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运》《革卦》的“己”“已”“巳”之辨

    几年前，为《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编辑华东师范大学青年学者陈赟教授的《“浑沌之死”与“轴心时代”中国思想的基本问题》初稿。作者引用《礼记·礼运》孔子讲“大同”“小康”的那段话，笔者觉得其中四个“已”字当作“己”：不是“不必藏于已”“不必为已”“货力为已”“以功为已”，而是“不必藏于己”“不必为己”“货力为己”“以功为己”。

    有疑问就得核实。查清代学者阮元（1764—1849）校刻、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的《十三经注疏》，《礼运》开篇的这四个字确实刻作“已”：

    昔者仲尼与于蜡宾，事毕，出游于观之上，喟然而叹。仲尼之叹，盖叹鲁也。言偃在侧，曰：“君子何叹？”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已。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已。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阮元还为“不必藏于已”写有校勘记：“闽、监、毛本同，嘉靖本同。惠栋校宋本‘巳’作‘已’。宋监本同，石经同，岳本同，卫氏《集说》同。下为‘已’，并同。”众多版本之中，只有宋本原作“巳”；惠栋（1697—1758）改“巳”为“已”，可能与其他各本作“已”有关。

    笔者初读陈赟文章的那份感觉，倒也没有错。盖因现在人们所读的《礼记》整理本均已改“已”为“己”，譬如孙希旦（1736—1784）的《礼记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康有为（1858—1927）的《礼运注》（楼宇烈整理）以及陈戍国的《礼记校注》。陈赟的文章最终用李学勤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十三经注疏（整理本）》做注释，所以见诸发表版的是“己”而不是“已”。

    包括《礼运》在内，“己”字过去何以会写成或刻为“已”乃至“巳”呢？我们这代人的国学功底差强人意，自然无法解答这类问题。但是，笔者从此却对“已”字的使用留意了起来。那时刚好为《现代哲学》2010年第5期编校香港中文大学刘笑敢教授的《道家视野看风云》，文中有段话引起了笔者的关注：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恶已。皆知善，斯不善矣。”（这里用的是帛书本）如果天下的人都以某一种美作为美的标准，这就变成丑了。这里的“恶”是丑的意思。天下皆以某一种善作为善的标准，这就出了不善。这里的关键是“皆”字，“全都”一样，就会走向反面。

    刘笑敢引的《老子》这句话，我们可据尹振环的《帛书老子释析——论帛书老子将会取代今本老子》一书，查到原文出自帛书《老子》第68章：“天下皆知美为美，恶已；皆知善，訾（恣）不善矣。”尹书给出的订文为：“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恣]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恣不善矣。”并译作：“天下的人都知道美的是美的，那就放纵恶了。天下的人都知道善的是善的，那就放纵不善了。”与原文“天下皆知美为美”相比，订文为“天下皆知美之为美”，多了个“之”字，又是为什么？

    查孙以楷（1938—2007）先生的《庸堂文存》第一种《〈老子〉注释三种》，甲本作“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恶已；皆知善，訾（斯）不善矣”，乙本作“天下皆知美之为美，亚（恶）已；皆知善，斯不善矣”，均出自帛书《老子》下篇第46章；孙书还指出：甲本的“之”字，是据乙本校补的。

    上面讨论的帛书《老子》一语，今本《老子》第2章作：“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陈鼓应的《老子注译及评介》译为：“天下都知道美之所以为美，丑的观念也就产生了；都知道善之所以为善，不善的观念也就产生了。”略加对比，可知刘笑敢的译文更为精准；而且，帛书本的“不善矣”，今本作“不善已”。

    到现在为止，我们由《礼运》的四个“已”字引发，附带说到《老子》帛书、今本的“已”字，尽管有些离题，倒也切合札记这一文体的本性。古人为何爱写札记？愚见以为，就是因为这比比、那比比，不作惊人之语，但求博而后约、杂中求专，其实是在不断地丰富并充盈自己，乐趣自在其中！我们今天也得有此“日知录”的情怀，不能做什么都讲“资治通鉴”或者“边际效应最大化”，一味地算计那些核心期刊文章或者基金项目尤其会让学者变得市侩起来。《礼运》那四个“已”字，现在写作“自己”的那个“己”，何不多多揣摩一番其间的寓意？！

