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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4年09月17日 星期三

    《檐下听雨》是《文汇报》著名记者唐斯复女士新近出版的散文集。写于她结束记者生涯之后,多为沉淀的记忆和情感。信手拈来,全然是自我心境的描绘。在巨细靡遗的文字背后,仿佛可以窥见一个时代,一种强悍的生命力量。

    为英若诚喝彩

    《 中华读书报 》( 2014年09月17日   16 版)

        英若诚的舞台落幕了,2003年12月28日凌晨,他74年的人生戏剧永远终结。他塑造了表演艺术家、导演、翻译家、文化使者、文化部长等诸多形象,经历了充满戏剧性的大起大落,他活得堪称精彩!在戏剧舞台和银幕上,他塑造的诸多艺术形象熠熠生辉,从北京走向世界,赢得外国人为中国艺术家喝彩!他为人、为友,令人铭记。

     

        英若诚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演员,在剧院黄金时代的艺术家行列中,他渊博的学识使他在同行中独具个性。20世纪60年代初期,我刚走出校门,在剧院演戏,小字辈演“小字辈”,对这些演员老师们,都是仰视的。第一次见到英若诚是个背影,他虎背熊腰,骑着辆半旧的轻便自行车,深蓝的,和他穿的上衣一个颜色。他双手捏闸,停在路边上,右脚踩着马路沿子,跟人聊天,聊个没完。“这是英若诚,大伙管他叫‘英大学问’。你瞧,话匣子又打开了吧。”演员金雅琴如此向我介绍。

     

        英若诚是名门之后,祖父英敛之是《大公报》创始人,父亲英千里是大学问家,他自幼却淘气得邪乎。父亲把他送到天津一所教会学校读小学,回北京时一口流利的英语,用英语骂人比外国孩子还“溜”儿。用今天的词形容,英若诚的父辈见他这副模样,真是跌掉了眼镜。后来,他顺理成章地进了清华大学英国文学系。即将毕业时,英若诚携未婚妻吴世良辍学,投奔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立志当演员。初入剧院他演戏怎么也开不了窍,无奈,院领导把他安排到图书馆做个管理员。至今,剧院图书馆的书籍管理系统,仍沿袭英若诚当年的规划。他努力学习,蓄势待发,终于,机会来了——剧院请一位前苏联导演来排高尔基名剧《布加乔夫和他周围的人们》,英若诚争取到扮演一个小角色。排演从做小品开始,剧情规定是个严寒的夜晚,英若诚上场后直奔焰火熊熊的壁炉,令人想不到的是他不烤手脚,而是转过身来烤屁股。外请导演喜不自禁地高呼:好,能干!就这样,英若诚从图书馆走到了舞台中央,扮演话剧《龙须沟》里的茶馆掌柜,《骆驼祥子》里的刘四爷,《茶馆》里的刘麻子、《雷雨》里的鲁贵,《智者千虑必有一失》里的法官,电影《白求恩大夫》里的童翻译等。

     

        “文化大革命”爆发,一夜之间,舞台上的名演员成了阶下囚。英若诚为什么被关押三年多,至今也没人能说清楚。事后,我问他:当时紧张吗?英若诚讲话中气很足,语速缓慢:“人到了那个时候,相信自己。第一天夜里,我把鞋卷在脱下来的长裤里当枕头,沉沉地睡了一大觉。”他的夫人吴世良比他关押的时间还要长,原由又是说不清楚。

     

        英若诚回到被砸烂的家里,首先找到一张幸免于难的唱片,摆弄好唱机,铿锵的乐声响了起来。听着音乐,他自己动手,重整家园,一排排书架是用竹竿做的,因为当年木头很金贵。1982年我成为《文汇报》驻京记者,走进前厂胡同10号“英家门楼”时,看到的是一个整齐的小院落、温馨的家,受到好客的女主人用棒碴儿粥、大白馒头夹酱肉的款待。这一家人几乎都是劫后逢生,但是,看不到灾难留下的阴影。小外孙子睡醒了,扯着嗓子喊:“英若诚!英若诚!”那时英若诚的母亲健在,轻声喝斥着:“没大没小,叫外公。”小孩仍旧呼叫着“英若诚!”他是要外公趴到床上给他当马骑。两个孙子(儿子英达的孩子)也都是在他身边长大的,他注视他们的目光,那叫舔犊情深。

