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问生命意义的哲人

    汪堂家先生走了，这个世界为自己合上了一扇灵秀的心窗。先生是在几个月前的江南春日里静静地离开这个世界的，一如他在21岁时独自一人静静地从安徽来到上海求学，一如他31年来静静地在复旦读书、教书、写书。

    汪堂家早年就读于安徽劳动大学政治系，后转入安徽大学哲学系。在钱广华等老一辈哲学学者所培育的浓郁学术氛围中，他很早就立志以哲学理论研究为业。在大学时期的老师们眼中，汪堂家是一个废寝忘食地读书、对西方哲学有着特殊偏好的聪明而瘦弱的学生，他曾因读书过于刻苦而病倒，并不得不下决心“正确处理体育锻炼和学习的关系”。大学四年对汪堂家影响最大的课程是《小逻辑》。黑格尔引领汪堂家走入了美妙的哲学世界，而《小逻辑》更是伴随他走完人生之路的挚友。

    安大毕业后汪堂家考入复旦大学哲学系读研究生，随后留校任教。在复旦大学所接受的学术训练大大拓宽了他的学术视野。他不仅继续关注德国古典哲学，而且将目光投向了法国哲学；不仅阅读近代法国哲学家如笛卡尔的作品，而且也对梅洛-庞蒂、德勒兹、福柯等当代法国哲学家感兴趣。法国哲学因素的引入，是汪堂家学术发展道路的重要因素。法国哲学的敏锐灵动和德国哲学的精细缜密，都是汪堂家所深深喜爱的，而德法哲学的相互接受史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他日后学术研究的基点。他的博士论文《心灵的反观自照》（出版时改为《自我的觉悟》）试图将笛卡尔的自我学说和胡塞尔对笛卡尔这一思想的继承和改造作为两条交织在一起的线索，以此出发探讨西方主体主义的流变及其困境。这篇论文被公认为上世纪90年代初国内西方哲学研究的重要成果，著名西方哲学史家陈修斋先生曾赞之为“别开生面、令人耳目一新”之作。即便从现象学已成为中国学术界的显学的今天来看，该书对胡塞尔现象学的全面把握和清晰阐述也是令人叹服的；而汪堂家对笛卡尔的研究，更使自己跻身国内一流的笛卡尔专家之列。

    不过汪堂家的志向显然并不是仅仅成为一位出色的哲学史专家。他对西方主体主义流变史的研究所得到的结论是，西方哲学唯与中国哲学“融合”，方可解决近代以来西方哲学所遇到的问题。这一结论本身当然有黑格尔辩证法的痕迹，但这里更多地体现出汪堂家的根本问题意识：他所关注的其实并非一个“哲学史问题”，而是一个“哲学问题”——生命的意义。西方主体主义只是从认识论角度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不仅造成了主客二元对立的理论困局，更使生命意义问题成了无解的难题。对于13岁就痛丧慈母、性格极为敏感的汪堂家来说，不能解答生命意义的问题，不啻宣布哲学是无意义的，而这于坚信哲学具有“以道证物”和“以道观物”功能的他来讲又是不可接受的。

    汪堂家聚七年之功迻译德里达的重要著作《论文字学》，并在随后出版了《汪堂家讲德里达》一书，这两项研究呈现了解构主义的基本工作方式。他将解构主义视为一种阅读方式，其价值在于打破文本“意义”的僵死性，或者说，揭示新意义的不断生成性。这一方法被汪堂家借鉴来进行概念史的微观研究。他对“文化”、“进步”、“启蒙”、“后现代”、“记号”以及“死亡”等概念的研究所试图展现的，正是这些概念意义不断生成的过程。

    汪堂家于1996到1998年赴德国康斯坦茨大学访学，师从当时的德国哲学协会主席米特尔斯特拉斯，米特尔斯特拉斯将人的世界理解为符号之网的世界，而这一世界乃是理性的人的构建的产物。建构主义对于文化世界中各种现存形式的前理论追问，特别是对于这一世界中的人的位置的追问，为汪堂家进一步思考生命的文化意义的生成问题提供了对话对象。这一对话所产生的两个重要结论是：文化形式固然展示了人类共有的理性能力，但这一能力体现于多样性文化的交流之中；当代科技进步所陷入的悖论唯有通过“伦理的定向”方可获得解决。

    有理性的生命对于自己以及自己寓于其间的世界的追问，总要借助语言，然而以话语形式存在的语言作为符号如何能越出自身直抵世界本身？通过对于利科的隐喻诠释学所做的研究，特别是翻译《活的隐喻》，汪堂家发现了隐喻这一形式。利科认为隐喻不仅具有修辞学的意义，更具有本体论的意义和认识论的意义，因为隐喻通过“词义替换”在语词与语词之外的“世界”之间建立起了某种联系。而汪堂家则进一步指出，隐喻能以一种“准逻辑”的方式传达“本源的真实”。他甚至将以隐喻的方式说话视为人的“形而上的本性”，而这一方式总是将人引入使用隐喻语言的原始经验之中，使人产生求知、学习和交流的欲望。“原始经验”这一概念令人想到古典实用主义者特别是杜威的“经验”概念。杜威是汪堂家生命中最后几年间重点研究的思想家。汪堂家对杜威思想的关注，与后者的“经验形而上学”同自己问题意识的密切联系有关。如何理解生命过程中的原始经验？汪堂家在自己的研究中形成了一系列与杜威的对话。汪堂家探讨了杜威在道德经验、审美经验、科学探究、教育实践等方面对经验的理解，他着重关注的是杜威对于人在心理-物理事件中为自身所经验的东西赋予意义和价值的方式的探讨。汪堂家生前担任刘放桐教授主持翻译的《杜威全集》中文版的常务副主编，为这一迄今为止国内西方哲学经典的最为浩大的翻译工程殚精竭虑。他在2008年赴美国从事富布莱特学者研究期间，查阅了大量档案，通过研究和翻译的工作，找到了英文原版《杜威全集》的一些错误和不足，并根据新发现的手稿寻获到一卷没有包括在英文版之内的杜威著作。他曾鲜有地公开表露自己的抱负，要编出一套比英文原版内容更充实的《杜威全集》。斯言犹存，斯人已去，岂不痛哉！

    在其一生中，汪堂家虽更多地从事西方哲学研究工作，但他的伦理学研究无疑更能直接体现他对于生命意义的执着追问。他早在1989年就完成了一部题为《死与思》的著作（因故未能出版），从哲学角度对死亡问题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思考。他对于自杀、安乐死、基因技术和器官移植等问题的探讨文章。他甚至还通过担任上海肺科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委员，将自己的理论思考与医疗实践结合起来。在元伦理学方面，汪堂家的工作也颇引人瞩目。比如他在道德情感问题的研究中借助现象学的方法建立起一门“道德情感现象学”，其中对于作为“第三自我”的良心的分析，被沈铭贤先生誉为“既完备又优美”。

    就思想而言，汪堂家是彻底的理性主义者：凡事必求其理据，万物皆备于我心。而他所理解的肉体生命，却到处经历冲突和矛盾，因而充满痛苦。因此他的哲思的一个“功用”，即为引导生命理解痛苦，走向自由。他将卢梭的名言“人生来就是自由的，但无所不在枷锁中”，改为“人生来就在枷锁之中，但无所不在对自由的向往”。在他看来，生命“只有在最终离开现象界的时候才能把握现象界，才能给世界赋予意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