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为何以彭咸为榜样?

    明代汪瑗《楚辞集解》说：“《楚辞》中言彭咸者凡七见。《离骚》曰‘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又曰‘既莫足与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抽思》曰‘望三五以为像兮，指彭咸以为仪’，《思美人》曰‘独茕茕而南行兮，思彭咸之故也’，《悲回风》曰‘夫何彭咸之造思兮，暨志介而不忘’，又曰‘孰能思而不隐兮，昭彭咸之所闻’，又曰‘凌大波而流风兮，托彭咸之所居’。”

    彭咸究系何人，屈原为什么如此崇拜彭咸，树为榜样？

    东汉王逸《楚辞章句》云：“彭咸，殷贤大夫，谏其君不听，自投水而死。”宋代洪兴祖《楚辞补注》引颜师古云：“彭咸，殷之介士，不得其志，投江而死。按屈原死于顷、襄之世，当怀王时作《离骚》，已云：‘愿依彭咸之遗则。’又曰：‘吾将从彭咸之所居。’盖其志先定，非一时忿怼而自沉也。”南宋朱熹《楚辞辩证》对王逸和洪兴祖的说法持怀疑态度，认为“不知其所据也”。汪瑗说：“刘向《九叹·灵怀篇》曰：‘九年之中不吾反兮，思彭咸之水游。’王逸之说或本之刘向，而颜师古或本之王逸者，但不知刘向何所考据而云然。”汪瑗的推测或许有道理，但要据此证明彭咸系“自投水而死”，就令人难以置信了。晚清学者俞樾说：“彭咸事实无可考，特以屈子云愿依彭咸之遗则，而屈子固投水而死者，故谓彭咸亦投水而死，窃恐其诬古人矣。”晚清曹耀湘《读骚论世》说：“彭咸，古之忠臣，盖因君国之难，以死殉君者，不必因投水以死。按彭咸事迹，不见于他书。王逸以为殷之大夫，或有所本，其曰谏君不听，投水而死，则依屈原之事，傅会为之，所谓臆说者也。考古贤臣之死于水者，若申徒狄之负石踣河，伍员之死而流于江，屈子亦尝称引之，果其志在沉水，何不曰从申徒子胥之所居，依申徒子胥之遗则？且屈子之志，在必死可矣，等死耳，何必于水哉？”今人蒋南华在《中华文明七千年初探》一书中赞同曹耀湘的观点，并设想：“这恐怕是另有原因的。”至于什么原因，蒋先生没有揭示出来。看来，这是一个千古以来聚讼纷纭，至今悬而未决的问题。这个问题涉及对屈原思想的认识和理解，在《楚辞》研究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近几年，笔者阅读了不少有关楚文化的著述。昨日芸窗下再读《离骚》，对屈原崇拜彭咸，忽有感悟，特撰此文，供专家、学者及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楚辞》书楚语，作楚声，纪楚物，要正确理解它，必须熟悉楚国的风俗。《离骚》开篇首节说：“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字余曰灵均。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历来注家只注意到屈原从自己的世系、出生、品质、修养写起，却忽视了这段文字所反映的念祖崇巫的楚国风俗。“帝”，甲骨文像花蒂之形，表示授粉完毕，子房收口，开始作果，意为始生之祖。高阳，地名；传说古帝颛顼为高阳部落的酋长，因以为号。“皇考”，旧有屈原父亲、曾祖和屈氏受姓之祖三说。我以为，屈氏受姓之祖说可取。这种说法萌发于西汉刘向的《九叹》“伊伯庸之末胄兮，谅皇直之屈原”，意思是：“我是伯庸大人的后世子孙，拥有诚信正直美德的屈原。”晚清王闿运《楚辞释》说：“皇考，大夫祖庙之名，即太祖也”，并明确提出“伯庸，屈氏受姓之祖。”闻一多《离骚解诂》认为，伯庸当是“楚之先王”。段熙仲的《楚辞札记》则考证出伯庸是始封郢都的楚先王熊康，屈氏即其后世子孙。这是楚辞研究的一大突破。屈原叙述自己的世系，以高阳为祖，以伯庸为宗，顺理成章，是楚人念祖风俗的反映。念祖之情，爱国之心，忠君之忱，是贯穿在一起的。这跟屈原在《离骚》《哀郢》中留恋故都，乃至怀沙殉国而不忍去楚，都有着必然的联系。摄提，星名。