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头号诗人赫里特·高文纳尔去世

    读书报记者康慨报道战后最伟大的荷兰语诗人赫里特·高文纳尔（GerritKouwenaar）9月4日在阿姆斯特丹家中去世，享年91岁。

    他被尊称为“荷兰诗歌的老太爷”、以19世纪风格的一字胡（有时变成八字胡）、黑框眼镜和罕有笑容的表情为人熟知，乃五十年代实验派诗歌运动中最有影响的诗人，最初只被一小撮行家奉为大师，只是在1970年获得著名的霍夫特奖（PCHooft-prijs）之后，方声名日隆，被广泛视作自为诗歌或独行诗歌的教父，对许多荷兰诗人有重要影响。从某种程度上说，如果没有高文纳尔，当代荷语诗歌的历史或将大为不同。

    1989年，他又获得了荷兰文学奖。

    多年以来，他和已故的小说家哈里·穆里施（HarryMulisch，1927-2010）一道，曾是最有希望赢得诺贝尔奖的两个荷兰人。

    “五十年代诗人群的所谓联系是一种幻想。”高文纳尔说过，“我的诗除了它自己，不代表任何东西。”

    柯雷（MaghielvanCrevel）、马高明和古碧玲合作编选、翻译的《荷兰现代诗选》一书中，收入了高文纳尔的十一首诗作。“他认为诗不应该过度装饰，不应该表达感情或其他任何东西，诗应该本身就是一种事物。”书中写道。

    年复一年，高文纳尔的诗不断做着减法，变得越来越纯粹，越来越无关现实，也越来越剥离了感情，只是“语言制成的物事”。

    在荷兰文学基金会介绍高文纳尔的文章中，他认为诗只由词构成，而非思想、情感或任何别的东西。诗不必反映现实，诗本身就是现实，可以自在与自为。“这/不再是您的财产了，主人。”他这样告诉自己。

    “高文纳尔是个非常好的诗人，我真心喜欢他的作品。”最早向读书报记者通报高文纳尔死讯的荷兰小说家埃扎德·米克（EdzardMik）本周一说，“可也许我太焦躁不安了，以至于无法吸纳他让时间停摆、让死亡中止的专注，读过他一些精彩绝伦的诗作之后，我老想砸东西，打人也行。”

    高文纳尔的诗歌形同谋杀，让事物中止，以此逃脱死亡（完全的停止）。“我切开一个词的喉咙。”他在诗集《解剖/匿名》（autopsie/anoniem，1965）的开篇写道，而这就像“永恒与无常的渗透”。

    汉学家与曹雪芹、钱鍾书和韩少功的荷文译者林恪（MarkLeenhouts）提醒读书报记者注意高文纳尔2002年的诗集《全白色的房间》（Totaalwittekamer）。康慨据劳埃德·哈夫特（LloydHaft）的英译稿转译其中一首《快乐的童年》如下：

    你可曾忘记给父亲的钟上紧发条？是的，我忘了忘掉我父亲的时间

    你可曾戴上草帽、眼罩、立领？不，我表演了一首诗，金箔中的夏日

    你可曾把最后的双唇写成文字？是的，我从泥污的玫瑰认出了一吻

    你可曾走过需要修剪的高草？不，我仍然站在无人播种的草地——

    再引一首《人还得要》，柯雷、马高明和古碧玲译——诗中也有能让时间停顿的父亲的钟表：

    人还得要数自己的寒暑，下自己的判断，还得要下自己的冬雪

    还得要在黑夜来问路之前买东西：地下室的黑蜡烛

    还得要鼓吹儿子们的勇气，给女儿们订做盔甲，教冰水沸腾

    还得给摄影师指出血泊戒掉自己的房子，换上新色带

    还得要挖穴给一只蝴蝶拿此刻换父亲的手表——

    1923年8月9日，赫里特·高文纳尔生于阿姆斯特丹，德军占领荷兰期间，他参加了抵抗运动。

    除诗歌创作外，他还写有三部长篇小说，并翻译了布莱希特、歌德、席勒、萨特和迪伦马特等人的大量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