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业史上一段佳话

    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了张守广著《卢作孚年谱长编》（下称《年谱长编》），在140万字的浩瀚史料中，出现了陈铭德和邓季惺的名字，这在过去的年谱中是从未有过的，不失为一个重要补遗。

    陈铭德、邓季惺夫妻双双献身于报业，被誉为“报业大王”和“报界鸳鸯”，早就在中国，甚至海外报业界名闻遐迩。1929年9月，陈铭德在南京创办《新民报》（即当今上海《新民晚报》的前身），确立“吃自己的饭，出自己的汗，说自己的话”；“传达正确消息，造成健全舆论，促进社会文化，救济知识贫乏”的办报方针，在民营报业中独树一帜。他的夫人邓季惺于1937年6月加入报社，从此陈铭德主外，邓季惺主内，夫妻联袂携手，很快成立了股份有限公司，从家庭作坊式经营转为现代企业管理，使该报在激烈的竞争中迅速发展。抗战爆发后迁往重庆，到抗战后期，仅重庆、成都两地的日刊和晚刊的发行量就超过10万份，当之无愧地成为后方报业之“翘楚”。抗战胜利后，南京《新民报》复刊，上海版、北平版相继开办，在短短一年时间内就形成了新民报系五社八刊的版图，即重庆、成都、南京三地的日刊、晚刊及北平的日刊和上海的晚刊，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民营报纸。

    《年谱长编》1937年7月1日项下有这么一段文字：“新民报股份有限公司在南京成立，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社长萧同兹为董事长，常务董事有彭革陈、梁寒操、王漱芳，董事方治、卢作孚、李泮香、张廷休、陈铭德、邓季惺、罗承烈、赵纯继，总经理为陈铭德，经理为邓季惺，总主笔为罗承烈，总编辑为赵纯继等。后来邓季惺回忆：‘铭德邀卢参加董事会，主要是借重他当时在国内的声望。’”（陈德铭、邓季惺：《〈新民报〉二十年》，《文史资料选辑》第63辑（合订本第22卷），中国文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97页）卢作孚当时是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抗战中出任交通部常务次长、全国粮食管理局首任局长。他没有辜负陈铭德夫妇的期望，先后引荐了“四川众多的民族资本家古耕虞、胡子昂、何北衡等都对《新民报》有大大小小的投资”（杨雪梅著《陈铭德、邓季惺与〈新民报〉》第73页，中华书局2008年8月版）。抗战爆发后，在南京陷落前7天，《新民报》果断决定从南京迁往重庆，经卢作孚关照，其机器设备、人员物资搭乘民生公司最后一班船撤退，该轮船长是陈铭德同乡、四川长寿人雷治策。《新民报》也竭尽所能为社会各界，包括实业界的朋友做宣传推广，例如1935年《新民报》就接连发表了卢作孚的两篇文章《广西之行》和《和谐运动的具体意见》。向以贴近平民、注重社会新闻和副刊的《新民报》，能发表卢作孚这两篇思想理论性较强的文章是不容易的。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卢作孚与陈铭德、邓季惺及《新民报》的关系非同一般。杨雪梅所著《陈铭德、邓季惺与〈新民报〉》一书，因“卢作孚与陈铭德、邓季惺夫妇的关系非常好”，而用了两页多的篇幅对卢作孚作了特别介绍。

    从陈铭德《纪念卢作孚先生诞辰九十五周年》一文得知，他与卢作孚相识于1924年，当时陈铭德在成都《新川报》工作，卢作孚则在创办和主持成都通俗教育馆，实施他为“将整个中国现代化”而做的示范，即三大现代集团生活试验的第一个试验（第二个试验是民生公司，第三个试验是北碚现代化乡村建设）。陈铭德心目中的卢作孚“为人坦荡耿直，对朋友真诚，他是我的益友，也可以说是我的良师。”并把卢作孚对他说的“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几个字，深深埋在心中，作为他“一生搞新闻工作的‘座右铭’”。“不论在什么环境和政治压力之下，我总想方设法让所办的报纸尽可能忠实反映客观现实。”而邓季惺认识卢作孚似乎更早，她1921年在重庆的四川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念书时，卢作孚、恽代英、肖楚女、张闻天都在那里任教。

    卢作孚与陈铭德、邓季惺在事业上相互支持，与他自身的经历也有关。他年轻时做过记者，曾根据一位从拉萨经商返回成都的商人秦君安的口述，撰写了《西藏往事的谈话》，在《川报》上发表，引起了社会各界对西藏边政问题的关注（卢尔勤、卢子英：《早年的卢作孚和民生公司》，《文史资料选辑》（全国）第74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115页）。“五四”运动时期他先后担任《川报》编辑、总编、社长，使《川报》成为宣传新文化的喉舌和旗帜。1925年他发起成立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后，创办了《新世界》杂志（半月刊），在企业内外造成广泛影响。1927年出任四川江巴璧合四县特组峡防团务局局长，展开以北碚为中心的嘉陵江三峡地区现代化乡村建设时，他又创办了《嘉陵江日报》《北碚月刊》等报刊。1935至1937年担任四川省建设厅厅长期间，他主持出版了《建设周讯》。可以说，卢作孚的一生都很重视并亲自参与新闻媒体工作。

