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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教授了却了自己多年的心愿，这是他感应面对当代学人“重写学术史”的强烈呼喊交出的一份出色答卷。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葛兆光先生完成了“重写”历史在思想史领域的零的突破
每家出版社都有一条属于自己的出版长廊，这条长廊可能有形，也可能无形。长廊里陈列的每本书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故事，那些特别的书往往有着更为独特的故事。葛兆光教授所撰《中国思想史》一书的故事，尤其值得一叙。
“重写学术史”
之所以如此说的原因在于，这部历时七年精心写就、长达120万字的《中国思想史》实现了葛兆光教授“写一部个人视野的思想史”的心愿。这部以一人之力写就的有着特殊意义的《中国思想史》，在许多方面都获得了全新的突破。
首先令人赞叹的是全书材料的更新。为了完成一代学人的责任，葛兆光教授把视野扩大到非文字类的图像资料（如画像石、铜镜、宗教画像、雕塑、建筑、地图等），历史学家不注意的文学性资料（如早期的讲经、变文以及后来的善书、供艺人阅读的唱词等），特别是考古与文物研究的新成果，他都从思想史的角度，发掘出其所反映的思想演化意义。此外，广纳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也是他的不懈追求。《中国思想史》每一卷都有一个长长的征引。第一卷征引近人著作355种，第二卷则达到563种。书中注释共有两千条以上，在注明所引专家论文之后，往往还要介绍其他专家对同一问题的相同的或不同的意见，最后还要表述自己的见解；有的注释，就像一篇短论，其治学态度的严谨从中可见一斑。
说它尤其值得一叙的原因还在于，这部大作的出版体现出复旦社一直坚持的原创性史著图书出版宗旨是如何落到实处的。毫无疑问，善于发现和抓住优秀选题是这本书成功的首要因素。复旦社时任社长贺圣遂、总编辑高若海多年来始终不断地关注着葛兆光教授的学术活动。当葛兆光教授透露了自己打算以“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为梳理和论述对象，着手重写一部中国思想史时，他们当即敏感地意识到，这将是中国思想史领域的新开拓，将会对思想史的建设带来重大突破，因此决心努力争取这部著作的出版权。精诚所至，葛兆光教授婉拒了数家出版社的合作愿望，慨然允诺与复旦大学出版社合作。
“殚精竭虑”做编辑
不仅如此，贺圣遂、高若海还深知，在整个编辑活动中只有殚精竭虑，才能不负作者之苦心，才能培育出真正的图书精品。正是本着这样一种对学术、对出版的赤诚，复旦社从编辑、设计到校对、印刷的各个环节都予以严格把关，尽心倾力。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书在编校上所花的功夫。为了能把这部书以最优异的编校质量奉献给读者，复旦社特地聘请有着三十多年“咬文嚼字”经验的特邀编审金文明先生对全部书稿“咬”、“嚼”一番。金文明先生以敏锐的眼光摒除了文字录入中的错讹，并且花费巨大精力，对书中引用的古文一一核对；有时为了一段话，往往要查上好几个版本，最终做到了引文无误，资料所据版本无误，所注页码无误。
整个编辑过程中，复旦社不仅在内容方面求真求切，而且在对本书内容创新全面感知的基础上，对书籍的外在形态也做了积极的尝试。对此，亲任本书责编的高若海先生说：“几经斟酌，开本上最终选择了国际上学术著作常用的20开本，在版式上，请技术编辑精心设计。此书的每一节篇幅都比较长，为了便于读者阅读，我们在正文旁边排上本段所阐述的命题或观点摘要，使读者一目了然；而留下的空白又为读者随时记录阅读的瞬间感受留下了空间。这样的处理，使这一学术著作给人一种全新的感觉。”
复旦的学术出版立场
《中国思想史》第一卷于1998年4月问世后，购者踊跃，好评如潮，首印1万册不久即告售罄。与此同时，该书问世不过月余，便已引起许多专家学者的注意，京沪学者如王元化、李学勤、王守常、章培恒、王水照、朱维铮、周振鹤等纷纷发表评论文章，对本书予以高度赞扬。同时，也引起了新闻界的高度关注。有传媒称，这是当年最有影响的十部学术著作之一。数十家报刊杂志发表了数十篇评论，对本书的学术成就予以肯定。
2000年，读者期盼已久的《中国思想史》第二卷问世。第二卷的问世，标志着这部巨著的最终完成。通过这部大书的出版，葛兆光教授了却了自己多年的心愿，这是他感应面对当代学人“重写学术史”的强烈呼喊交出的一份出色答卷。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葛兆光先生完成了“重写”历史在思想史领域的零的突破，这实在是一件值得欣慰与庆贺的事。2003年，《中国思想史》荣获第五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