贞，作“当”讲。孟，始也；陬，夏历正月。夏历以建寅为正，正月即寅月。摄提纪岁，孟陬纪月，庚寅纪日。根据诗句，可知屈原生于寅年寅月寅日。依照楚国习俗，男人生日以寅为好，女子生日以庚为好，因为根据阴阳变化的规律，庚为阴正，寅为阳正。屈原庚寅之日，下母之体而生，得阴阳之正中，所以生日最吉利。《史记·楚世家》记载：“共工氏作乱，帝喾使重黎诛之而不尽，帝乃以庚寅日诛重黎，而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后，复居火正，为祝融。”庚寅是楚人祖先重黎的忌日。楚人以庚寅为祖先节，光明日，包含浓厚的民族意识。他们认为这天诞生的人具有高贵不凡的内质秉性，适合为巫。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楚《日书》记述：“凡庚寅生者为巫。”东周时期，列国都信巫，而崇巫之风，以楚为盛。楚国观氏是一个以巫为世官的家族。观射父曾对楚昭王说：“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意思是：那些精明、专一而又恭敬、正直的人，他们的智慧能使上下各得其宜，他们的圣通能够光芒四射，他们的目光能够洞察万物，他们的听觉能够通达八方，这样神明就降临到他身上，降在男子身上的叫做觋，降在女子身上的叫做巫。观射父是当时楚国至高无上的大巫。楚大夫王孙圉出使晋国，赵简子问他：“楚国的白珩(玉佩上的横玉)还有吗？王孙圉说：“还有。”赵简子说：“作为楚之国宝，白珩已经有多长时间了？”王孙圉回答：“白珩不是楚之国宝。楚之国宝是观射父。”这个故事说明巫在楚国的地位是多么崇高，巫在其他国家没有这样高的地位。屈原注重自己生辰的情感充满楚人念祖崇巫的精神。“皇览揆”二句，旧注“皇”为“皇考”的省称，从者如云，恐非是。王泗原《楚辞校释》说：“既以为皇考，是父，则上面的皇是称美的词而无实义，那皇就不能有父义。皇作父讲，古籍中无其例。”又说：“初度也不是始生或生日。近人才叫几十生日，为几十初度，是说初度几十岁，初度必须连在年岁下面。没有单说初度的。从语法看，名与字是同时命的。既有字，则这个锡名不是出生的命名。从语法上看，‘嘉名’的‘名’包括下文的名与字。‘嘉名’的‘嘉’，即仪礼士冠礼字辞说‘爰字孔嘉’的‘嘉’。古人冠才命字，见仪礼士冠礼附冠义及礼记冠义。既说‘字余’，则锡名是冠时锡的。肇即说文户部的肁，作始讲。说肇锡，可见这个名字不是出生即命的，到某时(初冠时)才命的。名余与字余并说，可见古俗，至少在楚国，于冠时不但加字，并且更名。”“从语法看，‘览揆’与‘锡’都是‘皇’的动词，锡名的就是这个皇。”“冠礼本应有宗人参加，以屈原的三闾门第，又是功臣之后，宗人中的高贵人物本来会到场的，他的冠礼请的宾是楚国头等高贵人物，最好就只有把楚王请来。”“皇字用作称人的名词只有君的一义，皇览揆的皇只能作君讲。所以只有认皇是称楚王。在那时候，君臣之间尚不像后世的尊卑悬殊。宗人兼功臣子孙的冠礼，国君亲临是不足为骇怪的，况且是做那加冠命字的宾。”王泗原的说法有道理。需要补充的是，屈原极为吉利的生日也是楚王参加其冠礼的一个原因。楚王“名余曰正则”，“字余曰灵均”。正，平也。则，法也。灵，神也，均，调也。言正平可法则者，莫过于天；养物均调者，莫神于地。平以法天，原以法地，楚王希望屈原能成为上能安君，下能养民的“国宝”。使上下各得其宜是巫的本事。楚王的锡名对屈原寄予厚望，同样是崇巫的表现。“纷吾”二句，纷，语首助词，无义。内美，前人有多种解释，王逸说：“内含天地之美气。”陆善经说：“内美谓父教诲之。”吕延济说：“内美，谓忠贞也。”汪瑗说：“内美总言上二章祖、父、家世之美，日月生时之美，所取名字之美，故曰其盛也。”这几种说法都可以在《离骚纂义》中找到。笔者以为，内美就是指屈原“得阴阳之正中”，适合为巫的天生美质。王泗原说：“修，形容词，作长、高、远讲”，“能，名词，是才能。”此说可取，诗的主人公不但珍惜先天的“内美”，更重视后天的“修能”。但应说明，这里“修能”的目标是国宝级的大巫。这点我们可以从《楚辞》所反映出来的广博深邃的天文地理知识体会到。

