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上海书展”的中央大厅主会场,著名作家、江苏省作协主席、党组书记范小青携最新长篇小说《我的名字叫王村》与读者互动交流,分享文学带来的愉悦和感悟。省作协副主席、青年作家鲁敏客串嘉宾主持,就这部长篇的创作过程和艺术创新与范小青进行了颇有意味的文学对话。
《我的名字叫王村》有一个夺人眼球的开头:“我的弟弟是一只老鼠。”随即以叙事者“我”向读者娓娓道来:弟弟是一个把自己想像成一只老鼠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由于他的举止、生活习性都和老鼠相同,给他人带来了很多麻烦,尤其是阻碍了家中其他兄弟姐妹的婚事,使家人蒙羞,所以在带弟弟去看精神科医生无果后,一家人商量派“我”去“把弟弟丢掉”。但这一理性对疯癫的排斥却并不如福柯描述的那样理想化,也并没有因为弟弟被确定为精神分裂而导致所谓理性与非理性的“对话的破裂”。相反,从“我”带弟弟看病开始,疯癫与非疯癫、理性与非理性纠缠不清、界限模糊,甚至理性常常有被疯癫战胜、同化的危险。作者以轻灵的叙事,行走于时代厚重的地表,并用黑色幽默的手法,重现了由人性和逻辑恣意编织而成的荒诞空间。
在与鲁敏的对话中,范小青谈到自己写作近40年,创作了19部长篇小说,在与文学共同成长的过程中,她不仅收获了丰硕的成果,也寻找到了一方属于自己的净土。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在被琐碎的事务困扰之时,写作成了她宁静内心的港湾。她的长篇小说《裤裆巷风流记》、《城市表情》、《女同志》、《赤脚医生万泉和》、《香火》等,无论在主题,还是艺术手法上都能读出作家自觉的探索精神,拒绝重复的警醒意识,给读者以期待和惊喜。
《我的名字叫王村》同样折射出范小青在文学创作上的自我突破与不断创新的追求。小说通过“寻找”的过程,涉及当下社会的许多层面,精神病院、社会救助站等人们熟悉或不熟悉的领域,并且更多的糅进了当代社会的典型元素,现代科技的触角已经渗透进了每个人的生活,人们一方面厌倦这种束缚,一方面又无法摆脱对它的依赖,这就是现代科技对每个人生活的影响。范小青谈到小说中有一个有意思的细节,主人公“我”与未婚妻的三次关键的见面,都是通过短信来完成的,这就是现代科技的便捷与好处,有些话见了面很难开口,这中间有冷漠也有温情。
范小青坦言,写作了大半辈子,却从来没有厌倦过,同行和读者都惊叹于她如此高的创作量,以及每部小说给人带来的阅读惊喜。她开玩笑说,我的电脑屏幕够大,双屏的,一半写小说,一半写工作报告。
范小青的小说始终以创作现实题材为主。她的小说很多都是写农民、农民工、写小市民、写小科员,在这些看似卑贱的社会底层人物身上,能够更直观更深层地体现当代社会许多本质的东西,人性的迷失、精神的断裂等等。范小青说,写小人物,是她的写作习惯或者说是命定的东西,这是她切入问题的角度和方式,她谦虚说写“高大上”不是她的擅长。
《我的名字叫王村》同样描写了一群底层生命的生存状态,这不仅仅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命体,更是哲学意义上的生命状态,是形而上的。“王村”是一个喻象,处处皆是“王村”,每个人的名字都可以叫“王村”。
“我”把“我弟弟”丢了,“我”又要把“我弟弟”找回来,这个过程也不妨理解为“寻找自我的历程”。“寻找与回归”,一直是范小青小说的母题。范小青说,在这部长篇小说中“寻找”只是一个载体,主要还是写回归,写人对土地的依恋与回归。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土地发生了巨变,而农村土地的遗失更多的是非正常的变化,这种变化让人迷惑,让人无所适从。人类的皈依在哪里?每个人心中都有回归的情结,但这种回归只能是精神意义上的,由于对回归的渴望与无法回归的遗憾,写作者就是靠这种精神上的追求来完成自己的文学作品。
每一个作家在创作过程中都有对自己作品的构思和整体考量。在这部长篇小说中,作者突破惯常的叙事模式,采用了双主人公的设置,同时又是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视角,阿来的《尘埃落定》和贾平凹的《秦腔》曾有过类似的尝试,但《我的名字叫王村》对经典的叙事模式有两个创造性的突破。
双主人公的视角是“我”与“我弟弟”,时分时合,又如影随形,在小说,反复出现“我就是我弟弟”,“我不是我弟弟”,“我就是我”,“我不是我”等绕口令式的迷径,描绘出现代人迷失自己,想寻找自己又根本无法确定的荒诞。另一个技巧上的创新是把这种工具化的模式自然地转变成了叙述的内容,对当下乡村百态进行了解构和观察。范小青说,这样的设置是想通过侧面来写人生的疑惑与不确定,在人的一生中有许许多多解不开的迷惑和疑团,有许许多多的未知和不确定,如果用正常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不正常的世界,显得无趣和苍白,所以,试图用不正常的眼光来看这个不正常的世界,会产生双重的变形的效果,荒诞、离奇,写起来更有趣味。从写作中获得乐趣,同时也带给读者阅读的乐趣,范小青说,这是文学带给她的人生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