宙学和粒子物理学所关注的物质演化问题，显然不是一回事。
老子所讲的“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属于哲学本体论与认识论。“无”与“有”是对应的，“有”是指具体的万事万物，“无”则是一种对具体事物的抽象。任何具体的事物都有其自身的规定性（或属性），“无”实际上是关于没有任何规定（或属性）的描述。老子所讲的“无”，与《庄子》书中的“浑沌”的意思相通，也是对老庄哲学的最高范畴“道”的一种界定。当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在翻译佛经时，曾经用“无”来比附“空”。其实，如上所述，老子的“无”与佛教的“空”，其本来的意义是不一样的。而老庄所说的“无”和魏晋时期作为儒与道融合的玄学所说的“无”，倒是一脉相承的。
中国哲学史家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新编》第44章论及佛学在中国的发展时，曾经明确指出：
“有”、“无”是玄学的两个基本范畴或根本概念。佛学来到中国，首先和这个概念进行格义，这就同玄学连类起来。其实，佛学所谓无和玄学所谓无，并不是一回事。”（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中），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版，第516～517页）
冯先生又进一步解释说：
玄学所谓无是抽象的有，因为抽象，有就变成无了。
（佛学所说）一切事物都是缘合而生，缘离而灭。缘就是条件，是事物生成需要的各种条件。需要的条件都完备了，那个事物才生出来；如果条件不完备，那个东西就灭了。所以，一切事物都不是长住的，而是无常的。就这个意义说，一切事物都是虚幻不实，所以是空，这里说的无，就是空，这是就具体事物说的，所以同玄学说的无，根本不是一回事。（同上书，第517页）
总之，佛家所说的“空”，是就具体事物变化无常、虚幻不定而言；老庄及玄学所说的“无”是在抽象的意义上相对于具体事物而说的。这是两者的差异之处。他们都没有说过，我们所面对的宇宙，我们身处其中的世界，是空无一物，是纯粹的“无”或者“空”。这是佛与老这两家的共同之点。
冯先生还从逻辑学关于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相互关系的原理，解释有与无的相互转化。从逻辑上说，一个概念的外延越大，它的内涵就越少。两者是成反比的。中国哲学称天地万物为“群有”或“众有”，如果用一个类的名称，那就是“有”。这个称之为“有”的概念，外延最大，可以说是“至大无外”，这样，它的内涵就最小，也就是没有任何的规定性。或者乾脆一点说，它的内涵等于零。因为实际上没有、也不可能有“没有任何规定性（或不是任何东西）”的东西。那么，怎么称呼这个“不是任何东西”的东西呢？只能直截了当地说，“抽象的有就是无”。或者换句话说，这个内涵等于零的所谓“有”，“它的外延也就等于零，这也就是无”。（同上书，第343页）就此而言，“有”与“无”实际上是“异名同谓”。
这是用逻辑方法，是从认识过程来分析的，公式是：天地万物（“群有”）→“有”（外延最大、内涵最小）→“无”（既然内涵等于零，外延也就不可能不等于零）。冯先生认为，这个“无”是在讲本体论的认识过程所得的最后的概念。可是，有些研究《老子》的人“把这个过程了解为宇宙形成的过程”，把“无”了解为“宇宙形成的最初的实体”，或“宇宙发生的最高实体”。这样一来，就把本体论与宇宙生成论两者混为一谈，也把认识过程弄颠倒了，形成了这样的公式：“无”→“有”→天地万物。“经过这样一颠倒，这个无就成为一种实体，称之为‘道’”。（同上书，第351～352页、362页）换句话说，“无”是抽象，“有”是具体，“无”与“有”的关系，就是抽象与具体、普遍与特殊、一般与个别的关系。《老子》一书成书于中国古代，当时的哲学无论是抽象思维的水平，还是逻辑推理的缜密，都无法与现代相比。《老子》书中出现自相矛盾之处，没有严格把本体论与宇宙生成论区分开来，而且对“无”与“有”的关系也不可能像我们现在讲得这么清楚，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从前面的阐述中不难看出，老子讲的“无”，佛家讲的“空”各有所指，但绝对不是科学理论发展意义上的“假说”，因此，我们很难从中找到它与现代宇宙学或粒子理论学新发现之间内在的必然联系和两者之间的契合之点。
