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论

    鲁敏：里下河文学的研究其实是地图上的入口与坐标，透过里下河写作这个小小的点，我们可以来观察或研究乡村风俗与世情。

    由于里下河地域的地理价值与历史价值，这个价值可能不是它多么特别，而可能是“不那么特别”乃至“非常不特别”，它就是一个乡土中国的典型微缩，就像一张脸一样，里下河就是一张中国乡村的脸，具有一切基本的要素，像一张脸上长着恰当的五官。里下河文学的研究其实是地图上的入口与坐标，里下河文学说到底并不是一个“邮票大小地方”文学写作概念，而是一个此地为切片的，对当代乡土中国的文学性阐释。

    我一直在想，里下河写作的研究，其实还可以包括一个主题：当一个作家走出了或超越了里下河之后的写作，也就是说我们要观察和追踪到这一系列作家的“变动与轨迹”，这些跟他原来的出身、跟里下河的这个烙印，包括里下河地域的乡村伦理对他的浸淫、渗透、滋养，到底是彻底的不相干？还是有着必然的内部的联系？如果有，又有什么方向和多大程度上的？

    一个写作者的出身与经历，从小到大我们所汲取的食物与读物，置身的环境，我们往来结交的邻人，我们的举止与教养，成长与观照的镜像等等，这些出身的形成，同时具有生物学与精神性的双重特质，进入了我们的血液、胆汁与DNA，构成了写作者的体质、构成了一个作家的写作坐标。哪怕我们后来远离乡土、完成了对城市生活的主动介入与相互占有，从乡音变成了普通话，我们大量阅读西方当代作品，对影视通俗审美及各种现代性审美有着巨大胃口，甚至还有着对所谓国际性视野的诉求，成为一个非常厉害的阿喀琉斯，但总还是有着跟他差不多的脚踵，这块脚后根似乎总还带着乡村，比如说，带着里下河的最后一片残留的隐秘的泥巴。

    从地域文学研究的角度来说，不管是昭通文学、西海固等地——这种胎记式的生而随形的阿喀琉斯之踵正是每一个地域写作者、每一代写作者的特征与最大辩识度所在，如果足够强烈足够成熟足够系统的话，实则可能也是对当代文学的一个贡献。

    庞余亮:“直面有违社会伦理的乱象”是块“硬石头”

    “直面有违社会伦理的乱象”是块“硬石头”。这块“硬石头”，也同样缺失于南方作家的写作。南方作家和北方作家的写作就有这样的“北回归线”。不是南方作家不想跨越，而是长期的文化浸润就使得南方作家的土壤变得含蓄、隐忍。但一个优秀作家的标准绝对不是有没有那块“硬石头”。比如汪曾祺，他的小说《小娘娘》和《薛大娘》，放在现在，也完全是“乱”的，在北方作家中可以写成一座大山，可汪老没有。这就是里下河作家的精妙之处。

    毕飞宇的短篇《地球上的王家庄》和《哺乳期的女人》，直接用了水乡的名字。在《哺乳期的女人》中，毕飞宇对古老的水乡在社会变革中的被动嬗变做了准确而深刻的描述。一个没有母乳的水乡留守孩子与母爱泛滥的女子，还有一息尚存的村庄伦理。我的中篇小说《出嫁时你哭不哭》以水乡婚俗为载体，写了一个已暗结珠胎的独生女出嫁的故事。如果垒起“直面有违社会伦理的乱象”这块“硬石头”，小说会好看得多，但小说的枝蔓就会少了许多。所以，我用“哭嫁”这个婚俗来询问每个水乡女子，谁还记得这样的婚俗？谁还遵循这样的婚俗？在暧昧的回音中，传统的乡村社会伦理已无法坚守，但新的碎片肯定在诞生。也只有抓住“新的碎片”，才能用文字写出无法坚守时人性的困境。也只有在那样的困境中，里下河文学写作才能找到一条通向大江大海的通道。

    王大进：它像是血液，自然地流淌在里下河乡村的肌体中

    社会伦理是隐藏在小说所反映的社会现实里的，隐藏在小说所呈现的地域风情中，隐藏在小说所演绎的世情故事里。而社会伦理并非一成不变，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农村，包括里下河地区所表现出来的社会伦理，往往是反映了一定的政治伦理。伦理关系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到了改革开放后，人伦亲情则更多的受到金钱物质的刺激，伦理关系也容易受到经济的颠覆。因为这样的颠覆，才有了好看的故事。作为一个写作者，在写作时更多的还是考虑的是故事中的“人”。

    作为自小生活在这个区域的人来说，老一辈人传扬的社会伦理观就像血液一样，流淌在心胸间，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守或反叛。小说的主要使命，或是它所要传达的主题，从来不是伦理问题。但所有的小说，都无一不涉及伦理。毕飞宇的小说《玉米》，就是文革对中国传统农耕伦理关系的破坏和颠覆。在这一点上，没有哪个作家是可以例外的。

    刘春龙：里下河的乡村伦理影响深远，渗透到骨髓里

    我有相当长的乡村工作经历，早期作品大都与乡村，与乡村干部有关。中篇小说《无意插柳》与《漫天飞雪》即是这个时期的作品。后来这两个中篇与另一个中篇《另辟蹊径》被圈内朋友称为“乡镇改革三部曲”。后来我还是重拾乡村题材。这源于一个偶然事件，即席卷全国的乡镇合并大潮。长篇小说《深爱至痛》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创作完成的，有媒体称为“国内首部直面乡镇合并的长篇小说”。散文集《乡村捕钓散记》则与之前的作品有所不同，通过描写消逝的和即将消逝的渔事，怀念往日乡村美好的伦理关系。

    另外，我在刚刚完成的一部长篇小说中，试图全景式地反映里下河乡村社会伦理的变化，题目叫《垛上》（垛田是里下河地区独有的地貌，是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讲述了一个基层干部的成长。

    对于大多数有成就的里下河作家来说，他们是离开里下河写里下河，写的又大都是记忆中的里下河，而我是坚守在里下河，多写当下的里下河。写作固然要追寻逝去的美好，但也不能回避纷乱的现实，更不能丧失对未来的信心。我不否认，我的小说中有太多“直面”的东西，比如乡村选举中的民主到底该如何体现，比如经济大棒指挥下的传统文化如何坚守，比如民间借贷乱象中缺失的诚信如何重建，比如计划生育强制措施造成的社会紧张关系如何修复，等等。尽管我们无力去改变现实，但我们不能漠视，我写这些正是想“引起疗救的注意”。

    我觉得我的小说是“隐忍”的，我的散文是“率性”的，这或许正是里下河这方水土的特质在我作品中的自然流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