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高：不堪回首不忘反思

    俄国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说过，“我只担心一件事，我怕我配不上自己受的苦难”，对此，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从年轻时起便接连受到政治运动冲击、大半生命途多舛的剧作家、文艺评论家杜高已年至耄耋，如今的他显然对这句话有更深刻的认识，把它放在自己前不久问世的新书《生命在我》（作家出版社出版）中作为“题记”。

    《生命在我》中有相当大篇幅是关于“杜高档案”的。1994年，学者李辉在北京潘家园某摊主那里偶然发现了装订成几大册的“杜高档案”，时间跨度从1955年“反胡风”集团、“肃反”运动到1969年“文革”时被摘掉“右派”帽子获释，中间还经历了1957年“反右”及其后的劳改生涯，几十万字的自供、检举、批判、总结等各种材料，详细勾勒出杜高在那十几年间的人生遭际。这份档案在2004年经杜高同意以《一纸苍凉：杜高档案原始文本》之名出版后，在海内外产生极大反响，其意义已经超越档案本身。

    如今距离《一纸苍凉》出版亦有十年，杜高忆及当时看到这份档案时的复杂心情依然感慨不已。这份档案令他反思，也让他警醒，一方面，他陆续写出多篇回忆文章，记述自己经历的磨难，回忆上世纪50年代初他们一帮热爱文学艺术、勇于表达观点的年轻人的故事，对同样在多次政治运动中遭遇坎坷、已然辞世的田汉、吴祖光、路翎、王正、肖里等师长或友人致以深切的怀念；另一方面，他密切关注新时期以来问世的涉及反思特殊年代历史的文艺佳作，戏剧、电影、电视剧乃至文学作品，他都有兴趣欣赏、解读、品评，一系列文艺评论的发表似在加速追回荒废太久的生命。这两方面的文章，构成《生命在我》一书的主干。

    说起《生命在我》这个书名，杜高告诉本报记者，他希望书名新颖一些，别那么直白，而这是个不太被人用过的名字，颇有些耐人寻味的含义，读者可能有不同的理解。他特别提到曾在作家出版社担任领导职务的资深出版人石湾在促成这本书的出版过程中功不可没，彼此在编辑思路和对书中内容所具有的反思精神上有着难得的共通之处。杜高期待读者在书中读出对历史的反思，进而通过反思或多或少能够促进社会的进步。

    读书报：当年李辉在潘家园发现“杜高档案”固然是意外收获，此后您能同意将档案公开出版，也是相当难得的。那时内心有没有纠结？最终为什么同意出版？

    杜高：出版这份档案对我个人来说肯定是件痛苦的事情，那毕竟不是在表扬我啊。档案里面有很多回忆，特别是有很多我的朋友们的内容，在那样的环境下，大家互相揭发，甚至有些莫须有的罪名。档案里面的很多朋友都已经去世了，他们没能活到新时期，很遗憾。我跟李辉说，公开这份档案，我主要顾虑的是那些朋友，我自己倒没什么，宁愿让人们知道历史真相。后来，我决定出版这份档案，也是为了让后人了解那段历史。

    读书报：李辉曾在《一纸苍凉》的序言中说这份档案堪称一部“当代中国政治运动史”，您如何看待他这样的提法？

    杜高：这份档案可以从多个角度来解读，我觉得唐晓渡（诗评家，作家出版社编审）写给《生命在我》那几句话说得很好，“以一个人的命运串联起一代人的命运；以一个人的目光汇聚起更多探究历史的目光；以一个人的思考激发起更广阔更持续的思考”。这是写给我这本新书的，其实也可以评价这份档案。我汇集书中这些文章的时候并没意识到这个意义，回过头来看看我书中回忆的人物，包括我在内，从田汉、吴祖光到路翎，这一代人的命运都被运动改变了。

    《一纸苍凉》出版之后，很多身在海外的“右派”给我反馈，美国有个关于中国反右运动的主题纪念馆也和我联系，要买这份档案。我说，这份档案已经跟我没有关系了，现在它属于李辉。就我了解的情况，当年的那些“右派”再也没有一份类似的档案问世。1979年我恢复工作的时候，组织上跟我说，我过去的那些档案已经全部销毁了。这份档案被发现后，当年剧协管档案的老同志还声明绝不是从他们那里流出去的，说他们的负责人亲自去看着档案在火炉里烧了才回来的。所以说啊，我的这份档案的出现在中国的档案史上也是很奇特的个案，太蹊跷了。

    前不久李辉看到了《生命在我》，他说，这十多年来，他所作的最有价值、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就是发现了“杜高档案”，他还专门用了“缘分”这个词。

    读书报：虽然经历了那么多磨难，但与很多同代人相比，您也算是很幸运的一个了。

    杜高：是很幸运啊，我几乎算是个幸存者。在当年的“小家族小集团”里面，我被当作为首的，主要受打击的也是我。那时候我还很年轻，写了一些东西在《文艺报》发表了，有点小名气。

