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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4年09月24日 星期三

    卓越的范本

    荆培运 《 中华读书报 》( 2014年09月24日   13 版)

        《左传》曾是长期位居“孙吴兵法”之前的兵学宝典,备受推重。有“杜武库”之称的西晋名将杜预,自号“《左传》癖”;建立汉赵政权的匈奴人刘渊刘曜,均深好《左氏春秋》——放言要“笑谈渴饮匈奴血”的岳飞,在这方面与二刘如出一辙。《左传》,展示了当世完备的战争形态和丰富直观的战争经验,成为中国军事思想的武库和土壤。

        毋庸赘言,《左传》对战争本质的认识是深刻的,它虽然没有明言“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却恰恰是这样理解的:对阵交战,高明的将领无一例外都选择内政“乱”和统治者“不仁”的那支军队下手,屡试不爽。它屡屡借良将名帅之口,表达“无民,孰战”、“无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的民本理念和“止戈为武”、“禁暴戢兵”的和平观点。这些都是十分可贵的,也是它备受推崇的原因之一。但是,更重要的原因:它是历代将帅行军用兵的卓越范本。

        根据《左传》等书可以推断,早在春秋时期或更早,就有兵书如《军志》流传,可惜仅留下只言片语,大部都遗失了。像《左传》这种从文化、政治、外交和军事本身全方位解析战争的典籍,确实是空前的。从军事角度看,它囊括了冷兵器时代除骑战之外的所有战争形态:车战、步战、渡河与城市围攻作战、甚至还有原始的生化战和火象阵,真实生动的战例,让读者看动画一样了解战争的全程。受其影响,它的“门徒”的“作业”中,经常可以看到它提供的范本的影子,无论是“山寨”还是青出于蓝,都无法全脱窠臼。

        项羽破釜沉舟击败章邯,韩信背水列阵大破赵军,王猛破釜弃粮灭亡前燕,这些为人津津乐道的战例,皆可在《左传·文公三年》秦晋之战中找到原型:当时秦军“济河焚舟”,背水求战,吓得晋军不敢迎敌。

        半渡击是兵家取胜妙诀,至今仍是抗登陆作战的关键节点。《左传》记载了两种半渡击,一种是迎战时的半渡击,另一种是追击时的半渡击。泓之战,宋襄公不肯攻击半渡而来的楚军,结果遭到惨败。这个教训被韩信牢记在心,他在与楚将龙且隔水对阵时,预先派兵用沙囊堵住潍水上游,然后带队半渡,攻击龙且;龙且当然也知道半渡击的好处,立即接战;韩信佯败退却,诱使龙且下河追击,同时决堤放水,将敌冲成两截,再回师反扑,杀龙且,歼楚军。柏举之战后,吴军追击楚军至清法水边,将战,吴王阖庐之弟夫概曰:“困兽犹斗,况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败我。若使先济者知免,后者慕之,莫有斗心矣。半济而后可击之。”阖闾从之,大破楚军。东汉末年,公孙瓒大破黄巾军于东光以南,“贼弃其车重数万两,奔走渡河。瓒因其半济薄之,贼复大破。”韩信的半渡击青出于蓝,公孙瓒不过是依样画葫芦。

        声东击西是兵家惯技,韩信偷渡夏阳、曹操佯攻潼关,一向被视为典型;这种战术,吴楚豫章之战时,吴军就已经驾轻就熟了。垓下之战,韩信以中军佯败退却,诱敌前出,然后以左右两翼钳击,中军反扑,击溃项羽;这种战术,楚军在鲁桓公九年与邓军作战时就用过了。鲁定公四年,吴军深入攻楚,楚左司马戍建议正面凭险防御、同时从吴军右翼深远迂回,断敌退路,前后夹击。这套战法,当时未能执行;汉将周亚夫用之,击败七国叛军。战国时齐将田单用火牛阵战胜燕军,吴军入郢时,楚军曾用火象阵来抵抗,未能奏效。顺昌之战,刘錡在颖水上游施放毒药,金兀术的人马吃了苦头;《左传·襄公十四年》:晋国与诸侯联军伐秦,兵渡泾水,“秦人毒泾上流,师人多死。”这是中国最早的原始生化战例。其他如化妆偷袭、深夜斫营、预设伏击、毁军诱敌、假途灭虢、先声夺人、避实击虚、集众击寡、外交折冲等战法,花样百出,栩栩如生,两千年咀嚼回味,未尽其妙。

        更有意思的是,《左传》实际上预示了《孙子》的产生地域。

        从本质上讲,《左传》的作者是欣赏古典兵法的贵族文化特质的。这表现在,一方面,他嘲笑宋襄公之流“不鼓不成列”的迂腐举动,另一方面,又不由自主地用大量笔墨描写那些对阵的礼仪,表现双方将帅的勇力文雅高贵和作为贵族标识的规则意识。齐鲁郑卫晋楚进行车战时,这样的花絮是很多的,也是作者津津乐道的。这表明,在贵族文化传统深厚的中原诸国和力趋中原文化的楚国,军事变革受到文化环境的强力抑制,保守的因素过多,成功的前景遥远。而在南方的吴越,首先其水网地形环境就迫使传统的车战必须演变为更加机动灵活的作战样式;更为重要的是,尽管吴越一再宣称是周室后裔、夏禹传人,实际上他们对自己的定位却是蛮夷,没有也不讲究古典贵族文化的规则意识与悲悯情怀。唯有他们,才能毫无包袱地“兵行敌之所不敢行”“事兴敌之所羞为”(商鞅的名言),采用诡诈甚至“下流”的战术。从频繁扰边到战场偷袭到攻入郢都,吴军对楚军无所不用其极,什么“不加丧、不因凶”,什么“争义不争利”、“又能舍服”,这些古训全被扔进垃圾堆。越人对吴人,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两军对阵,竟然用死囚排队抹脖子的奇观扰乱吴军的注意力,以此取胜;它特意选择吴国严重灾荒时节进攻,灭了吴国。看起来,齐鲁郑卫等就像古希腊的雅典,当兵的贵族子弟受过良好的教育,诗书射御样样通晓,武艺仅仅是其文化涵养的一个固定组成部分,它也必须体现文化涵养,有如欧洲中世纪的骑士,要遵循许许多多的规则去战斗。吴越则像古希腊的斯巴达,它的战士骁勇好斗,却不以投机杀戮为耻——这种文化环境和战争实践能够产生的只能是《孙子》这种以诡诈计谋为灵魂的兵法,而决不可能是讲究规则意识和悲悯情怀的贵族训令。《左传》没有提及孙子,但据《史记》记载,吴王阖庐即位九年,正是孙子和伍子胥为阖闾制订了联合唐蔡进攻楚国的作战计划,并作为主将指挥吴军五战五捷攻入楚都。此后,孙子便不知去向。合乎逻辑的推断是,虽然《史记》称阖闾见“十三篇”在孙子为将之初,实际情况是,《孙子》是孙武长期受吴越迥异于中原的地理、文化环境与战争实践影响的结晶,而它的问世,又进一步推动了实践,并由此定格了它的文化实质:去贵族化的市井产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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