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发见、阐释与理论自觉

    由李壮鹰先生主编的十卷本《中华古文论释林》面世以来，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反响。该书从先秦直至近代，体例上包含了选文、校勘考订、文本评注和理论阐释，堪称工程浩繁，成就卓著。

    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确立，至今尚不足百年。作为一门新学科，它的研究对象似乎就是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与批评。当编纂一部大型的材料丛书时，会遇到一系列至关重要的学术问题，而这些问题，又会对学科的理论建构产生直接影响。具体而言，首先，文本的选择要基于漫无边际的古代文献，工作总量之大，可能超乎一般的想象。中国传统学术与西方存在着一个重要的不同，就是西学更注重分途和分科(我们今天包括中国文学批评史在内的现代学科意识，就是来自西方的传统)，各门学术之间的界限比较清晰，所以材料的分布也相对集中。可是中国古代学术更重在相通与相融，比较排斥分科和界限的划定。“四部分类”只是一个典籍整理和归类的权宜之计，以现代的学科意识去衡量，存在着不同层面的相互交融，尤其是集部与子部，界限非常模糊。再加上中国古代文献累积的总量极大，在这样一个浩繁的范围内爬梳剔抉，工作之繁重可想而知。虽然不是王国维所指的地下出土物，却仍不失为“发见”的工作，而且常常要比地下之物的发见更为得之不易。从完成的《释林》来看，所选正文逾750篇，加附文超过3000篇，无论总量抑或选取范围，都大大超越了1979年郭绍虞先生主持增补的四卷本《中国历代文论选》。四卷本《文论选》基于1964年版的《文论选》，在学科建立的早期发挥了重要的参考作用。而目前的十卷本《释林》，又将这门学科的研究基础向前推进和夯实了一大步，为古文论和古典文学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搭建了一个更为宽广的文献平台，作为迄今规模最巨的文论元典选本。

    其次，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学科发展，实际上任然存在着一个接续传统的问题。这是因为百余年来，我们和传统之间的裂痕和距离不断地加剧，所以陈寅恪所说的“了解之同情”的问题不仅仍然存在，而且可能更加严重和急切。通过“退却”的方式重新“返回”，“‘退’就是为了‘回’，而且也只有在‘退’的阶段中才能创造出‘回’的条件。”《释林》对于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意义和价值正是如此。若要更好地反思中国文学批评传统的内在品格和独特价值，回归原典不仅是必须的，而且是首要的条件。选文与释评工作因为不可避免地要关涉到诸如文学意识、学科观念和史学建构等相关重要的学术问题，所以需要编者具备综合而深厚的学养，才能胜任此项工作。换言之，材料的发见与阐释始终伴随着高度的学术要求。这部《释林》的一个特点，就是以注带释，注释并重。注是文本古义的疏通，征引书目1000余种。不仅抛弃了以往注本中的一些陈旧认识，而且利用了近来文字学、考古学乃至文化人类学的成果，说解令人耳目一新。释义则注重理论的延伸乃至文化的探讨，摒除或纠正了旧注本因时代局限造成的陈旧观念和不恰当的评价。此外，各分卷借助《前言》对中国文学批评发展的不同阶段作出了鸟瞰式的综论。对不同阶段、不同文论观念和思潮的缘起和发展脉络进行了描述、分析和评价，带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史学意义。

    《释林》在考评和论析上的这些推进工作，重新印证了解释学在回归原典、反本开新中的重要意义。尽管《释林》的初衷是材料蒐集性的，但它的某些工作已超乎材料本身所能带给我们的启示。由个别材料与整体精神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带来的观念变更和范式调整，甚至让人感到中国文学批评史也许在不久的将来会面临学科重建的要求。

    在进行自我寻根和理解的同时，中国文学批评史建设和发展的另一个维度是如何应对西方文学理论的问题。这种应对，不仅意味着通过对西学的接受，重新理解和评价中国传统，而且应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上，形成“比较文论学”的意识和方法。我们所谓的“比较文论学”，强调的是要力求改变中国传统文论在当代国际学术界失语状况。平等的对话有赖于理论自觉，由自觉以求自信、自强，而要实现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理论自觉，首先要摆脱西方的话语系统乃至范式，建成自身的系统。发源于轴心时代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所秉承的实际上是一种“大文论”的观念，与西方近代“纯文学”的观念是十分不同的。可是中国近百年来文学批评史，接受的恰恰是西方纯文学和小文论的观念，以此观念介入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势必造成一系列的理解和评价的偏误，不利于回到问题本身。而中国古代“大文”的观念，按照我们的理解，不但不是由于认识能力的不足或思维模糊的局限造成的，而且是中国文化所坚守的独特观念，甚或造成中国文学历史展开的某种优长，具有精神整体的地位。只有对此“大文”的精神整体予以了解之同情，中国文学与文论独特的品格和价值才能得到正面的认识与公允的评价，中国文学观念理论的“演进”说、“复古”说、批评范畴及特征等核心问题，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释林》在把握对象的经典性和纯粹性的同时，也强调了选文与注释开放的原则，即力求通过“点、面结合，史、论结合，疏、证结合，文意的释诂与观点的评述结合，集注和新注结合，辑评与新评结合。”由此“通过领略文本而获得一个立体的历史时空感。”可以说是贯彻了反本开新的理路。要之，文学理论史材料的发掘、整理与阐释既是学科建设和推进的基础工作，其意义却不限于基础本身。《中华古文论释林》应时代之需，将此基础进一步扩大、夯实，并贡献出新的理论思考，它对今后古文论的研究乃至古典文学的研究，必将产生深远影响。