    这里有个事情，我是后来才知道。《一纸苍凉》在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时候，责任编辑叫邓壮，他是邓拓的儿子，看到这份档案之后主动表示要做这本书的责任编辑。这是李辉后来告诉我的。

    读书报：《一纸苍凉》已经出版十年了，这期间您是否重看过这份档案？

    杜高：我没有看过，有朋友问我要《一纸苍凉》的样书，我也一本都不送。这不是我的散文随笔或者文艺评论集啊，像《生命在我》这样的书，我出版了会送给朋友。可是那个档案，非常不堪，我是不忍看也不敢看的。档案里太多莫名其妙的地方了，我从来不知道自己会被人这样对待，有些当年和我关系不错的，见面也很友好的朋友，在档案里我却看到他们写的揭发材料。

    读书报：这份档案里涉及的那些人，在当时的表现和处境是不一样的，今天您再看这些人的表现，是怎样的心情？

    杜高：当年揭发检举我的那些人，是有不同的情况的。有些是和我同命运的人，也有我的同辈人，跟我很熟悉，看到运动来了，就写写检举材料吧，并非刻意地。不过，有的人就比较积极。政治运动很多时候是可以培育一些投机者的，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去糟践别人。

    读书报：《生命在我》一书中收入凤凰卫视“口述历史”对您的采访，里面提到多年后当您亲眼所见自己的档案时，才明白政治运动中的档案“并不是全面地去反映你这个人，而是要把你塑造成一个他希望你变成的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也是历史带给您的某种启发吧？

    杜高：我看到这份档案里对我的揭发，把我写得很坏。我奇怪的是，既然调查我，那么多人写材料，怎么都是反面的？后来，我在上海遇到我的姑父王西彦，他告诉我，他写了很多关于我的交代材料。他是看着我成长的，我的家庭和童年经历他都很了解。包括我十来岁时和哥哥编了一份家报，那上面有我最早写的文章。当时我家的邻居是翦伯赞家，翦伯赞的儿子比我们大，带着我们玩。后来我妈妈把我的一篇文章寄给了我的姑父，他当时在福建永安的改进出版社工作，把我的那篇稿子送给出版社负责人邵荃麟审看后，在一本儿童杂志上发表了，我记得还收到一块钱的稿费……这些正面的材料，档案里都没有。难怪《一纸苍凉》出版后，我的好几个老朋友开始担心自己的档案。

    从这个角度来说，李辉发现了“杜高档案”，既是研究中国政治运动史的好材料，也是研究中国档案史和档案管理制度的好素材。

    读书报：凤凰卫视“口述历史”中对您重获自由后的精神状态乃至心理状态的描述非常耐人寻味，“杜高虽然从形式上恢复了人身自由，但是他的思想和行动已经变得非常迟钝，终日处在一种惊恐状态之中”，许多年过去了，您现在的状态如何？

    杜高：目前状态还好。不过最近两三个月忽然开始头晕，医生给我做了一些检查，以为是老年性的脑梗，打了点滴就好一些，隔段时间又犯。也可能是颈椎的问题，其他倒没有查出什么毛病。

    你提到的刚恢复工作时的那种状态，我维持了很久，而恢复正常状态经历了从失掉自我到寻回自我的过程，可以说，我“归来”的过程是漫长的。我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刚刚恢复工作时，我的精神不自由，内心仍有恐惧，不敢说不敢写。当时也有人不理解我，比如拿我跟吴祖光比，吴祖光那时就敢说话。可是，我和吴祖光的处境不一样，这跟我们的修养和经历有关系。那时的表现和每个人的经历不同也有关系，吴祖光是那样的表现，路翎则是另一种极端。那时候很多人不能理解路翎，我为此很难过，我能理解他。

    读书报：这些年以反右运动或“文革”为背景的文艺作品越来越多，对此您关注得多吗？有何评价？

    杜高：这些题材的文艺作品我大多关注，包括电视连续剧、话剧，只要是反右运动或者文革题材的，我都尽量去看。有些作品很好，是从一个人的遭遇反映这段历史，但整体反映这段历史的作品还没出现。我看到稍微好一些的，像电视连续剧《严凤英》、电视剧《赵丹》，还有话剧《深度灼伤》，我就积极“鼓吹”，哈哈，做些力所能及的鼓励。

    读书报：张艺谋导演的《归来》您看了吗？听说陈道明还为此来拜访您？

    杜高：我觉得《归来》拍得不错，这样的题材能拍成这样已经很了不起。我听说有人不同意电影中对那段历史的表现，但一部电影只能容纳有限的内容，让一部电影全面地表现反右啊劳改题材啊，那太困难了。像《夹边沟记事》那样的书，怎么可能完全被拍成电影？

    我和陈道明早在八十年代拍电视剧《末代皇帝》的时候就认识了。他是在《归来》开拍之前专门来找我的，为了做功课。他希望我讲讲劳改的情况，回忆一些生活细节，宿舍里是什么样子啊，叠不叠被呀。我当时没看《陆犯焉识》小说也没看《归来》的剧本，要不然可能我给他的建议会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