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手稿》是马克思思想的转折点吗

    本报讯（记者王洪波）10月16日，由本报和清华大学合办的“清风雅集”第七次书评会举行，研讨的图书为清华大学哲学系韩立新教授的新著《〈巴黎手稿〉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是对所谓“卡尔·马克思问题”——马克思何时成为马克思的，即早期“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何时转变为晚期“科学的马克思”的——这一重要问题的研究。长久以来，对此问题有三种回答：第一种认为是1843年春到1844年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时期；第二种认为是1844年的巴黎时期；第三种认为是1845年到1846年的布鲁塞尔时期。第一种观点是列宁的观点，第三种观点是目前影响最大的权威性解释，第二种观点则鲜有学者支持，而这正是韩立新教授在《〈巴黎手稿〉研究》一书中所主张的。韩立新教授的新说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成立？他的研究能够给我们哪些启发？与会学者就这些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韩立新认为，马克思在《巴黎手稿》（特别是《穆勒评注》）中，思考框架从孤立的个人转向了社会关系，对社会的说明原理也从诉诸人的内在因素转换到诉诸外部的经济关系，这一转变最终促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诞生。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侯才指出，以“从孤立的个人转向社会关系”来定义马克思思想的转折是富于启发性的。他认为韩立新的新说有两个理论支点，一是将《穆勒评注》的写作时间确定为《第一手稿》和《第二手稿》之间，二是日本学者广松涉等人所主张的《第一手稿》中的劳动观还局限于费尔巴哈异化论框架内的看法。“对于韩立新的新说可以见仁见智，但作为一家之言，这一新说的提出对于深化对马克思哲学本质的研究无疑是有重要意义的。”侯才说。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吴晓明对韩著的观点则给予了更为有力的支持。他说，《巴黎手稿》1932年才有德文和俄文两个版本，引进到国内之后，人们关注的有两个问题，一是异化问题，二是人道主义问题，而韩著进一步揭示了《巴黎手稿》的重要性。“《巴黎手稿》当然是马克思思想的转折点，而且是一个最具决定意义的转折点，它恐怕应该是马克思整个学术的秘密和诞生地。而这一点以前是隐没在黑暗之中，或者说灰暗之中的。”吴晓明说。

    在对《〈巴黎手稿〉研究》给予高度评价的同时，与会者也都贡献了不同意见。“韩立新教授说话有点用力过猛，按他的表述，可能会把马克思化约为黑格尔，又把黑格尔化约为斯密，最后把马克思也化约为斯密，这在读者那里就会造成一些问题。”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唐文明说。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王峰明则指出，《〈巴黎手稿〉研究》在论证的严谨性方面也许还有可商榷之处。“韩立新教授讲：‘交往异化在理论层次上高于异化劳动，它是马克思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关节点。’但‘交往异化’高于‘异化劳动’这一结论能否成立呢？我认为是值得商榷的。”

    特别受到关注的还有韩立新表现出的现实情怀。韩立新在书中写道，中国1978年以后出现市民社会是他写作此书的一个动因，是促使他对《巴黎手稿》做新的理解的背景。但他对中国现实的这一判断也引起很大争议。“我不能赞同1978年以后中国出现市民社会这样一个判断。因为市民社会的基本前提是原子式个人的存在，但在中国，不存在原子式个人是一个基本事实。关于中国社会，费孝通先生的说法是熟人社会，梁漱溟先生的说法是伦理社会，还有人称之为宗法社会，总之，不存在原子式的个人。原子式的个人是一千多年基督教教化的结果，在古希腊也不会存在。正像马克思所断言的，‘市民社会只有在基督教世界才能完成……只有在基督教的统治下市民社会才能完全从国家生活中分离出来……使人的世界分解为原子式的相互敌对的个人的世界’。”吴晓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