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记者 舒晋瑜)“鲁迅是一口大钟,小扣则小鸣,大扣则大鸣,”近日在澳门大学举行的鲁迅与百年中国新文化研讨会上,学者杨义认为,他觉得鲁迅研究还存在着不少可以深入开垦的思想、知识、精神文化的园地和土层。就看研究者举起敲钟的槌棒的材质和大小,以及研究者的知识储备和思想能力。
以往的鲁迅研究的显著特点,侧重于思潮,尤其是外来思潮对鲁迅的影响。然而以往即便是谈论鲁迅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也侧重于思潮对这种关系的冲击而产生的变异,就脱离了文化血脉的根本性。有学者提出,应重新认识鲁迅的价值,尤其是他的批判精神。学者田本相认为,最能体现鲁迅现代性的是他的批判精神。冯骥才反对鲁迅的批判精神,他说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来自西方的传教士,他要对鲁迅进行“国民性批判之批判”。海外学者余英时重点攻击的是鲁迅的批判精神,认为鲁迅“没有正面的东西”,“尽是骂这个骂那个”。把鲁迅文体风格骂成是“流氓的风格”,实际不符合事实,也把自己的“风格”亮出来了。
“由于这些攻击性的意见,从反面证明了鲁迅先生的批判精神,也可以说中国的现代性最宝贵的精神遗产。”田本相认为,那些挑战鲁迅的最大的问题,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情绪化倾向。而情绪化是学术研究的大忌。“我以为在历史面前,最需要冷静的、客观的态度。”田本相说。唐弢先生曾经将社会批评作为鲁迅后期杂文的特点,严家炎提到鲁迅的“文明批评”在当代的意义。在田本相看来,无论是鲁迅的社会批评还是文明批评,对于当今都具有典范的价值和现实的价值。今天的社会现实正需要鲁迅这样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