    记不清哪一天，不经意地读到南宋洪迈（1123—1202）《容斋续笔》卷2的“义理之说无穷”条，有种惊喜刹那间荡漾于心头。且看江西人洪迈所说：

    经典义理之说最为无穷，以故解释传疏，自汉至今，不可概举，至有一字而数说者。姑以《周易·革卦》言之：“已日乃孚，革而信之。”自王辅嗣以降，大抵谓即日不孚，已日乃孚，已字读如矣音，盖其义亦止如是耳。唯朱子发读为戊己之己。予昔与《易》僧昙莹论及此，问之曰：“或读作己（音纪）日如何？”莹曰：“岂唯此也，虽作巳（音似）日亦有义。”乃言曰：“天元十干，自甲至己，然后为庚，庚者革也，故己日乃孚，犹云从此而革也。十二辰自子至巳六阳，数极则变而之阴，于是为午，故巳日乃孚，犹云从此而变也。”用是知好奇者欲穿凿附会，固各有说云。

    洪迈的“己”“已”“巳”之辨先得我心之所同然，但上面这个条目却有不少地方值得辨析。最突出的是洪迈所引《周易·革卦》的第一个字及其在全卦的写法，传世本有三种表述：第一种作“巳”，以阮刻《十三经注疏》收录的影印本《周易正义》为代表，另有高亨（1900—1986）的《周易古经今注（重订本）》、李镜池（1902—1975）的《周易通义》与陈戍国的《周易校注》等，甚至中国书店1994年出版的朱熹（1130—1200）注《周易本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苏勇校注本朱子《周易本义》亦是如此；第二种作“已”，主要有王弼（226—249）的《周易注》；第三种作“己”，例如尚秉和（1870—1950）的《周易尚氏学》。这三种表述之中，“巳”用得最多，“已”或“己”用得较少，呈现出《革卦》在誊抄、刻印上的多样性、复杂性。

    为了把问题讲得更清楚，再过录顾炎武（1613—1682）《日知录》卷1“已日”条：

    《革》：“已日乃孚。”“六二”：“已日乃革之。”朱子发读为“戊己”之“己”。天地之化，过中则变，日中则昃，月盈则食，故《易》之所贵者中。十干则戊己为中，至于己，则过中而将变之时矣，故受之以庚。庚者，更也，天下之事当过中而将变之时，然后革，而人信之矣。古人有以“己”为变改之义者，《仪礼·少牢馈食礼》“日用丁己”注：“内事用柔，日必丁己者，取其令名，自丁宁，自变改，皆为谨敬。”而《汉书·律历志》亦谓“理纪于己，敛更于庚”是也。王弼谓“即日不孚，已日乃孚”，以“已”为“已事遄往”之“已”，恐未然。

    下面，我们以王弼、朱熹、昙莹（生卒年不详）为主线，看看《革卦》的“己”“已”“巳”之辨究竟是怎么回事。

    首先看王弼与“已”。《革卦》用“已”，可以视作王弼的传统。洪迈、顾炎武的引文作“已”而非其他，足见这一字形传统的影响之大。王弼注“已日乃孚”云：“故革之为道，即日不孚，已日乃孚也。”（《周易注》下经《革》）洪迈指出王弼读“已”如“矣”，此乃明其字音。顾炎武则不太认可王弼以“已”为“已事遄往”之“已”，此乃辨其字义并略加批评。