     

        改革开放,英若诚被推上国际舞台。最早派出的文化代表团访问英国,曹禺是团长,英若诚随行。在莎士比亚故乡与剧团成员见面时,英国同行提出:中国人也知道莎士比亚?!语气里有蔑视,也有隔阂。曹禺用目光向英若诚示意,只见英若诚慢慢站起身来,用英语娓娓朗读了一首莎士比亚十四行抒情诗。英国人惊愕不已,这一瞬间,中国的形象在他们心目中改变了。意大利人制作的大影片《马可·波罗》在中国拍摄,要选一位能说英语的中国演员扮演“忽必烈”。那时,英若诚正在北京电影制片厂《知音》剧组演“袁世凯”,厂长介绍意大利制片人与他见面,交谈三言两语,制片人当场拍板:忽必烈就是您!当他从衣袋里拿出朋友推荐的字条,上面写的也是:英若诚。英若诚拍摄的第一场戏是“马可·波罗”晋见“忽必烈”,这场长镜头戏等于是对他的考试,全剧组围观,包括几位世界著名的大明星。英若诚的皇家气度、充分的准备、漂亮的语言,整场戏一气呵成,博得全场热烈掌声。同名电视剧一起诞生。由此,中国人第一次在意大利荣获影视表演最高奖“银猫奖”,他和妻子应邀坐上古典马车,在观众欢呼声中巡游罗马。

     

        之后,英若诚又在影片《末代皇帝》中扮演重要角色,我去拍摄现场采访,看到现场有三辆豪华的房车,导演、主演尊龙各一辆,再就是英若诚专用的,我为中国人被尊敬而高兴。

     

        英若诚出访过很多国家,是出色的文化使者。促成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和英国人合作,排演莎士比亚的《请君入瓮》。在美国,他以访问学者的身份讲课、排戏,为美国人导演曹禺的《家》,并与黄宗江用英语合演《十五贯》片段。因为英若诚的魅力和能力,才有日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与美国阿瑟·米勒合作排演《推销员之死》,与赫顿合作排演《哗变》,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盛事。英若诚担任剧本翻译和联合导演,他用艺术实践阐述剧本翻译的个人宗旨:“中国人演外国戏,一定要说活生生的中国人的话。”有趣的是,一句中文不懂的阿瑟·米勒看过英氏译本,觉得自己会中文了,因为,看似很中国化的翻译,却是极其严格地中英文对照。一天,阿瑟·米勒感冒了,眼泪鼻涕止不住;一旁,英若诚“喷嚏”连连;朱琳遭遇两面夹攻有意见了,嘟嘟囔囔地;阿瑟·米勒提醒“他这是在给我做翻译呢。”“对,翻译就是重复!”观察英若诚在排练场与外国人一起工作,从容、机智、谈笑风生、游刃有余,同样精彩。

     

        忽然传出消息:英若诚被任命为文化部副部长了。我赶到他家探听虚实——是真的。英若诚担忧离开戏剧第一线,被架空起来,两眼一抹黑。“这好办,我告诉您消息,您接受我采访。”在他家门口,他伸出右手跟我“三击掌”,一言为定。不几天,他首先履行诺言。1986年文化部奉命主办“中国艺术节”,这是文化界的大事,英若诚第一时间接受文汇报驻京记者独家采访。他衣冠楚楚,身后跟着一位提公事皮包的秘书,我跟在秘书身后,三人一队齐步走——我忍不住偷偷地笑。坐定后,英副部长正襟危坐、严肃地发表讲话:感谢文汇报刊登的一篇“言论”,给我们重要的提醒。舆论推动了国家文化部主办中国艺术节的决定,那是综合性的全民的艺术节日。中国艺术节的活动持续至今。

     

