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耳语者　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出版

    读书报记者康慨报道英国的俄苏历史学家奥兰多·费吉斯（OrlandoFiges）所著口述史名作《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The Whisperers:PrivateLifeinStalin’sRussia）已经出版，不日即可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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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俊杰汉译、许知远作序的《耳语者》收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理想国译丛。丛书标志是灰色封面上一个斗大的黑色M。

    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教授费吉斯与俄国著名的记忆协会合作，完成了数百人的采访报告，在此基础上写成七百四十页的《耳语者》。2007年出版时，获誉为迄今关于斯大林时代个人和情感生活，以及信仰和家庭关系之最为详尽的记录。如果这个评价成立，那么很有可能，今后再难有其他同类史著出其右，盖因天年有限，寿数有期，越来越多的过来人成了过世者。

    书名“耳语者”有两层含义，一是恐惧于隔墙有耳而窃窃低语的人，二是偷偷摸摸向专政机关告密的人。“其时，整个苏维埃社会全由耳语者们组成，或是第一种，或是第二种。”费吉斯写道。

    书中对斯大林时代的许多作家也多有记述，如西蒙诺夫、曼德尔施塔姆和普里什文。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对书中的数百幅历史图片，中文版的印前处理与印成质量令人动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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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底，乌克兰俄语小说家安德烈·库尔科夫在英国《新政治家》杂志撰文，盛赞《耳语者》“是献给苏联人民的最好的文学丰碑之一，堪与《古拉格群岛》和沙拉莫夫的散文比肩”。

    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早有汉译，瓦尔拉姆·沙拉莫夫（ВарламШаламов）的作品则仅得选刊。2001年初，刘季星和吴嘉祐选译的沙著《科雷马故事》发表于《世界文学》，并附作者小传，述及沙拉莫夫在科雷马劳改营度过的二十年没有自由的岁月。

    “《科雷马故事》由数十个短篇组成，写的全部是沙拉莫夫在科雷马的‘大墙生活’。”吴嘉祐介绍说，“这是些不同于传统短篇的‘新型散文’。沙拉莫夫认为‘它们是经过痛苦陶冶的、类似文献的散文’，其特点就是作者的绝对真诚。作家说过：小说中的‘每一个故事，它的每一个句子，都是在空无一人的房间里呼喊而出的。我写作时总是在跟自己讲话。我呼喊、叫骂、哭泣。泪水不住地流。只能在写完或部分写完故事时才擦去眼泪’。”

    沙拉莫夫毕竟是幸运的，死前还可以说出遭受过的痛苦。更多的人只能强迫自己遗忘。

    在《耳语者》中，费吉斯也多次引用沙拉莫夫的回忆。比如：“斯大林的大多数受害者遭受威胁，被迫沉寂，坚忍地压抑自己伤痕累累的记忆和情感。瓦尔拉姆·沙拉莫夫在《科雷马故事》中写道：‘人们用遗忘的本事来谋求生存。’”

    《耳语者》说：“精神病学认为，开口说话对创伤的受害者颇有疗效，而受到压抑的情绪只会延续创伤、愤怒和恐惧。沉默持续得越久，这些受害者越有可能觉得自己已被秘而不宣的记忆围困了，压垮了。坚忍可能有助于人们的生存，但也会使他们被动认命。造就一个坚忍、被动已成规范的社会，就是斯大林的持久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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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过多和过深地接触这些回忆，据费吉斯所说，他本人也一度出现了精神健康方面的问题，以至于惹上了大麻烦。

    2010年春，读书报连续报道了费吉斯在亚马逊网站匿名撰写评论、贬损两位同行的作品并引发俄苏史学界空前众怒的事件。败露后，费先生起初嫁祸于妻子，后来受到起诉威胁，方认错，道歉，赔款。

    当事人之一、前牛津大学教员蕾切尔·波隆斯基披露，费吉斯的公关顾问曾电告她，费教授在写作《耳语者》一书时陷入了“非常严重的抑郁”。但波女士认为，即便费教授成了“斯大林的另一个牺牲品”，也无法解释他为何做出了如此不合情理的疯狂举动。

    2007年时，读书报已介绍过新近出版的《耳语者》，两年后亦曾刊文报道俄文版的流产。费吉斯当时表示“强烈怀疑”俄国的阿提克斯出版社之所以取消《耳语者》俄文版出版计划，是受到了“政治压力”，而非出版方自称的“经济原因”。一年后接手的另一家出版社也放弃了此书。

    但2012年5月，美国《民族》周刊发表彼得·雷德韦和斯蒂芬·科恩的调查报道，称两家俄国出版社取消《耳语者》出版的原因均与俄国政府无关，而是在翻译期间对照书中所引采访之俄文原稿时，发现了大量错误和难以解决的疑问，才决定不予出版。比如，书中歪曲了纳塔利娅·丹尼洛娃的家史，并让她说出了记忆协会档案中不存在、但与书名能够建立共鸣的一句话：“其他人如想要表示异议，只得窃窃私语”（中文版267页）；又比如，书中将古拉格囚犯金娜·耶尔松-格罗坚斯卡娅（中译本作狄娜·延尔逊-格罗佐恩卡娅，380页）称为“许多模范犯中的一个”，指她与狱方合作，得小利而求生，但是在费吉斯使用的采访记录中找不到能够证明耶尔松-格罗坚斯卡娅做过模范犯的文字，也未见她得到过任何特殊的优待。一位资深的记忆协会专家据此指出，费吉斯的叙述是“对一位囚犯记忆的直接侮辱”。

    费吉斯随即致函《民族》，否认“借政治烟雾掩盖学术上的作伪”，而将错误归咎于“笔译、口译或来自记忆协会自身的消息源——在一本基于数千份采访和档案文件的书里留下了少量可以确证的错误”。

    《耳语者》的汉译和出版劳苦功高，但了解作者及此书所受到的质疑仍有必要。苏联史料芜杂，据以著作，瑕疵乃至错误在所难免，可待作者日后的修订与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