本文笔者赞同汤一介教授2012年12月24日在《复黄铁军教授的函》中的一段话。汤教授认为，佛教的“四大皆空”和老子的“有生于无”，是否可与“希格斯玻色子”——作为现代粒子物理学的科学假定相提并论，则有待商榷。在这一点上，我们认为王阳明所言“仙家说虚，从养生上来；佛氏说无，从出离生死苦海上来”更有道理。也就是说佛老所谈论的“空”和“无”，同儒家一样，主要针对的也还是人生和社会问题，而没能像西方文明、尤其是西方自然科学那样自觉地将人生、社会与自然剥离、分疏开来，实现主客二分，这也可以说是整个东方文明在其以往的发展过程中所普遍存在的偏差、局限与不足，需要向西方文化学习。（《中华读书报》2013年1月16日）
汤教授说的“有待商榷”，恰恰是指佛、老学说与“希格斯玻色子”之间的关系，但他在信中未及充分展开。笔者上述看法，作为初步的商榷意见，也尚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五
佛学的“空”和老子的“无”对于“希格斯玻色子”的发现，两者之间未必存在思想渊源方面的必然联系。当然，我们这样说，并不等于哲学与科学之间无法产生相互作用。从科学史上看，不少哲学上关于自然现象的猜测和哲学新思维方法的产生，对于自然科学的观念更新和科学假说的萌发，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启发作用。
以西方古代希腊哲学为例，当时自然哲学家德谟克利特等人提出的原子论，作为一种直观的猜测，曾经对近代科学家道尔顿提出近代化学原子论产生了有益的启示。西方近代天文学上的“日心说”之所以能够取代古代托勒密的“地心说”，实现了天文学上的伟大变革，实际上也与哥白尼本人通晓古希腊的自然哲学有关。因为在古希腊的文献中有这过这样的记载：“毕达哥拉斯派把火放在中央，而把地球看作一颗沿轨道环绕这个中心体运行的星。”正如恩格斯所说：虽然“这火不是太阳；这毕竟是关于地球自行运动的第一个推测。”（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7页）这个“地球自行运动”的推测，对于哥白尼的地球绕日运动的“日心说”的提出，其中的启发作用也是勿庸置疑的。
哲学与科学的良性互动作用，既表现于哲学思想对科学发展的指导与启发，还表现为科学发现对哲学思维的检验与支持。正因为这样，哲学与科学之间的对话是非常必要的。《希》文发表这件事的本身，充分显示了这一点。作为一位科学技术方面的专家，在打通哲学与科学之间的关系方面，黄教授所做出的努力是难能可贵的。
黄、汤两位教授的文章在《中华读书报》发表之后，北京大学相关方面给予高度重视。作为北大的校友，笔者收到北大校友会主办的主要面向校友的内部刊物：《北大人》。该刊2013年第1期就把黄、汤对话作为封面故事，推荐给大家。除了转载已经在《中华读书报》发表的文章外，该刊主编李宇宁还撰写了《刊首语》，回顾了北大老校长蔡元培先生当年力主“融通文理”的治学主张和办学举措，指出黄、汤两教授的对话，“是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对话”，把这种对话“放在建设创新型国家和文化大繁荣的背景下来解读，颇有些象征性意义值得挖掘”。专治科学哲学史的北大哲学系吴国盛教授，在接受该刊记者的采访时，还从西方文明发展演变的视角，说明了西方文明中的科学和人文精神之关系、中西人文精神之不同，以及中国文化应当如何应对现代科学主义的危机等问题。他认为，黄、汤两教授的对话，“仅仅打开了当下对科学与人文精神之探讨的冰山一角，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还有待我们扩宽视域，向纵深挖掘。”
就此而言，本文的写作就是在肯定黄、汤两教授对话的积极意义的前提下，对《希》的一点质疑，以期推进科学与人文精神之间相关问题的进一步探讨。
缩小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