    卢作孚和陈铭德、邓季惺不仅是事业上的合作者，更是精神上的知音和挚友。1939年12月1日，卢作孚应陈铭德之邀，在新民报社举行的国民月会上发表《新闻事业与社会运动》（卢作孚：《新闻事业与社会运动》，《新民报》1939年12月2日第2版，已收入北大出版社2012年版《卢作孚文集》第387页）的演讲，他说：“新闻事业是随处可以影响社会的周围，换言之，即随处都可以创造事业，成为社会运动的中心，但中国有个坏的毛病，总以为主持者才是负责人，不是大家的事。我们应当个个人都是中心，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工作，那每一个人每一个工作即须变成功一个事业的中心，这样，自能共同创造有力量的运动，希望《新民报》以小型报创造最大的力量，为社会上的中心力量。”卢作孚生前留下数以百万计的著述，但专门论及新闻的似乎只有这一篇。无独有偶，陈铭德将一生献给了新闻事业，为社会、为民众提供了海量的信息和文章，但自己留下的论述不多，1936年2月25日他应邀在南京的“冬令讲学会”上演讲《我国的新闻事业》，据说是唯一一次完整的演讲。其中说道：“新闻事业的对象，原为极复杂的全社会，社会是什么呢：人与人和人与物之间所发生之诸种现象行为，都可以包括在内。新闻事业既以全社会为其对象，所以从事新闻事业者必须能眼光注射到全社会，乃能魇其欲望，而无愧于‘为社会立言’之原则。”（杨雪梅著《陈铭德、邓季惺与〈新民报〉》第36页）可见他们有着极其相似的抱负和眼光。

    卢作孚与陈铭德、邓季惺的深情厚谊还延续到他们的后代。卢作孚的长子卢国维有这么一段回忆：1937年他在上海中学读书时，“中间的寒假，父亲鼓励我旅行，提了南北两条线路给我选择。时因北平局势紧张，我选择了南线，即从上海经杭州、南昌、九江、南京回上海的一线。途经南京见到父亲老友、《新民报》创办人陈铭德先生时，陈说父亲曾建议他向我‘抽税’，即要我交一篇旅游见闻稿。我回到上海写好后寄给陈老伯，约一周后陈将刊载我游记的报纸寄给了我，并在信上夸说我写得好，盼望以后继续投稿。”（卢国维：《父亲对子女的教育》，引自卢晓蓉著《我的祖父卢作孚》第60页，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年5月版。）巧的是，陈铭德创办《新民报》之前在《大中华日报》工作时，该报的负责人陈学池正是卢国维后来的岳父即卢作孚的亲家，可惜陈学池英年早逝，没有等到女儿结婚的那一天。陈学池对《新民报》也给予了很大支持，陈铭德和邓季惺晚年常在卢国维、陈训方面前提及。

    1952年2月，卢作孚不幸去世，黄炎培在日记里写道，他一直与张澜、周孝怀、何迺仁、何北衡以及陈铭德、邓季惺等人频频往来，交流相关信息，大家都陷于悲痛之中（黄方毅待刊稿《“君为一大事而死乎！君应为一大事而生”》）。卢作孚的死，“成为陈铭德与邓季惺心中永远挥不去的痛楚”，尽管他们倾注毕生心血创办的新民报系其后也遭遇停刊，夫妻双双又被打成右派，但“他们把卢家的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杨雪梅著《陈铭德、邓季惺与〈新民报〉》第74页）卢作孚的长女卢国懿1948年赴美留学后定居美国，1977年第一次回国探亲，就与母亲一起住在陈铭德、邓季惺位于前门的家中。陈铭德还将卢国懿回国的情况报告了统战部，时任全国政协的秘书长彭友今等领导特地到前门住处看望了卢作孚遗孀蒙淑仪和卢国懿。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的罗青长也在人大会堂宴请卢国懿，卢作孚的小女儿卢国仪作陪。

    “四人帮”横行的时候，卢作孚的亲属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不公正待遇，孙子辈有好几位被剥夺了升学权利。上世纪80年代初，卢国仪代表家属到北京反映情况，陈铭德和邓季惺予以热诚关怀，不仅邀请卢国仪住在他们家中，还亲自帮忙修改和报送申述材料。在胡耀邦先生的亲自关照下，四川省委统战部于1980年9月4日为卢作孚作了一个结论，称他“为人民做过许多好事，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与此同时，陈铭德还亲自写了一篇纪念卢作孚的文章，刊登在民革的《团结报》上。1982年，晏阳初在菲律宾写下《敬怀至友卢作孚兄》一文，也是陈铭德出面请《团结报》发表。晏阳初在文中写道：“我一生奔走东西，相交者可谓不少；但惟有作孚兄是我最敬佩的至友。”

    在陈铭德、邓季惺等卢作孚老友的促请下，中央统战部责成全国工商联，于1988年4月30日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了卢作孚先生诞辰95周年纪念会。多位党和政府领导人以及卢作孚的亲朋好友出席了会议，陈铭德和邓季惺也在其中。梁漱溟的书面发言表示：“作孚先生是个杰出的实干家、事业家，是个精神志趣超旷不凡的人！我们应当永远向他学习。”卢作孚在身后36年能享此殊荣，与陈铭德、邓季惺的至真至诚、尽情尽义密不可分。而卢氏后人对他们的感激之情，也将世代相传，永不湮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