        有人说英若诚做部长没什么发挥。我倒认为他还是有建树的。他上任不久便公开提出:“小政府,大社会”的观点,意思是要调动社会力量办文化,这在20年前是很有新意、很超前的观点,公开提倡是要有胆量的。1988年我参加上海戏剧界几员大将打破院团界线、自由组合的剧组,排演美国奥尼尔名剧《悲悼》。这是全国第一个社会化剧组,观念上、体制上、做法上都有所改变,颇有“小政府,大社会”的意思。当然,强大的因循守旧的社会观念,必会使剧组的工作难免内外交困,我是“统筹”,得想解决的办法。正好文化部王蒙部长在上海,我想请他到排练场鼓励大家。只知道他住在锦江饭店,我打电话问市文化局办公室部长的房间号,对方回答:为了首长安全,不能告诉你,你既然认识部长,那就回北京再联系。我到北京去文化部,将上海遭遇学给英部长听,他说你立马再去上海,我有个外事活动也会去。第二天我在报社理发室,有电话找我,是文化局办公室打来的,对方说:英部长到上海了,他让我们通知你,明天上午他到文化局听工作汇报,然后,所有在上海的日程由你安排。听声音,就是上一次拒绝我的那一位。我组织了一个关于社会力量支持文化的座谈会,将《悲悼》剧组成员、记者同行、以及赞助单位负责人,邀请到场。讨论英部长提出的三个问题:你们为什么会乐意支持剧组?实践证明值得支持吗?以后再有这样的需要你们还会支持吗?交谈很是活跃。就在会后的餐叙时,他对我说:于是之从没有在上海的舞台上站过,他想来演戏,你帮他一把,我看你行。剧院会相信我吗?他回到北京立即对剧院领导说:相信唐斯复,她能把事情办好。于是才有了1988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时隔27年之后的第二次上海之行(前一次在1962年)。很快,《天下第一楼》、《哗变》、《狗儿爷涅盘》剧组的原班人马都回剧院排练了,惟独调动不了英若诚,他已离开剧院,让我去做工作。在他的办公室,他双手拍着满桌的文件:“我去不了!”可是,演《推销员之死》和《茶馆》没有他怎么行?!我急中生智:“文件可以由秘书处理。现任的文化部长给老百姓演戏,过去没有,以后也难有,您失去这个机会,后悔一辈子。”他抬起眼睛盯着我:“你这么想?”我说:“是”。他深深地吸一口气:好,跟你演戏去!

     

        部长卸任,他又回到舞台,有的是事情要做。不料,在他导演的萧伯纳剧作《芭芭拉上校》演出后台,他鼻子突然大量喷血。夜间,又喷一次,急诊送进协和医院。我闻讯赶去看他,说话间,又喷起血来,似泉涌,极其恐怖。身体时好时坏3年,1994年虎背熊腰的英若诚彻底病倒了,开始了与病床相伴的日日夜夜。就这样,他还翻译了一组剧本,英文译中文的有《推销员之死》《哗变》《请君入瓮》《巴巴拉上校》,中文译英文的有《茶馆》《家》《狗儿爷涅槃》。

     

        最后一次去看他,据说是他最后清醒的时刻。他双目盯着天花板。您想什么呢?我轻声问。“溥仪是很难受的,他一辈子净做不愿意做的事情。”英若诚是在联想自己不情愿9年被疾病所困?还是想到父亲英千里离乡背井50年孤寂地在台湾去世?是为生养7个子女的母亲生前都没能到丈夫坟前上柱香而悲哀?夫人1987年英年早逝没赶上过好日子?他对所有悲哀的表现只是一声叹息,重重的一声叹息。写到此,眼前忽然出现英若诚在病房中的一次兴高采烈:“现在医学发达了,人可以活到150岁!”那天我离开的时候,他以绅士的礼节吻了我的手。病入膏肓的英若诚,乐观地渴望生命,依然精彩!

     

        英若诚走了,他跟人聊完了,话匣子关上了,骑上他那辆半旧的深蓝色自行车,依旧虎背熊腰,扬起手告别——定格在银幕上,造型在一束追光中。

     

        (本文摘自《檐下听雨》,唐斯复/著,文汇出版社2014年8月第一版,定价:4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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