    其次看朱熹与“己”。洪迈、顾炎武都提到朱熹把《革卦》的“已”，读为“戊己”之“己”。这种读法其实并不是朱熹的首创，尚秉和的《周易尚氏学》卷14指出：“顾炎武《日知录》，谓朱子发读为‘戊己’之‘己’，当从之。按虞氏注云：‘离为日，孚谓坎，四动体离，故己日乃孚。’是虞氏亦以离为己日，读为‘戊己’之‘己’明甚，而非始于朱子发。”凭常识推测，朱熹有可能受过虞翻（164—233）的影响。这里有些遗憾的是：洪迈、顾炎武没有表彰虞翻的先驱之功，同样也没有学者为我们出具朱熹发读为“戊己”之“己”的第一手文献资料。

    朱熹变其音为“己”，目的是为了易其义——把“已”解释为“变改”。顾炎武即举《仪礼》《汉书》两例，佐证古人有以“己”为“变改”之义者。《汉书·律历志上》所说“理纪于己，敛更于庚”，是个恰当的例证。另一个例证则有点复杂：《仪礼·少牢馈食礼》所言，考诸阮刻《十三经注疏》本《仪礼注疏》以及姚际恒（1647—约1715）的《仪礼通论》，均不是作“己”，而是作“已”；作“己”而非“已”者，见诸杨天宇的《仪礼译注》。“日用丁己”符合天干传统，其义自然胜过“日用丁已”。《仪礼》有作“已”的版本，也有作“己”的版本，又见我们讨论的这个问题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最后看昙莹与“己”“巳”。洪迈受学识所限，认为朱熹读《革卦》的“已”为“己”很特别，并以此请教精通《周易》的高僧昙莹。昙莹答曰：从天干看，可以读作“己日乃孚”，犹云从此而革；从地支看，可以读作“巳日乃孚”，犹云从此而变。洪迈觉得昙莹的读法穿凿附会。实际上，顾炎武引的《汉书》以及源远流长的天干地支传统，正是昙莹之所本。有必要抄下《汉书·律历志上》这段话：

    天之中数五，地之中数六，而二者为合。六为虚，五为声，周流于六虚。虚者，爻律夫阴阳，登降运行，列为十二，而律吕和矣。太极元气，函三为一。极，中也。元，始也。行于十二辰，始动于子。参之于丑，得三。又参之于寅，得九。又参之于卯，得二十七。又参之于辰，得八十一。又参之于巳，得二百四十三。又参之于午，得七百二十九。又参之于未，得二千一百八十七。又参之于申，得六千五百六十一。又参之于酉，得万九千六百八十三。又参之于戌，得五万九千四十九。又参之于亥，得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此阴阳合德，气钟于子，化生万物者也。故孳萌于子，纽牙于丑，引达于寅，冒茆于卯，振美于辰，已盛于巳，?布于午，昧?于未，申坚于申，留孰于酉，毕入于戌，该阂于亥。出甲于甲，奋轧于乙，明炳于丙，大盛于丁，丰?于戊，理纪于己，敛更于庚，悉新于辛，怀任于壬，陈揆于癸。故阴阳之施化，万物之终始，既类旅于律吕，又经历于日辰，而变化之情可见矣。

    综上所述，从洪迈、顾炎武的札记看，王弼、朱熹、昙莹成就了《革卦》的“己”“已”“巳”之辨。收入中华书局1980年版《王弼集校释》的《周易注》，录自阮刻《十三经注疏》本《周易正义》的王弼注。以《革卦》为例，为何前书作“已”，后书作“巳”呢？另外，仿佛是为了靠近地支传统，作“巳”的《革卦》版本多于作“已”或“己”的《革卦》版本；在此过程中，南宋《易》僧昙莹当年那番高论起过作用吗？

    面对易学家、文献学家才有能力回答的这些问题，笔者想起了戴震（1723—1777）的《与是仲明论学书（癸酉）》所言：“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经学难，其中的小学尤难。我们这代人惟有不急功近利，不写急就章，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方能有一小部分“才非天成，全在勤奋”的人，慢慢变成这方面的行家里手。这篇主要取材于《周易·革卦》《礼记·礼运》的“己”“已”“巳”之辨，或可视作笔者践履东原遗训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