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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那些年是我后来写作的基础，一切都是在中国开始的。我的写作角度是在涪陵形成的，在涪陵的那段经历改变了我的思想和看问题的方式。
“写作是一只锚。”这是美国作家彼得·海斯勒（中文名：何伟）在《奇石》“前言”中的一个比喻，这些年他的采访和写作状态正像一艘几番抛锚停靠又重新启航的船，而《奇石》中那些他写于2000年到2012年间的非虚构短篇可算是航程中的收获。这本书的中文简体版收入24个短篇，所涉地域从中国到美国、日本、尼泊尔——有两篇文章则是他取材自埃及开罗的近作，目前他和妻子张彤禾（非虚构写作者，著有《打工女孩》）、一对双胞胎女儿就生活在开罗。
采写《奇石》中那些短篇的12年里，何伟去过中国很多地方，先后用英文写出《江城》、《甲骨文》和《寻路中国》这三部关于中国的非虚构作品，在英美读者中渐具影响，也得到美国若干非虚构写作图书奖项的肯定。有些无心插柳意味的是，这些原本写给美国读者看的书，被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甲骨文》为台湾出版的繁体版）后，在中国读者中产生强烈反响，何伟成了非虚构写作者中的热门作家。他从最近在京沪两地的几场活动中感受到了这种热度——几乎每一场活动都人满为患，现场读者互动踊跃，签售时则欲罢不能。
日前，本报记者在北京采访了何伟。距上次采访他已过去三年多，听起来他的汉语流利程度并不像他之前表示的那么悲观。他相当怀念当年在中国的生活，尤其是在涪陵的日子，他对中国的现实不乏了解，对中国话题仍有莫大热情，甚至对于某些意味深长、暗藏玄机的段子和笑料也能完全明白，我几乎忘记他是个美国人。采访过程中，不止一次他对我提到的某个词或者某件事情产生兴趣，拿出本子，一边问我一边记录，角色颠倒过来。说起重返中国的计划，特别是说到两个女儿，何伟掏出手机秀了一下女儿们的照片。
读书报：上次见到你，《寻路中国》在中国出版不久，而这次从北京到上海，你应该能感受到中国读者的热情，这在你的意料之中吗？
何伟：还是挺惊讶的。《寻路中国》在中国刚出版的时候，我以为中国读者对这样一本外国作者写的书不会太感兴趣。这几年我都在埃及，但我会用其他方式和中国读者联系，我也了解到我的书在中国的读者不少。不止普通读者，也有不少中国的媒体记者和作家对我的书感兴趣。这是我写作时没有设想过的目标。
我听说现在中国的非虚构写作者也比以前多了，我很想鼓励他们。
读书报：你想过为什么你的作品在中国这么受欢迎吗？
何伟：我觉得不是我的写作有什么特别，而是今天的中国读者对自己的国家和所处的社会更有反思精神，能够接受外来者对中国的看法。中国的改革开放进行到现在，对中国社会的改变很大，但还是有很多地方需要更进一步，而很多中国人往往不知道下一步该怎样走，未来在哪儿。实际上这不是我能回答的问题，我只是个中国社会的观察者。不过，我的书引起中国读者的反思是好事，我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很少碰到这样的反思。
读书报：你去过世界上很多地方也写过很多地方的故事，而中国无疑是你非虚构写作的起点，这个起点对你后来的写作有何影响？
何伟：在中国的那些年是我后来写作的基础，一切都是在中国开始的。我的写作角度是在涪陵形成的，在涪陵的那段经历改变了我的思想和看问题的方式。
读书报：《奇石》“前言”中，你回忆起小时候，身为社会学家的父亲常常要你随机观察一个人，观察对方的言谈举止，猜他的职业和来处，这些“训练”对你后来从事新闻写作很有帮助吧？
何伟：当然有影响，但不是具体的影响。我从事写作，后来选择去中国，都与此无关。我的父母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们考虑问题的方式、对待工作的态度以及责任感可能影响到我。
读书报：《奇石》中收入的都是短篇，但因为文章涉及的地域以及写作的时间跨度，反而能在某种程度上呈现你这些年的写作状态，你是如何从你所写的文章中选出《奇石》中的篇目的？
何伟：《奇石》中有我写中国的文章，也有我写美国、日本、埃及的文章，这表示我不止在中国生活和采访过。当年我离开中国，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如果在一个地方太久的话，美国的编辑和读者们就会觉得，哦，你就是专门写中国的，不能写别的题材了。而我想证明我不仅能写关于中国的文章，也可以写写其他国家的文章。我写美国，角度和方法也是一样的，我依然是个观察者。当然因为我在国外待了有二十年，所以我看问题的角度可能和普通美国人不太一样。
