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言片语忆当年

    1996年3月，我来到《中华读书报》实习。以后的若干年，跟随着充盈着思想与智慧的同事、作者、读者，我学会了怎样为人，怎样为文。

    在读书报，老师们都是复合型人才，采编合一，编辑们难免有忙不过来的时候，时任《中华读书报》总编辑的梁刚建先生慧眼识我这棵朽木，让我帮助做一些编辑方面的事。怎样画版，怎样校对，怎样改题目，怎样核实文章内容，怎样和作者联系，怎样回复读者的信件，甚至怎样和电脑车间、校对室联系，都是在读书报的各位老师帮助下学会的。尤其是梁老师，不仅在新闻业务上对我们这些实习的学生进行指导，还教我们一些给上级行文、给读者回信、接听电话等方面的知识。说实在的，大学是学了不少理论，梁老师教的这些东西套用今天的时髦用语就是“公关礼仪”基本知识，也是公司形象之一。读书报在读者心目中的崇高地位，相信和这一点也大有关系。可惜那时的我们，及至今天的大学生好象都不太懂得这些事情的重要性。

    编辑就得和作者打交道。社外作者，无论大小，无论有名无名，一样地教会了我很多。

    我曾看过王小琪老师采访张岱年先生的文章，说张先生房子比较小。1998年我去张先生家拿一篇稿子，没想到他老人家的公寓比我想象的还要小。如果没记错，是两室一厅，那厅也就不到10平米的样子，和现今流行的大厅不可同日而语。再加上到处是书、报，只有狭小的活动空间。张先生须发皆白，脸上的微笑让我觉得这小房间里充满了阳光与温暖。“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诚哉斯言。我本来拿到稿子就想告辞。张先生却说稿子是手写的，让我仔细看一下，有没有我认不出来的字，省得排版时给报社的同志带来麻烦。我看的时候稍有疑惑之色，张先生就主动加以解释。后来又有一次见着张先生，听他说要搬到蓝旗营了，会换个大房子。我心下也替先生欣喜。

    曾经约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的王霁教授写过一篇文章。该文发表后，被《人民日报》的一个内部刊物转载，王先生也特地向我表示感谢。记忆中印象深刻的还有山西的韩石山先生。他发了一篇稿子，有个小错误，即在下期来信主动要求登出更正，内有一句话：“错了就是错了。”一如其“酷评家”的风格。而每年春节前，也都会收到作家斯妤女士的漳州水仙。

    山东的丁国强先生、江西的文先国先生等，居于市县，做着本职工作，思想却总在碰撞着我的头脑。他们是那样勤奋，差不多每月都有一篇稿子寄给我们。那时读书报一版的“读书人语”栏目，就常常听到这些民间的、基层的声音。高校里的学子们，也用他们青春的智慧支持着我们这张青春的报纸。曾有一位北大的女同学得知我们发了她自投的一篇书评后，骑自行车从北大到虎坊桥（当时本报的所在地）表示要成为我们的社外作者。

    读者是报纸的衣食父母。这话俗是俗了点儿，可你能想到比这句话更好的表达方式吗？是父母，对我们当然是有鼓励，也有棒喝。

    曾编过一篇稿子，题目中有“煌煌巨著”一词，庞朴先生专门写来一信指出“煌煌”是“皇皇”之误，并对二者之区别详加说明。正是像庞先生一样的读者，维持了祖国语言文字的纯洁。也有读者就某一问题提出看法，常常让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去思考。也有读者为把版面办得更好向我们献计献策。我们犯了错误，读者总是以理解的态度对待我们。20年风雨，是读者支持读书报一路走到了今天。

    采访台湾著名作家陈映真先生时，那些没有刊登出来的文字其实是最打动我的。已经六七十岁的陈先生和他那些在北京的、同样年纪的保钓伙伴们，谈起保钓运动神采飞扬。那种年轻，才是真正的“年纪不是问题”。于我，那是头一次详细了解了70年代初在台湾发生的保钓运动，也是头一次亲身而真切地感受到了“我们是一家人”。

    读书报20岁了，我混迹其中6年，认识了很多人，知道了很多事，学到了很多东西，得到了很多友情。这6年，我成长了。现在仍有朋友批评我社会年龄太小，我却不甚在意，因为这是我的大学和《中华读书报》给予我的。我宁愿一直保持这种心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