说它尤其值得一叙的原因更在于，《中国思想史》的出版体现了复旦社一直践行的三大学术出版立场：其一，致力于出版专门史图书系列。多年来，复旦社先后出版了《中国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人口史》、《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晚明史》等一系列主要出版物。对于复旦社在史著类图书出版方面形成的特色，《文汇读书周报》时任副总编周伯军曾特别撰文专门予以报道。
其二，时刻关注学人思想，不断推出新的合作成果。自《中国思想史》问世后，复旦社为了进一步向广大学生推广、普及此书，在两卷精装的基础上推出了三卷平装本。2004年，从研究方法论的角度入手，推出了单行本《思想史的写法》。本书原系《中国思想史》“导论”，内容为交代和说明研究角度、资料取舍、写作思路。现经作者补充、修改，增加了《思想史研究中的加法与减法》《什么可以成为思想史的资料》《思想史研究视野中的图像》三节；讨论中国思想史或哲学史研究中的一些重大理论和方法问题。2014年，考虑到新的读者需求，又推出《中国思想史》三卷16开本版。
不仅如此，复旦社对于葛兆光教授的学术研究继续予以追踪。2007年，葛兆光教授由清华大学南下，至复旦大学担任“文史研究院”首任院长。葛兆光教授本来有一个第三卷的计划，但他在写作过程中发现，1895年之后的中国“已经不能完全封闭起来写了”，因为“从此中国不再是一个独立的或者说孤立的中国，它已经被整编到整个世界的大历史里面去了，它的任何变化都跟外面有关系，这就迫使我们要关注外域，关注周边”，而且“你不说明外面，你就说明不了中国”。他的这一“从周边看中国”的新观点，催生了他对于中国古代文献以及域外汉文文献的诸多新解。
与以往一样，复旦社抓住了这一出版机遇，2010推出了25卷《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越南所藏编）》，2011年推出了30卷《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等大型文献丛书。《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越南所藏编)》收录的，主要是越南陈朝、后黎朝、西山朝和阮朝出使中国的燕行使者的著述。当年来华的使臣，在越南国内均是极一时之选的著名文臣，不仅汉文修养甚高，对中国历史文化也十分熟悉。燕行途中他们娴熟地运用汉文撰述使程日记，书写往来公文，以汉诗咏叹摹写各地风光，并与中国朝野士绅文字交流。这充分表明在20世纪以前的东南亚，由中国人创造发明的汉字及其书面语形式——汉文，确实和早期欧洲的拉丁文一样，具有跨国界通用语的功能，并成为东南亚汉文化圈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基础。当年包括昇龙在内的从越南各地出发来中国的那些越南燕行人员在中华大地上留下的充满情感的文字，汇聚在今天出版的这部《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越南所藏编）》中，无疑成为中越两国乃至东南亚汉文化圈诸国友好交往历史的重要见证。
《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是指历史上朝鲜王朝的使节往来中国明清两朝时留下的有关中国的文字记载，内容包罗万象，有对中国山川风貌的描写、风土民俗的记述，有对中国时事政治、经济、文化动态的记录，也有朝鲜人与中国士人的交流笔谈、诗文酬唱等。这些与中国历史文化直接相关的资料，由于写作者的外来身份，观察和记录往往比同时期中国本土的记载更为细致独特，因而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的出版，为学界提供了经由“异域之眼”观察中国的不可多得的文献资料，出版至今广受海内外各方好评。
开展“从周边看中国”的系列研究，发掘和利用中国周边国家所留存的文献资料，借助“他者”眼光考察中国自身的历史文化，正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和认可。复旦出版社也会在这一领域继续深入地耕耘下去。
其三，始终关注青年学人的成长。在编辑大型文献的过程中，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培养了一大批青年学者。对于这些青年学者，葛兆光教授付出了巨大的精力与心血，在学术上予以扶植。葛兆光教授一直说，这批年轻人的学术态度扎实、学风扎实，应该为他们提供更大的舞台。而关注青年学人的成长，其实也是复旦社在学术出版中始终不变的坚守。为此，以“亚洲艺术、宗教与历史研究丛书”为名，复旦社陆续推出这批年轻人的著述，朱莉丽《行观中国：日本使节眼中的明代社会》、张佳《新天下之化：明初礼俗改革研究》、王鑫磊《同文书史-从韩国汉文文献看近世中国》（即出）、段志强《顾祠会祭研究》（即出）。葛兆光、王汎森、周振鹤诸教授特地撰写了长篇序言予以推介。
对葛兆光教授而言，培养出一支优秀的学术团队无疑是研究之外的一大要事；对于复旦社而言，能够与一代又一代学者的进行合作，殚精竭虑、同心雕龙，出版他们的心血凝成的优秀著作，更是至高无上的荣耀与追求。
（本文作者为复旦大学出版社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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