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纾的“畏天”人格

    林纾，是首开我国文学翻译先河的先行者。他在文学翻译史上的功绩与地位，已被我国学界充分肯定。他在国学、教育、修行等方面，也有许多著述与建树。

    这些成就，无疑与他的人生观与为人处世的原则有密切关系。

    仔细观察他的人格论，发现他心怀“畏天”的思想很突出。他迁入新居后，特意在房门大书“畏天”二字。他视“天”为天道，要求人们敬畏天道，安分守己，做到“畏天而循分”；他认为“天”代表着世间伦常，敦促人们遵循伦常，克己明理，行善助人。因为他“畏天”，所以他虽狂狷，却不失仁爱；也因为他“循分”，深知自立之可贵，遂谆谆训子勤读而自恃。林纾曾在他自家墙上画了一具棺材，旁书：“读书则生，不读则入棺。”这个颇有浪漫色彩的举动，已成为后人劝读的一则佳话。

    林纾宅心仁厚的表现，莫过于他对待挚友遗孤的态度。1887年好友王灼三病逝，时林纾虽也拮据，仍资助王妻四百大洋，又收养王之幼子王云龙12年，直至此子成年娶亲。另一好友林述庵死后的孤儿林之夏，也幸被林纾收养，并培养成材，后来成了国民革命军的高级将领。在林纾七十自寿诗中，曾提及“总角知交两托孤”，还自问：“人生交友缘何事，肯做炎凉小丈夫？”这些都呈现林纾“畏天”仗义的好品格。

    林纾有五男四女，对子女护爱有加。他自称“畏庐老”，并写有《畏庐老训子书》数十篇。从林纾一些家书中，也不难看出他的人格脉络。例如写道：“凡为人子，要体贴亲心，先要保养身体，次则勤力学问，此便是孝。”“应自思是有责任之人，尤须努力为善且专心向学，以慰父母之心。”“凡物不可贪，惟学问一道，不厌食字；凡事不必争，惟学问一道，必要‘争’字”。在这里，他把为人子应有的孝，同要求后辈亲心勤学、仁爱担当结合起来，更体现出林纾“畏天”的人格魅力。

    再看林纾给儿子林琮的一封“示琮儿”家书。信中说：“天下人都不足恃（恃：依赖），男子万无恃人之理。余年少孤露，亲戚人人齿冷，至不以我为人。余躬自刻苦，励行读书后，此亲戚稍稍亲近。余一不计较，极力佽助之，至老不衰。盖自信宁可我为人恃，不能以我恃人。凡人有恃人之心，其居心皆苟贱不堪言。故余一心盼汝能自立也。”从此短笺中，至少透露出如下的信息：林纾早年家境不好时，曾受到一些亲戚的冷落；他刻苦攻读有了成就后，这些亲戚又来套近乎，对此他不计前嫌，还尽力给予帮助；他认为宁可别人依赖我，不可我去依赖人；林纾感叹：凡是心存依赖他人，必定苟贱不堪，为此他告诫儿子：做人务求自立。从上述家书最后一点的解读中，也可看出林纾为人的某些人格秉性。

    首先，強调做人不可依赖他人而必须自立。林纾自幼立志刻苦读书，爱书成僻。自家买不起书，便四处求借。他获悉藏书家李宗言“积书连楹”，便主动结识，一一借读，以至“经、子、史、集、唐宋小说，无不搜括”，“沉酣求索，如味醇酒，枕籍至深”。他自称：“四十五内，匪书不观，校阅古籍二千余卷。”正因为林纾饱览群书，知识面丰富，又有极好的文字功底，因此虽不懂外文，听了别人的口译，也能“玩索译本，默印心中”。人们肯定“林译小说”，不仅肯定它的文化和学术价值，同时也赞赏林纾孜孜好读、追求知识的精神。而林纾这种敢为人先的自信，无疑又来源于他那“不恃人”的自立人生观。

    其次，坚持学习他人才能更好自立。被后人称为“清末愤青”的林纾，青年时期就关心世界局势，凡有中译本的洋书，皆“尽购读之，提要钩元而会其通，为省中后起英隽所矜式”。那时他已意识到，必须学习西方，还主张“学习中知变化，能入能出”，“入者，师法也。出者，变化也”。他曾经呼吁维新，拥护变法，尽管政治立场有时动摇不坚定，但对引进西方文化却始终是诚心投入。他强调“留心天下之事”，因为“文字所出，自有不可磨灭之光气”。正是这种对“天下文字”的欣赏与追逐，驱使他跨越不懂外文的鸿沟，成了一名传播西方文学的翻译家。在翻译西洋小说过程中，他还常把自己“不恃人”的人生哲学，融入对小说中人物的理解。他赞赏追求女性解放的“茶花女”，同情争取自立的风尘女子，倡导兴办女学，这些在封建思想盛行的当时，正如他自谓，“万户皆鼾，而吾独作晨鸡焉”。

    林纾晚年因反对白话文曾遭人非议，他的性格中，有时也确有矛盾的表现。但他译事的贡献，以及他崇尚“畏天”，强调做人要自立自強的理念，无疑是应予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