    总之，作为“楚之同姓”的诗人屈原在《离骚》开篇首节表达出浓厚的念祖崇巫思想。这种思想，既是诗人日后存君兴国，变法图强的精神原动力，又是铸就诗人悲剧人生的思想根源，也为我们理解为什么诗人屡屡声明以彭咸为榜样，提供了一条思路。

    关于彭咸，学术界有两人说和一人说。王闿运说：“彭，老彭；咸，巫咸。殷臣传道德者。”顾颉刚、姜亮夫都赞同这种说法。汪瑗作《彭咸辩》，说：“盖尝读太史公《世家》有曰彭祖者，乃帝高阳玄孙，陆终之第三子也。虞翻注曰：‘彭祖名翦，封于彭城，为彭姓。’《神仙传》云：‘彭祖者，殷贤大夫也。姓籛名铿。’《系本》亦云籛铿，是为彭祖。又按《大载礼·虞德篇》有商老彭之语，包氏注曰：‘商贤大夫。’”《论语·述而篇》有窃比老彭之语，朱子注亦曰：‘商贤大夫。’考其德而论其世，稽其姓而辩其名，则曰彭咸、曰彭铿、曰彭翦、曰彭祖、曰老彭、曰籛铿，其实为一人也明矣。或者问曰，史传以为铿，而《离骚》以为咸，何也？瑗曰：铿与咸声相近而误也。或者曰，然则又以为名翦，何也？岂亦声相近而误也？曰：然。盖籛字旧俱音作翦，而王翦之翦，又有音作笺者，是古人语有缓急之殊，故读有平仄之异耳。虞翻因以彭为姓，而误以籛作名，又转籛作翦也。如廉颇之颇，本上声，亦有读作平声者。如《神仙传》韩终，《楚辞·远游篇》亦作韩众也。是咸也，铿也，翦也，其实一也。”

    比较两说，我以为汪瑗的说法更有根据。俞樾说：“《山海经·大荒西经》言巫咸，又言巫彭，《海内西经》言巫彭，不言巫咸，疑本一人。巫者，其官也；系氏言之曰巫彭，系名言之曰巫咸耳。”此说可谓独具慧眼。历史上确有彭咸，即巫咸这个人，见于《尚书》。《书序》有“伊陟赞于巫咸”，马融注：“巫，男巫也。名咸，殷之巫也。”巫咸是商太戊帝的国师，始创用筮占卜，发明牵星术。《史记·封禅书》说：“伊陟赞巫咸，巫咸之兴自此始。”《索隐》云：“盖太史公以巫咸是殷臣，以巫接神事，太戊使禳桑谷之灾，所以伊陟赞巫咸，故云巫咸之兴自此始也。”巫咸是见于史书记载最早的巫。巫咸姓彭，是屈原的远祖。《离骚》中屡屡致意彭咸，以彭咸为效法的榜样，依然是念祖崇巫思想的反映。

    王逸的《楚辞章句》是现存最早的《楚辞》注本。该书说彭咸“自投水而死”，确实缺乏根据，可是影响很大。至今研究《楚辞》者，信此说者不少。《离骚》结尾说：“吾将从彭咸之所居”。金开诚《楚辞选注》的解释是：“我将追随彭咸，投水死去。”李山《楚辞选译》注释“从彭咸之所居，即投水自杀。”然而此说难以令人置信。公元前313年，屈原遭谗被疏，赋《离骚》。公元前299年，屈原曾谏楚怀王勿赴武关与秦昭王会盟。怀王不听，结果被秦扣留。楚顷襄王立，屈原尚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屈子从赋《离骚》至公元前278年殉国投汩罗，其间相距三十余年。哪有如此之早，已定死志，且必投水而亡的道理？我以为，“从彭咸之所居”的“居”，当作“居处”解。北宋贤臣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是古代散文名篇。范氏在《岳阳楼记》中说：“予尝求古仁人之心”，“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屈原被放逐后，作《思美人》，思念楚怀王，希望他能幡然改悔。这不正是“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吗？岳阳古属楚国，汩罗江就在其附近。范氏所求的“古仁人之心”，肯定包括屈原。这应该是“从彭咸之居”的最好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