读书报：从《奇石》收入的文章中能够看出来，你初期的写作，比如那篇写中国广东饮食的《野味》，是比较有故事性的，甚至有点猎奇成分。而近期所写的《广场上的清真寺》、《阿拉伯之夏》等就更带有思辨色彩，这是你写作过程中自然发展的变化？
何伟：这可能跟我所写的题材有关。书中那两篇写埃及的文章都是关于政治事件的，并不是在讲故事。我刚写完一篇关于一位埃及的垃圾清理工的文章，就跟讲故事一样。所以用什么样的方式写，关键得看我要写什么。
读书报：在埃及这几年，你觉得那里是不是从事非虚构写作的好地方？
何伟：是好地方，特别是这两年，那里发生了好多事情，有些事情在我去埃及之前也没有想到过。他们的政治变化和普通人的思想转变以及日常生活都是挺有意思的题材，还有他们的古代历史也是我感兴趣的。这些要是交织在一起写出来，好丰富啊。我现在准备写一本关于埃及的书，要把这几部分都写在一起，结构和难度估计像《甲骨文》那样。
读书报：在埃及和当年在涪陵有什么不同？埃及有很多可写的，但操作起来容易吗？
何伟：在埃及（采访和写作）肯定要比涪陵困难。一个原因是我有两个小孩要照顾，第二个原因是埃及的政治问题挺大的，暴力事件也不少，这些对从事我这样的工作当然有影响。在涪陵，我的生活特别稳定，很简单。但在埃及很复杂，采访很多人，要他们说说关于政变啊什么的挺不容易的。
埃及人面对我倒是感觉司空见惯，他们从古至今的历史都是比较开放的，有很多外来者。在开罗街上，人们不会觉得我有什么特别，有时他们甚至以为我是埃及人。而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是个相当封闭的国家，当年我初到涪陵时压力很大，在街上总有当地人围着我，问一些我不知怎么回答的问题。我那时候也听不懂当地话，我一回答他们就会笑我。不过，在涪陵两年之后我差不多就能听得懂四川话了。在埃及我也在学他们的语言，不过没有在涪陵学中文学得快。其实我觉得阿拉伯语没有汉语难，但我在埃及没有那么多时间，在涪陵我经常去到一个地方可以坐四五个小时，跟本地人聊天，在埃及不可能。
读书报：在你关于中国的三本书中，最后完成的《寻路中国》在中国最先出版，之后《甲骨文》出了台湾版，《江城》也在中国出版。感觉上，《江城》投射了你很多个人经历和情感，《甲骨文》的题材和结构很有野心，《寻路中国》从文本上看是你最成熟的写作。今天回过头去看，对非虚构写作来说，你是否觉得写《江城》时那样动感情是不应提倡的？
何伟：在涪陵那几年，我的性格改变了很多。最初我是个百分之百什么都不懂的外国人，后来我学会了当地语言，能和当地人交流。写完《江城》之后，我觉得自己的性格更加沉稳，写《甲骨文》和《寻路中国》的时候我就提醒自己不能过多写我个人，那没有太大的意思。我应该重视我观察的世界和我观察的人，那些才是最重要的。
读书报：你说在准备写一部关于埃及的书，像《甲骨文》那样的结构和难度的，在“中国三部曲”中，你更认同《甲骨文》那样的写作？
何伟：我不能说我所写的三本关于中国的书哪一部是我最喜欢的，各有各的特色，各有各的好。但在写埃及的时候，我觉得《甲骨文》那样的写法是合适的，比较自然。我去埃及的时候也没这么想过，但过了两年，接触了一些当地的政治人物，结识了一些考古学家，我就觉得我应该写这样的书。
读书报：关注外部世界，也乐意接受新地方和新题材的挑战，有没有可能关注你身边的人和事，给两个女儿写一本书？
何伟：目前还是写埃及的故事更重要，也许等我老了以后会写写自己的生活吧。我认为在非虚构写作中，特别是比较年轻的非虚构作者，不要写太多自己的生活。在美国，如果一个年轻的作者就开始写回忆录，那他以后写什么都成了回忆录。我们一家现在在埃及，也许过两三年我们会到中国，在中国待上五六年，写写东西。等到孩子们差不多上初二初三的时候，我想带她们回美国。那时我可能要写回忆录了，哈哈。
读书报：当小说家曾是你的理想，这个理想目前“作废”了吧？
何伟：实际上，小时候我的这个小说家的梦想不太具体，那时我从未想过有朝一日可以给《纽约客》写文章。我不想写小说，现在非虚构写作对我来说更适合，我从二十三四岁开始就发现自己对非虚构更感兴趣。这样的选择很简单，以后可能有改变？不知道。但我觉得，可能不会改变了。对我来说，虚构和非虚构的地位是一致的，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写出好东西。
读书报：你像个“世界公民”，似乎可以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采访和写作，这样的心态其实对于你的写作是件好事？
何伟：我想，这是美国文化的一部分，因为美国是个移民国家，大家都没有“老家”的概念。好比我的两个女儿，我可以认为她们的老家是“涪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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